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深有见地，他不仅自己能够正确地面对失败、挫折，而且当他的亲人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也以这种态度深刻有见地地去开导他们。如他的弟弟科考不利遭遇挫折的时候，他写信说：洪弟考试不利，一点儿小小得失，不值得在意。补发的案卷上有名，不去复试，较为妥当。今年的院试若能考得满意，才真正是大幸；即使不被录取，去年家里既然已经考中一人，今年有点小挫折，也属自然盈虚曲折的道理，不必郁闷忧愁。植弟的书法非常好，然而按照惯例，凡未经过岁考的人是不符合选拔条件的，弟若去参考选拔，必定会受到同行的指责而被冷眼相看。及至选拔不上，旁人也不以为是不符合条件而失利，反而认为是由于你写作不好而被除名的。自己既然明知道去参考不符合惯例，又何必要去受人家一番指责呢？弟来信问我是否应该去参考，我的意见是应以科考正场为依据，如果正场能取一等补廪，则考试选拔时，就已经是作为正式的廪生入场了；如果不能补为廪生，而是作为增生去考试选拔，那就全然不必去参考，以免白白招人妒忌。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个着眼于大局、对小的失败或挫折能淡然处之的人。攻占天京后，曾氏兄弟功成名就后也招人忌恨。尤其是锋芒毕露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仿佛不回籍“养病”就不能平息众怒一般。曾国藩对他说：我们兄弟已占尽天下难有的功劳，这段历史怕是要载入史册的。至于那些怨谤的话，已无足轻重，听之任之吧。曾国荃回到家乡后，他更是一天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主要强调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了曾国藩的劝导、鼓励，曾国荃的心绪也好了起来，不久也就出山了。
但是，真正有远见的人，还是在挫折与失败中，保持希望与热情、不屈不挠，坚韧不拔。或者是在胜利中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尽量避免失败与挫折，曾国藩可谓是一个这样的人。
遇到挫折，就放弃获取成功性格的念头，恐怕是很多人的习性。在挫折面前，要有强者心态。曾国藩在挫折面前，从不低头，故才能出头。
再困再进，再熬再奋
一个具有惧怕性格的人只能被困境打败，这个道理不用多解释。人有毅力万事成，人无毅力万事崩，成功性格的全部秘诀只有8个字：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有所追求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打击，在逆境中，我们要培养出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神经，坚强的意志也只能在困境中练就。
困境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如果一个人敢于直面困境，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或迟或早，总会成功。如果一个人被困难吓倒，灰心丧气，无所作为，那么即使困境局面消除，他也不会走出失败的阴影。
成功人士都是不惧怕困境的。面对长期的困境，他们或默默耕耘，或摇旗呐喊。他们凭着一副熬不垮的神经，一腔无所畏惧的勇气，振作精神，发愤苦干，以图早日突破困境的牢笼。
与其说他们的成绩是速度的胜利，毋宁说是意志和恒心的胜利！
一种坚强的性格可以帮你渡过难关，一副坚韧的神经可以让你经受磨炼。成功之路从不平坦，在挫折中站起，在废墟中重建，只要心不死，志不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铮铮硬汉。
坚忍的性格，是一切成就大事业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或许缺乏良好的品质，或许有各种弱点与缺陷，然而他们具备了坚韧的性格。这是所有成就伟大事业的人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涵养。劳苦不足以使他们灰心，困难不足以使他们丧志。不管处境如何。他们总能坚持与忍耐，因为坚韧是他们的性格。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同治五年，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难”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困再进，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他透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曾国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脱牙和血吞的时间很长，次数也很多，以在江西为最。
曾国藩为什么“打脱牙”还勇往直前？因为他心中有一个获取成功性格的秘密——不怕走独木桥。
曾国藩以空头侍郎衔领兵，过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于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乡属于一流，所以做事还是顺一些。到江西后，只有依赖江西接济饷需。而江西巡抚陈启迈虽与骆秉璋同样缺乏才干，但在气度方面则远不及骆，甚至刚愎自用。曾国藩又一如往日，遇事径行，不免干预省内行政。这样，两人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如曾国藩所说：陈遇事“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陈甚至不经过曾，径自指挥调遣罗泽南等军；且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巡抚如此，其下各级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处处与湘军为难，“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每为州县扑责”。曾国藩劝捐，“所给印收，州县辄指为伪，拘讯捐户”。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除了尽可能迫使陈启迈多供军饷，如奏准动支江西漕折银外，又多方联络本省士绅，如委任刘于浔办江西水师，黄赞汤主持全省捐输。黄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为全省士人首领，陈启迈对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让，而黄则一心靠湘军保护家乡安全，也竭力帮助湘军。