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一副天塌下来也岿然不动的温吞样子，这会儿脑子烧糊涂了，眼睛睁不开了，话也说不清楚，像个小孩子似的。“也不知道谁是小朋友。”岑柏言问旁边吊瓶的阿姨要了几张纸，轻轻擦掉宣兆脸上的细汗，“生了病就这么闹人。”“柏言，”宣兆皱了皱鼻头，瓮声瓮气地说，“热的呀”“叽里咕噜什么呢，”岑柏言揪着他的鼻尖捏了两下，“你就假装自己是个花瓶——其实你本来也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在心里默念‘我是花瓶’，念三百遍你就不觉着热了，心静自然凉懂不懂？”他这套自我暗示的方法没对宣兆奏效，反倒把他自己先给逗笑了。岑柏言闷头乐了会儿，又觉得自个儿怪幼稚的，于是憋着笑板起脸，小心地把宣兆的右手臂从毛毯里挪出来，正色道：“给你露条手凉快凉快，你得把汗发出来病才能好，你自己就是学中医的，不会这道理都不懂吧。你说你个瘸子，本来就瘸，又生病了，白天还非要来看我比赛，晚上还他妈去酒吧卖酒，牛顿都比不上您牛|逼吧”宣兆柔软的睫毛动了动：“柏言”“又干嘛啊？”岑柏言语气满是不耐烦，身体却很诚实，把耳朵靠近宣兆嘴边，听这瘸子在嘟囔什么。宣兆慢悠悠、轻飘飘地说：“好吵。”岑柏言咬牙切齿：“你这瘸子，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宣兆唇角轻轻一勾。岑柏言在他脸颊上弹了一下，为他掖了掖被角，压着嗓子说：“赶紧睡。”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像宣兆在音乐会上听过的低音大提琴。宣兆残存的理智在说不要在岑柏言面前真的睡着，人在睡眠状态下是最没有防备的，他不能让岑柏言看见真的他。但他实在是撑不住了，尤其是岑柏言的外衣就围在他脖颈间，混杂着洗衣液和淡淡的酒气，属于岑柏言的味道把他包裹的严严实实，宣兆脑袋里那根名叫“理智”的弦“嘣”一下断了。宣兆这一觉睡得很沉，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心感觉。能在医院睡得这么熟，对宣兆来说是极其罕见的体验。他自打车祸后身体就垮了，体质一直很差，进医院的次数比进饭店还多。他在市里的私家医院有个病房，条件不比星级酒店差，在那张柔软的病床上，宣兆没有一次不被噩梦惊醒。然而这个下着雨的冬天夜晚，他窝在公立医院急诊室的一张躺椅上，却结结实实地睡了个安稳觉。他今天破的例太多了。宣兆其实是一个对自己非常狠得下心的人，他可以为了增加对疼痛的忍耐程度，把甜食戒了个彻底。一场高烧于他而言如同家常便饭，头疼嗓子疼算得了什么，腿疾发作的时候疼到冷汗能把床单浸湿，他都能拿条毛巾咬着硬扛下来。为了博取岑柏言的怜惜，他装作浑身乏力、神志不清，但岑柏言竟然真的把他当成一个娇贵的花瓶，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在他抽血的时候给他讲笑话转移注意力，喂他吃药前先给他试水温。宣兆有些恍惚，在母亲出事之后，宣兆再也没有被人如此仔细地对待过，这十多年被他刻意忽略的痛楚忽然冒出了头。怪不得有个成语叫“恃宠而骄”，人这种动物就是贱，一旦知道了有人照顾呵护就会变得脆弱。宣兆才发现原来发烧是这么难受的，甚至难以想象以前他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怎么捱过来的？有岑柏言在身边，宣兆生了病可以不用忍着，可以好好地睡一觉。宣兆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他隐隐约约知道为什么，但他不敢细想。这期间他被岑柏言叫醒过一次，岑柏言好像喂他喝了几口粥，又哄他喝了一杯药水。具体的宣兆记不太清了，他困得眼睛都睁不开，每根手指头都沉甸甸的，岑柏言叫他张嘴他就张嘴，问他头还疼不疼他就摇头，让他接着睡他立即就又睡过去了。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热汗彻底发出来后，这场高烧就退得差不多了。脑袋和十指没有那么沉了，就是觉着人有点儿虚。宣兆眨了眨眼，对着雪白的天花板愣了十多秒，才后知后觉——哦对了，我这是在医院。天花板上墙皮有些残破，白炽灯也很简陋，不是他熟悉的那家私立医院。一场难得的酣眠让宣兆变得有些迟钝，他皱了皱眉，心想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的？大脑旋上发条，缓慢地运作了一会儿，宣兆才想起来怎么回事。他泡了两天冷水澡把自己弄病，借着看球赛让岑柏言知道他发着高烧，预料到了岑柏言不放心他会去酒吧，故意在岑柏言面前装醉，安排了手下人扮流氓煽风点火惹恼岑柏言——所有一切都是他计算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