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郡国所有的旧币一律作废销毁，将铸钱的铜输入三官。
此次币制的改革，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集中到中央。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政府把全国各地的铜材收归中央，堵塞了盗铸的材料来源；二是三官钱的名义重量与实际重量完全一致，盗铸无厚利可图；三是钱币制作技术高，质量好，私人没有能力盗铸。从此以后，盗铸的风气大为减少，朝廷基本上能够控制货币的铸造与发行。
最终，这次币制改革获得了成功，取得了对富商大贾、豪强等私铸钱币斗争的胜利。货币的统一、货币的稳定，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所铸的五铢钱，一直流通到隋王朝，七百年不废。
据史书记载，从汉武帝统一币制起到西汉末年，西汉政府总共铸造了280亿枚五铢钱。五铢钱制大体上是用于稳定和巩固货币市场的，这种方孔圆廓的五铢钱在七百年时间内，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主要流通货币，也为帝王提出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和教训。
汉武帝所进行的统一货币、盐铁专卖等经济改革措施都已经初见成效，有的措施正在深化完善，财政形势大有好转。汉武帝颇感欣慰。
元封元年（前110年），已经升为御史大夫的卜式听到种种反映：官府卖出的盐不是咸的，而是苦的；官府统售的铁工具脆弱不牢，一下地就断裂，而价钱却很贵。老百姓不欢迎这种产品，官吏却强迫老百姓非买不可。还有，征收商人的船税太多了，以致经商的人减少，日用货物也少了，物价上涨。
这些问题关系到了国计民生。于是，卜式找大司农孔仅商量，孔仅也感到是个问题。经过反复磋商，他们决定向汉武帝反映盐铁专卖中的这些问题。
汉武帝听后，十分不高兴，一怒之下便把卜式贬为太子太傅，并且撤了孔仅的职位，继而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统管大农官的事。
事实上，桑弘羊也早已看到盐铁专卖中存在的问题。他还知道，主管盐、铁的官吏为了卖出质量差价格高的盐、铁，往往互相争市，影响了盐、铁的价格稳定。但是，桑弘羊没有采取提意见的方式，而是经过深入调查、反复思考，认为对郡国送京贡物的运输和京师市场的供销应该进行改革。
汉初，各郡国都向中央政府贡献输送当地的土特产品，假若产于其他郡中的，还得派人到远方采购，然后雇人转运到京师。这样做其实给商人提供了很好的从中渔利的机会，他们乘机抬高物价，大发其财。贡献的物品几经周折，长途运输，肯定会损耗和破坏，有时贡献的价值还抵不上运输费用。劳民伤财，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又使政府蒙受损失。
鉴于这种情况，桑弘羊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控制和管理，收权于中央，收财于中央。他奏请汉武帝行“均输”“平准”之法。
其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主持运输各郡国的贡纳物品；在长安设平准官，掌握运到京师的货物和物价。各地的均输机关与京师的平准机关互通信息、互相配合。
第二，各郡国向中央贡纳的物品，全部按当地市价，购买成当地出产的物品，交纳国家后，由均输官负责将它运输到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然后就地购买当地出产的物品，输送到其他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这样辗转运输、销售，国家利用地区存在的差价，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最后根据平准官提供的信息，在最适宜的地区购买京师所需要的货物，运到京师。
第三，在京师的平准官，将各地运到长安的货物在京师市场上卖掉，利润上缴国家。并且要遵从“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的标准，平抑市场物价。这样既确保了对京师人民的供应，又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
桑弘羊的方案果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均输”“平准”的实行，使物价相对地稳定下来，政府不仅支出大大减少，还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这项政策又能再次抑制大商人，完全符合汉武帝重农抑商的方针政策。
统一货币、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是桑弘羊改革经济、理财兴利最得力的措施。他能在不太多地增加农民赋税负担的情况下，满足国家浩繁的财政需求，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所以，他一直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器重。
为了打击积货逐利的商贾，他颁布算缗、告缗令。元狩四年（前119年），山东发生了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阶级矛盾大有一触即发的势态。
一些富商大贾拥有大量资财，过着奢侈无度的豪华生活。他们不但“不佐国家之急”，还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严重地破坏了地主经济的基础。这就使汉朝地主政权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他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这就是元狩四年，汉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这两项法令包括了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抽取一算，即120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作“算缗”。
第二，除官吏、三老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第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作“告缗”。
第四，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算缗主要是针对商贾的。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下令规定，百姓告缗，可以得到被告发者的一半资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杨可立了头功。
一个商人，只要被人告发并经查实，立刻被拘入狱。商贾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汉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
商贾中家以上都因此破产，汉武帝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延续近十年，使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才停止了告缗。
告缗以及盐铁官营等政策，为汉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西汉后期，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