至十月底，劝捐多至八九十万两，实际支用亦达六十余万两。曾利用这些款赶造船舰，招补水勇，很快就使内河水师成为一支拥众三千多，船舰二百余艘的大舰队。此外，还与江西合募平江勇四千余人，其中3千由李元度统带，其余一千多人属江西省军，由前德安知县刘希洛管带。再加上塔齐布、罗泽南两军8500人，在江西的湘军就多达一万六千多人。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暗中搜集陈启迈材料，并于六月专折奏参。文俊接任巡抚后，紧张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然矛盾丛生，曾国藩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善。与曾积怨甚多的王錱也说，“涤帅遭际若是，真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仍是饷项一节耳”。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景况，问题在于只有军权，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抚统辖地方之权去筹饷。正如曾国藩所说：“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陷于明知被动，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中。二月中旬，咸丰帝两次令曾国藩回援武汉，甚至令曾自己领军赴援。曾国藩回奏：“论天下之大势则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古来必争之地；论行兵之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军坐困于中段，亦非万全之策。”同时客观上大举西援，与太平军争夺武汉，困难甚多。因为这势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军西上；且军饷不足，江西涌筹给开拔费，湖北胡林翼军欠饷匮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队哗变，不如株守江西，徐图改变局势。”
塔齐布的死亡，使曾国藩一时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湘军第一支劲旅塔齐布军从此离心离德，锐气大减。内湖水师的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遭到这一连串打击之后，曾国藩又面临新的难题。七月中，收复义宁后，罗泽南又上书曾国藩力主进援湖北，争夺武汉，并以此自任。他如此积极，固然是从战争全局着眼，但也希望摆脱江西困境，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之前，继胡林翼之后，骆秉璋也奏调罗军援鄂。这对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当时曾国藩直辖只有塔、萧、罗、李四军，前两军已大非昔比，战斗力锐减；李元度军新建，未经大战，战斗力不强，只有罗泽南军正在旺盛时期。这样，罗军西调，就会使曾国藩因失去唯一劲旅而处境更加困难。如不允调，则不仅武汉收复无期，湖北战局渺茫，甚至会危及湖南；且将使骆、胡耿耿于怀，大拂罗的兴头，从而导致内部矛盾加剧。两相权衡之后，曾国藩终于忍痛令罗泽南军八月西援，并增派原塔齐布军彭三元、普承尧两营随行。主力部队5千人西行后，曾国藩再也无力进行扭转被动局面的尝试，只能坚守观变，处境更加艰难。
自己把自己摆在风口浪尖上
胆怯者的最大弱点是畏惧冒险，因为有这种性格的人总是打着“稳”字的招牌，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结果一事无成。
当然，我们提倡冒险性格，因为冒险越大，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
冒险性格应是——首先要有勇敢精神，但不是盲目冒险。成功者首要的是目的明确，在目标召唤下勇敢地去做、冒险地去做。
要求永远不犯错，正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原因，这是胆怯性格者的特点。因此，你需要改掉的是一整套的性格和习惯。
冒险性格不是探险行动，但探险家的行动必须拥有足够的冒险性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都具备人类最伟大的冒险性格。没有这一点，成功就与他们无缘。
胆怯的性格只能回避成功，冒险的性格则能接近成功。我们对你的劝告是：切莫胆怯冒险！
曾国藩说：“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
做大事，就是闯**出一条出路。出路就是找一条获取成功性格的方法。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是：自己把自己摆在风口浪尖上，获取成功性格不能装出来，而是一种实力与实力的碰撞。
做人、办事躬履笃行，难免会遭来议论纷纷，对于这种“局外之议论”，必须有一种“不为浮议所撼”的执著精神，才能排除干扰，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曾国藩为天津教案事上奏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足以淆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他常谓“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与天津教案差不多，当初湘军困守南昌时，曾国藩不听刘蓉之谏，还抽调罗泽南军往援武昌一事，均足证其“过人之识力，在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湖广总督李瀚章语）；当初移大营于祁门，也遇幕中人反对，他坚持不改初衷；及至后来剿办捻军，当初决定驻兵四镇，继而又设策扼守河防，人们都讥笑他迂腐，可是虽然一时无功，但后来的李鸿章也是效法曾国藩之策而行之，却最终收到了实效。
曾国藩说：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江忠源）；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胡林翼）。其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江，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皆恐蹈和（春）、张（国梁）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
因此，一个人想要成大事，必须做到：排除干扰，踏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