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80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21]转引自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63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2]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120页，台北，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
[23]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4]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5]《新刊四书五经·春秋三传》，95页，北京，中国书店，1994。
[26]钱穆：《国史大纲》上册，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7]（清）崔述：《读风偶识》，3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一文中谈到基督教艺术时指出：“基督教徒只有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将女性的本质当作神圣的本质加以崇拜时，才走向诗歌，当基督教徒对宗教的本质进行想象时，当宗教的本质成为他们的意识对象时，他们就与他们的宗教的本质发生了矛盾，成为艺术家和诗人。”（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这里费尔巴哈是要说明艺术与宗教本质上的对立，但也说明了即使是宗教艺术，也还是保留了艺术的品性。宗教试图利用艺术为自己服务时，实际上反而被艺术削弱了其宗教性。
[29]何定生：《诗经今论》，8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30]（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5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宋）朱熹：《朱子全书》，第1册，3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2]李山：《举贱民而蠲之》，见《诗经析读》，附二，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3。
[33]《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211页，上海，上海书店，2002。
[34]顾颉刚先生尝说：“公卿列士的讽谏是特地做了献上去的，庶人的批评是给官吏打听到了告诵上去的。”又说“恐怕这种事（指献诗——引者）在春秋前很多，在春秋时就很少了……可见东周时这类的风气还没有歇绝。但这类的诗都在大小雅中，大小雅是王朝的诗，或者献诗诵谏的事是王朝所独有也未可知。《左传》既不注意王朝，自然没有这类的记载。”（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下，326～328页，北京，北京书局，1931）
[36]《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所谓“国之俊选”即那些“国人”子弟中出类拔萃者。《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周人对“国人”的教育的确是十分重视的，这当然与其对礼乐制度的推行与维护直接相关。
[37]这里主要针对“变风”中那些怨愤之作而言。至于那些描写情爱与劳作的作品则很可能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诗歌，其产生年代是不可知的。
[38]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见《古史辨》第三册下，6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9]《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孙穆子食庆封……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
[40]《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见（汉）毛公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2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1]（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11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3]（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25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44]（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20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45]《左传》，291～29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46]（清）王先谦：《庄子集解》，287～2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47]《国语》，9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48]《左传》，12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49]（汉）刘向：《战国策》，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50]（汉）刘向：《战国策》，57～5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