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过时了
过去在中国，父母年老之后子女有义务赡养他们，让他们好好颐养天年，但是现在社会环境变迁，很多人不但不跟父母同住，甚至连最起码的照顾都没有，使得许多“独居老人”的生活起居只能由政府、慈善团体来负责。
我现在年纪很大了，应该就是独居老人了，但是我却不独居，因为我们是一个僧团。我这一生，几乎身边总有很多人群围绕，从来没有孤独的感觉。我曾因动心脏手术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那时看到儿童的病房有许多父母来来去去；相反，老人病房则很少有儿女来走动。现在的社会是孝顺的父母多，孝顺的儿女少；甚至还有儿女探望父母时，不是带鲜花、奶粉，而是带录音机，把它摆到父亲口边：“爸爸，你讲，财产要交给谁？”过去“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观念恐怕已不适用于现代了。
在现在这个社会，儿女一朝长大，翅膀长成，就会飞走，自组小家庭，留下父母两人或单独一人，守着空洞的屋子。如果老人生活会自理，经济上不匮乏，情绪上能自我排遣，日子倒也无妨，怕的是贫病交加、无人看顾的老来苍凉，才是人间悲惨之事。
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超过全体人口的7%，就称之为“老龄化社会”；当比例超过14%，则称之为“老龄社会”。1993年台湾已正式宣告进入“老龄化社会”，2004年之后开始快速走向“老龄社会”了。
人口老化是全世界共同的趋势，据联合国资料统计，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有意大利、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估计至2050年，老年人口比率超过20%的国家，还将增加美国、中国、泰国、巴西、印度、印尼等。
“老龄社会”的形成，除了医疗保健进步、人类寿命延长，更大的原因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台湾为例，2004年适龄妇女不生育率高达20%。根据统计，由于出生人口减少，现在是每100个工作人口扶养13个老人，但是50年后将激增五倍，每100人扶养的老人增加为64人，平均每1。5个年轻人就要养1个老人，由此可看出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之快。
老人问题已不只是老人本身及家庭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许多先进国家能未雨绸缪，做好全民福利措施，如美国人平时缴税给政府，年老之后就由国家、政府来抚养。由此也可见东西方对家庭、亲情的不同观念与态度。东方人期待儿女的孝顺、照顾，西方人觉得养儿育女是义务，弃养老人被视为理所当然；东方人将儿女视为父母的附属品，西方人视儿女为独立的个体，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东方人用道德、舆论维护家庭和谐，西方人用法律维系彼此关系。
一个富强的国家对于老中青妇幼的每一世代都应周全关照。老年人除需要经济、生活上的照顾及完整的安养措施外，由于空巢、单身或健康状况不良，也常会出现孤僻、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问题。佛光山各道场有专为老人开办的“松鹤学苑”，让老人参与社区活动、不断学习新知，重拾生命的活力。
近年来，台湾一些企业集团看好银发市场，竞相投入“老人养生村”的兴建，但市场反应不如预期那么好。如台塑集团兴建的“长庚养生文化村”，在2005年年初竣工，推出后“叫好不叫座”，入住率不到两成。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恍然发现，原来中国人还是习惯住在家里，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中国是重视孝道的民族，佛教也是重视孝道的宗教。《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云：“慈父悲母长养恩，一切男女皆安乐，慈父恩高如山王，悲母恩深如大海。”《父母恩重难报经》则以母亲怀胎生产的艰难、危险以及养儿育女的艰辛，而说：“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深恩。”父母养育之恩如昊天罔极，当我们长大独立后，怎能不思报答，尽反哺之孝呢？因此，我认为如果无法三代同堂，至少让老人家和儿孙毗邻而居，如此能方便照应，又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应该是比较圆满的安排吧。
《杂宝藏经·弃老国缘》里记载，弃老国有个规定：“若有老人，必须驱逐。”有位大臣在父亲年老后，不忍遗弃，就建了地窖将父亲藏在里面，依然孝顺奉养。有一天，天神以种种难题试问国王，国王无法回答，便询问朝中所有大臣，也没有人能破解。后来这位大臣以父亲的智慧，为国王解危。国王于是解除禁令，下令全国民众必须奉养年老父母，以尽孝道。可见老人累积一生的经验，往往有可提供参考和实用的智慧。
能善尽孝道，抚养、关心父母，让他们能安享天年，是为人子女的本分与责任。另一方面，老人本身也须建立正确的观念和生活态度，如对人生的功名、感情、得失种种，要学会放下；保持开朗的心情，广结善缘；饮食清淡，养成运动的习惯等。如此，晚年才能过得健康又自在。我觉得，老的不是年纪，而是心境；老化不在身体，而在心灵。如果老年人在性格上能随和、不固执，肯得“老做小”，并能适时地提供智慧和经验，相信不但不会令人讨厌，自己更能成为快乐而可爱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