第十一章挺直中国脊梁
泱泱大国历史五千年，巍巍华夏文化最灿烂。在世界上，中国文化是没有断层的，这是靠中国文化精英们，延续挖掘，薪火相传，推广发展。
在抗日战争苦难的岁月里，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李庄人同来李庄的文化精英们，挺直了中国脊梁，使李庄成为当时中国后方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那时，学界精英聚首李庄，大师云集，星光璀璨。可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困顿，几乎到了饥无食物，病无医药的窘迫地步，所过日子，苦不堪言。
遇居李庄的大师们，在这样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咬紧牙关，挺直脊梁，潜心学术，愈挫愈勇，撰写出诸多皇皇巨著，学术论文，以及发现的举世罕闻之谜，均诞生于这个川南小镇，出自简陋的民居房屋里。
李庄虽然没有战火硝烟，之前他们的生活苦是苦，但还可以自耕自足，勉强能吃饱饭，过着平静的生活。而这时突然来了上万的“下江人”，这给本来就是节衣缩食的当地人，带来了生活更加困难的状况。
“下江人”陆续搬来李庄，最多时人数达到12000多人。这让李庄的粮油、副食品供应紧张，日用品暴涨，各种物价像芝麻开花——节节攀升。油盐柴米翻了四五倍，饼干糖肉涨价更猛，已涨到“下江人”来之前的八倍以上，有的日用必需品，如肥皂、牙膏、点灯的桐油、做衣的布匹，已经成了奢侈品。
过惯了苦日子的当地人，对生活的艰难或多或少还有些思想准备。然而，当地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上万的“流亡”学术团体，不仅反映出他们古道热肠的博大心胸，也表现出了损家纾难，抗日救国的家国情怀，豪迈气概。
而那些刚来李庄的机构、学子们，有时真的吃了上顿又愁下顿，日子过得苦难而又有莫明其妙的后顾担忧。
抗日战争前，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的职员，那时他们的薪水是很高的。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就下发出通知，生活费暂按以下规定执行：薪金60元以下者照发，60元以上者暂支60元。
换句话说，像傅斯年、李方桂、梁思永、董作宾等著名教授，他们过去的待遇优厚。而他们来到李庄之后，拿到手的薪金，只相当于以前的十分之一，完全降到了基本生活水准以下。还要盘家养口，这点钱无异于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日。
在动**贫困的岁月里，那些搬迁来李庄的机构，他们当时最主要的供给，就是每个月时断时续地发放口粮，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往往他们一日三餐，只能吃一个烤红苕、或一碗稀饭、一盘青菜、一碟泡菜……
那时，栖身在李庄的大师们，假若能在伙食团，吃上一碗宜宾燃面，那简直就是一次最为奢侈的口福了。如果闻悉哪家杀只鸡，或在水码头买了一条鱼，大家就会不请自到，共同分享美食。
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十条黄狗九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知识分子的地位，像普通民众一样，滑落到生存的绝境边缘。
以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李清泉等为首的李庄绅士们，当时夸下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海口”，如今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尽千方百计，兑现承诺。
为此，罗南陔等人积极地向当地居民宣传动员，发动群众支援抗战，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下江人”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们还四处奔走，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以求得各级各方面的帮助，从外地购买了大批急需的食品，来供给“下江人”。
当时，驻李庄的机构，教育部每月的供给，是根据他们月初呈报的物价指数，按物价上涨倍数核发工资。后来物价又上涨了若干倍，教职员工领到工资后，已买不到生活所需的物质了。
继后，国民政府才采取除工资外，另发实物的办法。当时叫作券贴。他们按家庭人口计算，从六市斗到一市石（约50斤），职工一律六斗，学生二斗。其办法是每月供给，由学校按各人应得数量发给米贴票，持票人可以凭票领取米。米的来源由南溪县粮食储运处按月照拨，用船运回李庄供应。
一天，中央研究院的每一个职员，都接到一张由文书室送来的函，函里写道：“顷接总办事处函，关于教职员工的食米，拟依据需要发给实物，即请尽快填报寄处。”
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按表格填写了内容。没有想到，后来得到的大米——全部都发霉变质了。
同济大学事务处主任朱兰江，他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的堂弟。一次到南溪县运米时，朱兰江竟勾结储运处部分承办人员、本地奸商，共同舞弊，将在县城拨给的食米3000多市石，以高价盗买给重庆米商。然后，朱谎称米未拨到，使校内很长一段时间，无粮供给。
这样一来，米贴便成了空头支票。而有人却暗中勾结本地奸商，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或更低的价格，收购员工所持米贴票。教职员工因久久领不到实物，不得不忍痛贱卖米贴票后，再添钱以高价在市场购买粮食。
在小小一个镇的市场上，需要的食物销售量很大，因而，价格波动更大，物价飞涨，给广大教职员工造成了生活上的极大困难。
面对物价飞涨，物质匮乏的困境。罗南陔等当地政要绅士，他们出面，为“下江人”解决必要的生活所需，操碎了心思，想方设法，四处奔走，协调各方关系。
一天，张官周到南溪县城开会，了解到朱兰江，勾结本地奸商，盗卖已拨食米的贪占行为，非常愤慨。张区长返回李庄后，即向罗南陔汇报了这一情况。
罗南陔、张官周就立即去查问那位姓刘的粮商。刘在事实面前，只好承认了朱兰江和他商量，把拨来的米，转手倒卖给了宜宾、重庆的商人。
罗南陔当场痛骂了那个姓刘的奸商：“在这国难当头，你们竟然发起了国难财。你这种丑恶的行为，从小处说，破坏了我们同外来单位的关系；从大处说，这是破坏抗战，可以以汉奸罪论处。”
调查掌握清楚“倒卖米”的事实后，罗南陔就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同济大学作了报告。
当时，校方少数领导，对朱兰江的“倒卖米”，贪占师生粮食的行为虽然憎恨，但迫于朱的背景“很深”，就采取了“软处理”。
当同济大学的师生知道内情后，难于容忍，遂将事实公诸全校，顿时激起了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公愤，一定要揪出朱兰江这个贪污犯。他们还起草了一份揭露朱兰江犯罪的“状子”，联名举报，有24名教授签名支持，得到了全校教职员工的一致支援。
校方见事情闹大了，无法平息，迫不得已才安排人前去南溪县“储运处”取证。取证时得到储运处的支持，回函据实向学校出示凭证。
在事实俱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同济大学撤销了朱兰江校事务主任职务。同时，追缴回一些赃物赃款……
不管怎样说，不管怎样艰辛，李庄人的承诺，还是向“下江人”兑现了。他们“勒紧裤腰带”，基本解决了上万填饱肚子的难题。
李庄远离都市文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尽管“下江人”已经在这里安居，住的条件实在是简陋，总算把所有的人都安排了住处。
在李庄小镇内，无论士绅大户之厅堂，还是商贾农家之陋舍，学者们伏案在一张平静的书桌上写作，或叼着烟斗，深耕细作；祠堂庙宇，江边畦畔，田边地头，柳荫树下，竟然都成了学子们读书的课堂，弦歌不辍，人才盛出，光辉璀璨之中华文化得以承传不衰，恩惠后人，以至于今。
傅斯年流寓李庄时，肩负着“衣冠南渡”的历史重任，在当时中国，他无疑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史语所刚搬迁到李庄时，傅先生仍担任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职，因而常常是坐镇重庆，遥领指挥史语所。后来他来到李庄后，带领史语所的学者们，在没有烽火硝烟的后方，没有都市繁华喧嚣的板栗坳，鼓动大家专心研究学问，潜心著书立说，对中国文化的薪火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