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会场里就会出现两样标志性的东西，还分得清清楚楚的男女有别，一眼就能看得明明白白。屋里有多少个男人，差不多就有多少根烟枪，密密麻麻的，摆得比桌角的工分本还多。就连那些刚长胡子、声音变粗的半大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叼着一根自制的烟杆儿。大多是用老竹根削的，杆儿上还留着毛刺，有模有样地抽着。烟丝是自己种的旱烟，晒得焦干，揉碎了装在布兜里，劲儿大得能呛得人直冒眼泪，抽一口能顶半天，穷人家买不起卷烟，这旱烟就是男人们最金贵的消遣。几十根烟枪同时点燃，一缕缕呛人的蓝烟慢悠悠地飘了出来，带着股辛辣的劲儿。不一会儿，狭小的屋子里就被烟雾填满了，密度越来越大，像一堵厚厚的雾墙，挡得人看不清对面的脸。煤油灯里飘出来的黑烟，跟这些蓝色的烟雾缠在一起，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缠绕、打架，最后混为一体，整个屋子都变得雾蒙蒙的，连煤油灯的光都被遮得昏暗了几分。烟雾呛得人们此起彼伏地咳嗽起来，“咳咳咳”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咳得直弯腰，手捂着胸口直喘粗气，可男人们却毫不在意，依旧抽得津津有味，嘴角还时不时地吐个烟圈，仿佛来这儿不是为了记工分、听学习，而是专门来抽烟聊天、打发时间的。女人们则大多拿着鞋底或者麦秆，低着头安安静静地纳鞋底、掐麦秆辫子。鞋底是用浆糊粘的旧布袼褙，针脚又密又匀，纳一下得费不小的劲，手指上都戴着顶针，时不时还得用针在头发上蹭两下，让针更顺滑。麦秆是白天从地里拾回来的，晒得干燥，掐成一段段的，编成辫子，以后能用来纳鞋底、编筐子，半点不浪费。她们的手指灵活地动着，嘴里还时不时地唠着闲嗑，声音不大，却此起彼伏：“你家小子最近学习咋样啊？听说公社要招识字的记账员，可得让他好好学！”“我家那口子今天去修水渠，踩了一天泥水里，回来都说累散架了，连晚饭都没吃几口。”“听说隔壁大队今年的玉米长得不错，穗子比拳头还大，不知道年终能多分多少口粮，咱队里可千万别输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家长里短，侃着大山，偶尔还会传来几声低低的笑声，原本沉闷的会场瞬间变得热闹起来。对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社员们来说，这样的夜晚，既是为了核对工分、应付学习，也是难得的放松时刻，算是给自己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农耕生活，添上那么一点点乐趣。也正是因为这样，大队书记后面读报纸的时候，九成以上的人都没心思听，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书记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边角都卷成了卷，还沾着点泥土，他扯着嗓子，青筋暴起地念着国家大事，唾沫星子飞了一地，可底下的人要么继续抽着烟、唠着嗑，声音盖过了他的朗读声，要么埋头做着针线活，手指不停，压根没人搭理他，仿佛他就是个透明人。有时候大队书记读累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或者当天的学习材料没准备好，就干脆打开队里唯一的一台老式收音机——那收音机是黑色的，外壳掉了漆，按键都磨得看不清字迹，得使劲拧旋钮才能调出声音，还时不时地发出“滋滋”的杂音，却算是队里最稀罕的电器，平时都锁在大队部的柜子里，只有开大会的时候才拿出来。要是广播里说的是关乎农民利益的国家大事，比如粮食补贴、农具发放，大家伙还能静下心来听几句，时不时地交头接耳议论两句。可要是说的是些离大家太远的天下大事，或者干脆放起了革命歌谣，现场立马就又变成了热闹的聊天会，吵吵嚷嚷的，人声鼎沸，比赶集时的菜市场还热闹，书记也懒得管，任由大家喧闹。吕晓筠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白天的事，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似的，闷得发慌。武家的成分不好，是“黑五类”，这在红旗大队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儿，平时大家见了武家人都躲着走，生怕沾染上关系，娘咋就能为了那点余粮，就不管不顾地想把她嫁过去呢？就不管她的名声、不管她的意愿吗？她越想越委屈，鼻子一酸，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打湿了枕巾。那枕巾是用旧毛巾改的，洗得发白，还打着补丁，沾着眼泪，凉丝丝的。她紧紧攥着被子，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暗暗下定决心：就算是拼了命，就算是跟娘翻脸，也不能嫁去武家，不能让娘的如意算盘得逞，不能把自己的一辈子，毁在“黑五类”的名声上。窗外，煤油灯的光晕透过窗纸照进来，隐隐约约能看到屋里的景象：男人们的烟枪冒着缕缕青烟，女人们的针线在指尖翻飞，唠嗑声、咳嗽声、烟枪的“吧嗒”声混在一起，透着股难得的松弛劲儿，暖融融的，是烟火气最浓的模样。，！可吕晓筠望着这暖乎乎的场景，心里却直打鼓，七上八下的。她没亲身经历过正经的阶级斗争评审，可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总听人说，一旦要评审“黑五类”分子，这热闹劲儿能瞬间凉到冰点，连空气都会变得充满敌意，刚才还说说笑笑的社员们，转眼就能变得义愤填膺，眼神里满是批判和厌恶。这么大的情感反差，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社员们，真能说转就转？真能对着平时一起干活、一起挣工分的熟人，说出那些刻薄的批判话吗？吕晓筠越想越替他们捏把汗，也越想越好奇，趁旁边的张大妈纳鞋底歇气、擦汗的功夫，她悄悄凑过去，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请教：“张大妈，咱这儿评审‘黑五类’，都是按啥标准来的呀？”