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律己性格：要求严一点，绝无害处
得到一点利益，会失去更多的利益
就自律的内容来说，在曾国藩的自律中，力戒名利和俗见是一个重要方面。
但在曾国藩自己看来，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他在1870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更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来说，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天下的最大耻辱。我们不能容忍一个人去为盗为匪，为娼为妓，但我们能接受并欣赏一个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们只知道为盗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名心切、俗心重者，可能会得到一点利益，但会失去许多利益。这是曾国藩基本的人生观。
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曾国藩善于从全局、从大局考虑问题，但对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有章有法。他对打败强敌，认为器械十分重要，如规定矛杆用竹必须“老而坚者”，“木周木必须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他发现邹寿璋捐办的矛杆不合规定，立即下令更换。后来，他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将原来生铁为原料，改为熟铁，结果既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难题，又使射程“多一里有奇”。这种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装子百余颗，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杀伤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国内造炮技术原始，多方进求，亦无大的进展。于是决意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但至咸丰四年二月，只解到320尊。以后陆续采购，大大增加，成为湘军水师主要利器。
曾国藩还是最早提出自筹军饷的将帅之一。这有一个过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广西和本省作战，或由赛尚阿大营粮台，或由湖南官府拨给。湘勇至长沙之三营也同样如此，但省内财政拮据，再加上与大吏矛盾日益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不欲取之藩库”，乃决计自筹军饷。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庙局劝捐，并敦请郭嵩焘等人及各地绅士相助。据郭嵩焘说，成绩可观，“甫一月捐得十万余金”。有的富户慷慨捐输，如湘乡首富朱某，一次就捐万金；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之子，也捐银万两，安福蒋某更捐钱三十余万串。但多数并不踊跃。曾国藩决计勒捐，即强行令富户捐助，“捐输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决计行勒之药”。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湖北巡抚常大淳家亦不例外。这样，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达了六万串。此外，曾国藩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湖广总督吴文咨准截留两万。
但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十二月曾国藩言即需七八万金。此外，造船所费亦巨，如奏准截留之四万金，仅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当时正“大招水勇，所费不赀”，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向骆秉璋告急，“务须省库一为协济，乃可了此一局”。事实上，到衡州后，留在长沙一带之湘军勇营，仍由藩库供饷，曾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之四营及大营日常开支。这就是说，曾国藩依靠捐输以自筹军饷，“不欲取之藩库”的计划并未实现，仍不能不依赖省中大吏的支援。骆秉璋顾全大局，并认识到支援曾国藩，正是保卫湖南、保卫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经历，曾国藩更痛切地认识到清廷拨款，对绅士自行劝捐集饷，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权筹饷，布置建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同时也使满汉统治者力量对比产生新的变化，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改弦更张”与“赤地新立”，在制度上、人事上，使湘军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自成系统。而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强调对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则是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联结全军上下左右的关系。自筹军饷又是建立足以生存，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实行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的层层递选制，更把地位与厚禄化为各级头目的个人恩德，使其所属弁勇感恩图报，对之忠心耿耿。曾国藩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不仅控制全军各个部门和环节，而且，又是上述各种关系和情感的体现者和凝聚点，这样，就很自然成为全军将弁勇夫感恩图报、力图效忠的对象。曾国藩竭力维护自己这一地位，他对王錱的处理，正是这种努力的生动例证。这样的湘军，不言而喻，必然疏远清廷、亲抚将帅，成为曾国藩等私人或集团的军队。
说得实际一些，做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不做好小事，怎么能做大事？一个获取成功性格的人一定要在必须处理的小事上多下功夫，不能让它们成为做大事的障碍。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继承了“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儒家观念，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须慎独，须守己
注意自己、了解自己——没有什么比这件事看起来更简单，而做起来却更困难的事。
没有比自己更认识自己的人，同时没有人比自己更不认识自己。
苏格拉底曾说“认识你自己”。从此以后，有志者均体验过认识自己是件如何困难之事。但也有人批判过这句话，法国作家西特说：“这一句格言是有害的，同时也非常丑恶。注视了自己乃阻止了自己的发展。力求认识自己的毛虫，永久无法变成蝴蝶。”他的批评也有道理。有时自我意识的过剩会使人以异常的洁癖分析自己，无法算出的尽力去算出来，慢慢地引发了热情，然而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虚无的深渊。但凝视自己不一定会产生自我意识的过剩。自己由性格、能力方面看来，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如果能“诚实”地带着勇气反省一下，事情便能解决了。
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每个人都不喜欢碰到自己本身的弱点，因此，这个观念便会与克服和阻止性格弱点的行为发生抵抗。
曾国藩是一个追求慎独的人，他认为真正能慎独的人才能成大事。
曾国藩言曰：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所谓“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惟恐有错，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之差异之点，是可以得到评论的。
《大学》自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将其作为扩大与深入研讨的资料；日常一些琐事问题，可以加深他的阅历与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与私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单独行事，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为达“慎独”的最佳境界，曾国藩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列于此，资以证验：
1．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身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2．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3．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4．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5．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
6．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省的最重要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