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曾国藩苦口婆心，尽剖利弊，但曾国荃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从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曾国藩不断劝说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轻兵”、“呆兵”、“重兵”来说服其撤兵。
弟在军已久，阅事颇多，以后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风电驰电击，轻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亦有更战互体之时。望弟力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重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活兵，庶有乎！
曾国荃依然固执己见，杨载福也觉得不应就此撤兵。曾国藩写信与左宗棠商量，左认为曾国荃兵虽不能野战，但“亦不以退兵之说为然”。然而，周围的人却都认为曾国荃轻兵冒进，是不自量力，“众人藐视沅甫非能力之人”。纷纷建议曾国藩强令将兵撤回，另谋他法。这就使得曾国藩左右为难，了无定计。最终促使曾国藩同意曾国荃不从天京撤军，继续攻坚的是曾国藩经亲自考察后确信曾国荃能为才做出的。
只有受到伟大目标的激励，只有执著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你才能在世界上做出一番了不起的成就。成就的大小与成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你的进取心和决断力。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为这两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一定要努力培养这方面的品质，否则会一事无成。没有哪一个有成就的人不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达到目标的。一旦进取心消退了，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一旦动力消失了，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一个年轻人不是向上看，走上坡路，就是向下看，走下坡路。如果缺乏向上的精神，就一定会堕落。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力越差，就越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品质以提升自己。如果你只有一项才能可以用来谋生，你就应该比拥有十项才能的人更加努力，更加充分地利用这种唯一的才能，这样才能阻止自己示弱性格的发生！
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生平台
心态分两种，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积极心态能发挥潜能，能吸引财富、成大事、快乐和健康；消极心态则排斥这些东西，夺走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终生陷在谷底，即使爬到了巅峰，也会被它拖下来。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积极的心态作为基础。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许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积极的心态基础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生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持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险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人们当然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两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影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6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湘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
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就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赴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
凡是获取成功性格的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能站在高处，打量周围，把一切控制于手中。曾国藩能够有一种把场面做大的思想，知道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要有大手笔。
不要空呐喊，而要亲自干
想法太多，就会堕入空想，这是造成一个人事业大起大落的缺点。这种人想做的事太多，结果反而一事无成。其结果还是由于自己的性格弱点所致。
这种弱点经常在喜欢冒险的人身上发现，这些冒险者发达起来时，简直就像希腊点石成金的米达斯，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会一直飞黄腾达下去。而问题却往往出在当他们垮下去的时候。
这些人的基本问题是，目标太分散以致无法集中目标。
这个世界总是为那些有目的的人准备着路径的。如果一个人有目标、有对象，晓得他自己是向着何处前进，那么，他就比那些游**不定、不知所从的人来得更有成就。没有对象，就不能有迅速的进步。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处去，你便不会达到什么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有害。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的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堕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出面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