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
她是替罪羊。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她声音干涩。
“我已经写了情况说明，把责任全揽下来了。”小赵抬起头，眼里有泪光，“我不该连累你。你是好人，不该毁在这上面。”
她看着这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年轻人，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我们一起写。”她说，“事实是什么样，就说什么样。我不怕承担责任，但我不能背黑锅。”
小赵愣住，随即用力点头。
她们一起整理了原始票据、比对市场价格、列出异常清单，整整忙到傍晚六点。就在她们准备离开时，办公室门又被推开??是厂长陈建国，身后跟着两名公安。
“王秀兰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陈厂长语气沉重，“涉嫌经济犯罪，需要协助调查。”
她没挣扎，默默摘下工牌，放进抽屉。
出门时，夕阳正沉入楼群之间，把天空染成一片血红。
派出所的小房间冰冷潮湿，墙上挂着日历，停在三天前。审讯持续了四个小时，问题翻来覆去：是否知情？是否受贿？是否有幕后指使？她一遍遍回答“不知情”“没拿钱”“按流程办事”，可对方始终不信。
直到夜里十一点，李卫国突然出现。
“可以了。”他对办案人员说，“初步证据显示，主要责任在供应商和财务环节，王秀兰属于履职疏忽，不构成犯罪。”
她瘫坐在椅子上，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回到家已是凌晨。孩子们早已睡下，桌上留着字条：“妈妈，我和弟弟等你回来，饭在锅里。”
她热了饭，吃了两口就放下了。坐在灯下，她拿出结婚证翻到最后一页，老周的照片依旧笑容灿烂。她轻轻抚摸着那张泛黄的脸，低声说：“你要是在，会不会也劝我忍一忍？可这次……我真的撑不住了。”
第二天清晨，她没去做饭。
而是骑上那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直奔市经委大楼。
李卫国正在开会，她就在门口等着。两个小时后，他出来看到她，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
“我想通了。”她说，“我要实名举报。不仅要举报采购舞弊，还要举报厂领导长期克扣劳保用品、挪用技改资金、打压异己的行为。我知道很多人怕得罪人，可我不想再装聋作哑了。我女儿今年十三岁，我不想让她长大后觉得，这个世界只能靠妥协活着。”
李卫国久久地看着她，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欢迎加入改革的队伍。”他说。
那天之后，王秀兰的名字出现在市纪委的通报里。有人骂她“叛徒”，有人说她“精明”，可更多普通工人悄悄给她塞纸条、送鸡蛋，说“谢谢你替我们说了话”。
一个月后，新任厂长上任，老赵被调离岗位。技改项目重新招标，成本下降了百分之四十。而她，被提拔为生产监督组组长，专门负责审核流程合规性。
某个周末，她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放风筝。小勇跑得满头大汗，风筝越飞越高，几乎要触到云朵。
“妈！你看它飞得多高！”他回头大喊。
她仰头望着，笑了。
远处，一列绿皮火车鸣笛驶过，载着未知的旅程，奔向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