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生日
人，不管达官显贵，或是贩夫走卒，每年都有一个小生日，每十年有一个大生日。一般人都很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好的、穿好的，甚至还有礼物可以收，因此过生日都很高兴，都是说“生日快乐”。
别人过生日是欢喜、快乐的事，但我一生走过八十多个岁月寒暑，每年生日一点都不快乐，一点也不欢喜。小时候因为家境清寒，生日并不像别人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所以生日对我而言，非但不值得欢喜，甚至每逢生日这一天，我就觉得头脑昏沉，提不起精神。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不明所以。
所幸出家之后，在僧团里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自己不去记什么生日，也就免去过生日的困扰。勉强记得的是，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有一阵子我身上长满了脓疮，三餐不能随众过堂，只有独自留守学院。有一天，一对年轻的夫妇从门口经过，见到我，也许是看我年轻，而且长相斯文，就问我：“你今年几岁？”我突然记起当天正是我的生日，因此随口回答：“我今天刚好二十岁。”
我想他们并没有听清楚，我说的是：“今天”刚好二十岁。这就是我二十岁之前，唯一有记忆的一次生日！只是二十岁生日这一天，由于身体不适，我整天没有吃东西，当然也没有“生日快乐”的心情感受。后来到了台湾，最初几年到处云水挂单，随缘以劳役苦行服务大众，以教书写作奉献佛教；在居无定所的日子里，“生日”也如平日一样，不经意地就过去了。
及至一九五三年应邀到宜兰，当时二十六岁的我，正式走上弘法之路。那一年的生日，信徒特别准备了金质的松树与玉雕的仙鹤为我庆生，象征“松鹤遐龄”、“金玉满堂”。这是生平第一次有人帮我过生日，但是我一点喜悦的感觉也没有，反而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金枝玉叶的贵族，而是土生土长的平民，我崇尚朴素的生活，我觉得出家人应以“淡泊”为乐。
后来到了而立之年，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请我编辑《觉世》旬刊，并在三十岁生日当天办桌请我吃饭，所使用的整套杯盘碗筷，全部是黄金打造的。虽然我碍于盛情难却，勉强接受，但一点也不觉得荣耀。
所谓“安贫乐道”，我觉得出家人要有“时时乐清贫，处处简朴心”的“清贫思想”，才能安住道业，才能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一生奉行“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众为我，以空为乐”的人生观。
以无为有，法喜无限。无，并不是没有；无，才能享有无量无边的法界，拥有无数无量的众生；无，才能对五欲不拒不贪，对世间不厌不求。
早在一九五六年，当时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珊先生，因为看了我的《释迦牟尼佛传》，特地在永和家中请我吃了一餐饭。满满一桌子的菜，是请餐馆外送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吃。饭后我说要到高雄，他找人帮我买了一张头等舱的火车票，里面床铺及盥洗设备一应俱全。这种高级车厢是我前所未见的，但是从此之后我没有再和他来往，因为觉得受当不起。如惟政禅师说：“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我觉得自己一生只宜平凡淡泊，岂可攀附高官，享受超越的人生。
由于我崇尚清贫思想，平日所使用的东西都很简朴，甚至整个佛光山的建筑，到现在大雄宝殿的门都没有上锁，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引人觊觎。我的日常三餐，经常是“以茶泡饭”，有时候一碗稀饭配上几块酱瓜或一碟豆腐乳，我就吃得很满足。记得有一年生日，刚好在美国西来寺，一整天吃的都是稀饭，一直到了晚餐过后，我说：“今天是我五十五岁生日，却吃了一天的稀饭。”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自己也很开心。
