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酒话”好办事
对中国人来说，酒桌是联系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是搭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桥梁，也是办事的最佳途径。所以，学会巧妙地利用酒话求人是非常重要的。
酒话虽然不能当真，但却是有许多事情都是在喝酒当中解决的。酒能助兴，求人办事者有了酒壮胆，那些难以说出口的话也敢说了，说错了就说是酒醉之误，大不了自罚三杯。当然，被求者也少了那份公事公办的尴尬，答应求事者也是无妨，办成了说是哥们义气，办砸了也无可厚非，只推说酒话而已，旁人当然也不会较真。
抗战前夕，蒋介石派他的侍从晏道纲到驻扎在陕西的东北军任参谋长，实际上是去西北当监军，督促“剿共”的。
到了陕西后，晏道纲俨然以蒋介石的化身自居，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东北军将领对此非常反感，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一次，晏道纲出席宴会，正当大家尽情欢娱、举杯畅饮之时，忽见东北军的一位军长王以哲，连喝两口酒，然后把酒杯往后一扔，前仰后合，一副醉态。
旁边的人欲搀扶他，他一把把他们推开，醉醺醺地说：“别拉我，我要讲话啦……我们的家乡在东北，被日本鬼子给占了。还以为委员长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华中，这次到了西北，辗转数千里，无非就是想实现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可是，到陕西打仗，损失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和家属得不到抚恤，阵亡的遗族流落到西安，没有任何救济。张学良副总司令的处境更让人伤心，他每月的特支费只有10万元，真是让人悲伤啊!”
说完之后，王以哲号啕大哭起来，泪流满面。在座的东北军将领无不感到悲痛和义愤，而晏道纲则显得十分尴尬，不知所措。
在回家的路上，王以哲问随从：“你看我刚才的那出戏，演得怎么样?”随从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恍然大悟，说：“好，好得很，不但代表我们东北军慷慨陈词，也代表张副总司令出了一口气，倾吐了无法说的心里话。”
原来王以哲并没有喝醉，他只是借酒话述真情，说话给晏道纲听的。他把长期积在心中的郁闷、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强烈不满，全部借助酒话发泄了出来，这是真正的“酒后吐真言”。
有些话在公众场合，是不允许说出来的，是绝对“犯禁”的。然而，如果能在酒桌上，在“半醉半醒”之中一吐为快，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策略。
在酒桌上运用“醉言醉语”，在“如痴如醉”、“朦朦胧胧”中畅所欲言，将一些不该说的“禁语”淋漓尽致地说出来，不仅可以避免祸从口出，还可以增强求人办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