张大妈抬眼飞快地瞅了瞅四周，见没人注意她们，赶紧把声音压得更低，几乎贴在吕晓筠耳边，语气里带着点谨慎：“还能啥标准？无非是看他们政治上认不认错、拥不拥护革命，干活时守不守规矩、听不听队里指挥，还有接受咱们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态度端不端正。态度好，干活卖力，或许还能从轻；要是态度硬，不听话，那可就惨了。”“那评审的时候咋弄？是不是特别严肃？”吕晓筠心里的好奇更甚，又追着追问，心跳都快了几分。“就是开全体社员大会，让那些‘黑五类’站在会场中间，低着头，像犯人似的，大伙儿谁都能说，谁都能提意见，谈看法、揭老底，啥都能说，最后队里的干部再凑在一起商量，下结论。”张大妈说着，手里的针线又动了起来，语气里带着点见怪不怪的平淡，仿佛这样的场面，她早就见惯了。可这话落在吕晓筠耳朵里，却让她心里七上八下的，慌得厉害。她没见过生产队的评审场面，可在社会环境的熏陶下，“革命”“斗争”早就刻进了她的思维里，成了改不掉的定式，一想起那些听说过的批斗场景，她就心里发紧。她忍不住在脑子里脑补各种画面，有激烈的争吵，有愤怒的控诉，可怎么也想不出具体是啥模样，越想越好奇，也越想越害怕。这种忐忑又好奇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傍晚收工时。就在大家扛着农具、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的时候，村口的大喇叭突然“滋滋”响了两声，紧接着，小队长的声音就传了出来，洪亮又急促，传遍了整个红旗大队：“全体社员注意！全体社员注意！今晚七点，大队部开全体社员会，评审‘黑五类’分子，各家各户都得有人参加，不许迟到，不许缺席，谁要是敢不来，扣全家一天工分！”这话像一颗石子，狠狠砸进了吕晓筠的心湖里，瞬间激起千层浪，让她浑身一震。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情，竟莫名生出几分兴奋，还有点跃跃欲试。她终于能亲眼见见那传说中火热的阶级斗争场景了，终于能知道，评审到底是啥样子的。可这兴奋劲儿刚冒头，一股强烈的紧张感又瞬间涌了上来，压得她喘不过气：要被评审的“黑五类”，都是天天跟她一起在地里锄草、在砖窑场搬砖的熟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真要看着他们被大伙儿围着批判、指责，真要看着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自己这颗柔软的心，能受得住吗？能像其他人那样，义愤填膺地去批判他们吗？吕晓筠捂着胸口，只觉得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的、涩的、慌的、乱的，啥滋味都有，心跳快得像要跳出来，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批斗场面，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那时候她还小，跟着父母去单位，正好遇上批斗反革命，现场人山人海，群众们一个个义愤填膺，脸涨得通红，手指着被批斗的人，大声训斥、咒骂，情绪激动的时候，还会伸手推搡几下，嘴里喊着响亮的口号。被批斗的人，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脸上不是紧张的汗水，就是悔恨的泪水，低着头，嘴里不停给自己上纲上线，不停认错，末了还得使劲咒骂自己：“我罪该万死！我死有余辜！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那画面，阴森又压抑，至今想起来都让她心里发紧，浑身发冷。更让她难忘的是，小时候在学校里，见过师哥师姐们批判老师的场景，那场面，比单位里的批斗更让她心惊。老师们被挂上写着各种罪名的木牌子，牌子用绳子勒在脖子上，勒得他们喘不过气，还被逼着站在高高的凳子上，一遍遍地交代自己怎么用“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怎么耽误学生的革命前途。往日里威严、和蔼，总是耐心教导他们的老师，面对曾经的学生、如今的造反派，脸上满是痛心疾首，一遍遍地剖析自己的“罪恶”，悔恨自己无意间给学生带来的“思想毒害”，声音哽咽，却不敢有半句辩解。，！那些以前常被老师训斥、批评的学生，斗争积极性最高，一个个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眼神凶狠，态度嚣张。他们强令老师弯腰低头，让老师在学校的花坛周围跪成一圈，红卫兵们用脚踩着老师的后背，使劲往下按，嘴里大声喊着“踏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声音震耳欲聋。吕晓筠至今记得，老师们的膝盖磨得通红，渗出血丝，却不敢动弹一下，眼神里的绝望和痛苦，像针一样扎进了她的心里，一辈子都忘不了。可热闹过后，那些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们，大多也落了个落寞的下场。除了少数几个学生领袖被选进了当地机构的领导班子，算是有了归宿，其他人不管属于哪个派别，不管曾经多风光，最后都得悄无声息地收拾行囊，背着简单的铺盖卷，加入下乡插队的队伍，来到这偏远的农村，跟着社员们一起挣工分、种庄稼，尝尽人间疾苦。不管他们当年编过多么火的斗争快板，演过多么感人的造反歌舞，不管他们曾经舌战群儒，驳斥过多少“革命对象”，还是指挥过千军万马，抢过多少“赃物证据”，立下过多少“文攻武卫”的“功绩”，最终都成了下乡队伍里的普通一员，褪去了当年的锋芒，变得和所有知青一样，在艰苦的农村里，挣扎着求生。而今晚，她就要亲眼见证一场属于生产队的“斗争”，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怎样的场面，也不知道，武家的人，会面临怎样的批判……：（）1977年高考又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