我在五十岁之前，没有睡过床铺，直到五十岁生日时，慈庄法师好意，帮我买了一张床。但当天我还是睡在地板上，之后也一直没有用过，那张床就一直留着招待煮云法师。
我平时到各地弘法，信徒都很热情地列队迎接，请我到餐馆吃饭。其实我并不欢喜这些排场，也不愿意麻烦大家，因此每次都告诉他们“下次不可以”。但是信徒依然热情不减，后来我不得不声明：“凡十人以上到机场迎接我者，一年内不到这里；献花、拉布条大事声张者，两年不到；安排至餐馆用餐者，三年不到；一道一道地上菜，铺张排场者四年不到……”
意思是，我觉得人的物质生活愈简单愈好，古来多少圣贤因为“淡泊物欲”、“少欲知足”，所以能超然物外，不为物累。其实，知足就是富贵，《佛遗教经》说：“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的人生不一定要“拥有”，能够“享有”远比“拥有”重要。因此物质虽然丰富，但思想要清贫、简单、朴素；甚至佛教可以有钱，但个人应以清贫、以道法为乐，才是修道的根本。
只是现代一般人往往只知道盲目地追求“拥有”，却很少去体会“享有”的可贵，这可说是一种价值导向的错误。尤其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富裕，一般人过生日，往往以大宴宾客，大开舞会狂欢为乐。其实，佛教并不主张过生日，因为这一天正是母亲生产受难的日子，哪里值得庆贺呢？生日不但是“母难日”，也是“报恩日”，应该念亲恩、思图报，要发扬父教母爱才对。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受之于父母，应该以父母为中心，而不应以吃喝为乐。如果真要庆祝生日，也应该在六十岁以上，之后每逢十年再过寿，如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等。
自古有一些贤明的皇帝，为了报答母恩，会在母难日这一天大赦天下，或是邀集天下长者共同庆祝，以示与民同乐。也有一些大财主，选在母难日这一天，施粥赈灾，惠施贫困。
现在不少佛教徒，也懂得在自己或父母生日这一天，到寺院参加报恩法会、大悲忏法会等，或是自己在佛前诵经礼忏，或是供佛斋僧、印经送人，或是为父母成立基金会、设置奖学金、开办医院、设立图书馆等，以此念报亲恩，为父母祈福，并把功德回向给天下所有的父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庆生之道，用这样的方式过生日最有意义。
我自己从懂事以来，不曾有过要做生日的念头，甚至在六十岁之前，每次徒弟说要帮我过寿，我就不自觉地动怒。因为看到徒众为了我的事，煞费周章，劳师动众，觉得给人添了很多麻烦，心里过意不去。
我一生不喜欢别人为我个人而忙，反倒是喜欢为大众服务。在中国民间向来有“避寿”之俗，我想无非也是为了避免劳亲动友，为了不愿铺张浪费。尤其一些操守廉洁的官员，为了杜绝逢迎者乘机送礼巴结，因此只有在生日这一天远居他处，可见“避寿”称得上是一种良好的风俗。
再者，我不喜欢过生日的另一个原因，因为生日是“母难日”。尤其在两岸消息阻绝期间，母亲生死未卜，想到母亲生我、育我的恩德，我只想为佛教、为众生服务奉献，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是我最大的心愿，怎敢言寿呢？因此在六十岁之前，每逢生日这一天，我总是晨起独自在佛前静静地上香，恭诵一卷《金刚经》，将功德回向给母亲添福添寿，并且普愿天下父母都能平安吉祥。
由于我自己平时不过生日，因此也没有佛门的同道、大德来帮我过寿，即连最要好的朋友煮云法师，我都拒绝他的好意。不过因为我的生日是农历七月，正逢佛教的孝道月，因此在我的生日当天，佛光山都会举办“供僧”法会，但从来不言“过寿”。
直到一九七八年，慈庄法师在美国西来寺与母亲辗转联络上，知道母亲健在，于是六十岁那年，适逢佛光山开山二十周年，徒弟又提议要帮我过寿。我想到人不是只为自己而活，虽然我不喜欢别人为我这样、为我那样，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既然徒众们喜欢为我忙碌，我又何必执著自己的原则，让他们难过呢？因此改变观念，从善如流地邀请了一千五百名同龄的花甲老人上山共同庆生。我想“以天下父母为父母，以天下同年人为兄弟姐妹”，这也是佛门孝道的精神体现。
