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
寅恪案，此复愚自称长沙人之明证，故方志载长沙有复愚故宅，如嘉庆一统志叁伍伍长沙府古迹门载：
刘蜕故宅（在长沙县城西北湘江边）。
之例是也。由是言之，复愚于上礼部裴侍郎书中等自言桐庐人，于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序中明白自称长沙人，此二者既是复愚所自言，必无舛误。唐人例称郡望，而此两者皆非刘氏显望，故知均是复愚侨寄之地，非其家世祖居之原籍也。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一云：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
范摅云谿友议上夷君诮条云：
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此条承何格恩先生举以见告者，附注于此，以申谢意。）
据此，西陵为杭越运河之要点，桐庐则转海乘舟之步头，皆唐代商胡由海上经钱塘江出入内地之孔道，然则复愚之家侨寄于桐庐，而其父之「扁舟渔钓，莫知所适」，岂无故耶？
袁郊甘泽谣韦驺条略云：
韦驺者游岳阳，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弟騋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于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庙，曰：千金估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
寅恪案，藤田丰八教授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壹捌肆页引此条估胡之语，以证成其胡人往来通商之说。鄙意「估胡」二字于此或是唐人行文习用之词，不过仅表示富商大贾之意耳。未必涵有种族之义也。故唐代虽必有贾胡行舟洞庭之事，但不敢遽引此为据，以其解释不能确定无疑也。惟杜甫在潭州所作清明二首之一（此据涵芬楼景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本叁时序门）云：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浄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下略）。
寅恪案，「胡童」二字所见诸善本皆不着异读，（仅近日坊贾翻刊杜诗钱注本作「夷童」，盖钱注本原避清代疑忌，故以「胡」字作空阙，翻刊钱本者遂臆补「夷」字，非别有依据也。）自无舛误，亦必非「湖童」之譌脱，盖「湖童」一名殊为不辞故也。据此，「胡童」之「胡」必作「胡人」之「胡」解无疑，不论杜公在潭州所见之胡童为真胡种，抑仅是汉儿之乔妆，以点缀节物嬉娱者，要皆足证成潭州当日必有胡族杂居。若不然者，则其地居民未尝习见胡童之形貌，何能仿效其妆束，以为游戏乎？故依杜公此诗，潭州当日之有胡商侨庽，可以决言，然则复愚之自称长沙刘蜕，即其寄居潭州之证，又岂无故耶？
又近刊广东通志刘蜕传以复愚实桂阳人，其自称长沙不过郡望而已（见前子注）。若其说果确，则据元和郡县图志贰玖连州条云：
秦为长沙郡之南境，汉置桂阳郡。
东至韶州陆路五百里。
西至贺州捷路二百七十里，取道州桂岭路三百六十里。
西南至封州六百三十里。
东北度岭至郴州三百九十里。
南至广州八百九十里。
阳山县。
本汉旧县，为南越置关之邑，故其关在县西北四十里茂口。史记尉佗移檄阳山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今阳山北当骑山岭路，秦于此立阳山关，汉破南越以为县。
是桂阳亦近值岭路交通要点，岭外贾胡往来中州，其于桂阳有旅寄之所，非不可能，特以「九曲」一语之解释尚有疑问，故未敢遽信，姑存其说于此，以供参证。至若复愚以荆州发解（见唐摭言贰海述解送条及北梦琐言肆破天荒解条等），故方志有列之为江陵人者（如舆地纪胜之类），则其不当，自不待赘辨也。
近年桑原隲藏教授蒲寿庚事迹考及藤田丰八教授南汉刘氏祖先考（见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皆引朱彧萍洲可谈贰所载北宋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室女事，以证伊斯兰教徒多姓刘者，其说诚是。但藤田氏以刘为伊斯兰教徒习用名字之音译，固不可信，而桑原氏以广州通商回教徒之刘氏实南汉之赐姓，今若以复愚之例观之，其说亦非是。鄙见刘与李俱汉唐两朝之国姓，外国人之改华姓者，往往喜采用之，复愚及其他伊斯兰教徒之多以刘为姓者，殆以此故欤？关于复愚氏族疑非出自华夏一问题，尚可从其文章体制及论说主张诸方面推测，但以此类事证多不甚适切，故悉不置论，谨就其以刘为氏，而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父子俱以儒学进仕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贯纷歧，而俱贾胡侨寄之地三端，推证之如此。
（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