回想那一年，所有与会的寿星，有的人感动得喜极而泣，有的人结束后还不忍离去。当时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欢喜，是要在众生身上求得；真正的欢喜，是从真理中发觉内心的宝藏。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法喜之乐胜于世俗之乐”，这么多年来，就只有那一年的生日我过得最欢喜，也才真正觉得“生日快乐”。所以我说：我是在为大家做生日的。
我个人不时兴过生日，我也不欢喜徒弟过生日，因为佛光山徒众那么多，如果每个人都要过生日，岂不让信徒疲于奔命？我觉得佛菩萨可以过生日，但是在菩萨当中，如大势至、普贤菩萨等，他们也没有过生日，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呢？因此依佛光山的惯例，个人不私下过生日，除非是对佛光山有贡献的人，到了七十岁才可以由常住为他小小庆生，因为“人生七十古来稀”。
虽然我不喜欢徒众过生日，但是逢到徒众父母生日时，佛光山常住都会备办一份礼物，让他们带回俗家祝贺。因为孝顺父母是儿女的职责，即使出家也一样可以孝顺父母。
我曾经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期，把自己的一生规划出“成长、学习、参学、弘法、历史、哲学、伦理、佛学”等人生八个时期。
我很庆幸自己在成长、学习、参学期间，能在丛林里尽情学习，努力吸收各种知识、学问。到了第四个十年开始，我感到生命的内涵必须有“文学”的情感来充实，因此定为文学时期；之后我发愿用自己的生命为社会人类留下立功、立德、立言的“历史”，是为第五个时期。
随着年岁慢慢增长，到了第六个十年，我觉得生命要有“哲学”的思想，要能超越世间的表象，凡事要懂得逆向思考，超越一切对待。但是有了哲学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所以还要有“伦理”的人生。
所谓伦理，就是“次序”。宇宙靠次序才有轨道，社会有伦理才有秩序，才有法治、道德；有伦理、次序，才能将世间的一切差别对待融合在一起。尤其我弘扬“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一切要从“人”做起，甚至要从“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别人，因此我为徒众的父母举办“佛光亲属会”，把他们当成佛门的“亲家”，他们把儿女交给佛教，我则以天下人的父母为父母。
我不但为让徒众尽孝道而举办“佛光亲属会”，邀请俗家父母上山联谊，甚至为了使普天之下为人子女者，能在这一天过个有意义的生日，佛光山所有别分院，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报恩祈福法会”，让当月过寿的信徒及其亲友，能够在庄严的共修法会中，诵经回向双亲，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也是佛教对孝道的重视与提倡。
报恩思想的提倡，在孝道观念日渐式微的今日社会，尤其重要。曾听过一则故事，有一位母亲就要过七十岁生日了，家人们秘密地商量着如何为她祝寿。
想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母亲最喜欢什么，最后小儿子说：“我知道，妈妈最喜欢吃我们每餐剩下来的饭菜。”
大家想想，的确如此。于是到了这一天，儿女们就将冰箱里的剩菜清出来煮了一锅，说道：“妈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煮了您最喜欢的剩菜孝敬您。”
这位母亲听了，一面流泪，一面说道：“是的，我最喜欢吃剩菜，几十年来你们所不喜欢的，我都默默欢喜承受下来了。”
这一则剩菜的故事，道尽了母爱的伟大，曾让我感念良多，也让我忆起了自己的母亲。我在一九四九年刚到台湾时，就一直打听母亲的下落，当时只知道四十多岁的母亲每天仍要靠做工来换取口粮。直到一九七八年辗转联络到母亲，并于一九八一年在日本第一次和母亲会面，而后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我离家四十年后，终于第一次回大陆弘法探亲。可是真正在扬州家里停留的时间，只有五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