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上面摘引的这些语句都是对统治者的教导和规范。儒家甫一诞生，就是以整个社会各个阶级共同的教育者和导师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认为为全民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是他们的天职。在他们眼里，即使是君主，也是受教育的对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君主似乎是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务。因为在他们看来，天下之所以不太平，原有的价值系统之所以崩毁，主要是因为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们贪得无厌。他们的学说首先是为了教育统治者的，所以诸如此类的言说在孔、孟等儒家思想家那里可以说比比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人民的神圣使命。因此，在他们那里，劝说人民接受统治者的统治，承认既定的社会等级，认同自己被统治者的身份的言说，也是随处可见。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都是教育人民如何做人的基本原则。
所以，通观儒家典籍，除了客观地记载了一些历史事实之外，主要只说了三件事：第一，统治者如何有规则地行使自己的统治权；第二，被统治者如何自觉地接受统治；第三，个体如何有意义地做一个人。看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除此三者，更有何事？
三、儒家能够成为“中间人”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在诸子百家之中只有儒家能够扮演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呢？在我看来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儒家的社会身份认同；二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个人的文化身份；三是与此相关的对先在的思想资源的选择与接受。
从第一点来看，这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究竟代表何人的利益？依照过去我们那种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观点，知识阶层必然要依附于某个社会阶级，他们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看中外历史的实际情形，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卡尔·曼海姆指出：
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社会群体，其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我们称它们为“知识界”。一个社会愈是处于静态，这个阶层将愈可能在社会中获得明确的身份或社会等级地位，因此，巫术师、婆罗门、中世纪的教士都被看作知识阶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其社会中享有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的垄断性控制权，而且享有对于重建其他阶层朴素形式的世界观或调解其差异的控制权。[7]
这里准确地指出了知识阶层在思想观念上的独立性，以及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控制权，我认为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马克斯·韦伯指出：
2000多年来，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至今（指20世纪初——引者）仍然如此。虽然他们的支配地位曾经中断，也经常受到强烈的挑战，但是总会复苏，并且进一步扩张。……他们接受过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是基于这种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8]
这是说，除了经济、政治上的资源之外，文化知识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获得独立性甚至支配地位的主要依据。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正是凭借创造与传承文化而获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
从士人阶层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的角度看，我们以为，儒学在汉代以后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选择问题，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即士人或士大夫阶层的选择问题。士人阶层何以选择了儒学？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儒学最充分地代表了这个社会阶层的根本利益。士人阶层的根本利益是什么？首先是存在，其次是发挥自己干预社会的作用，即部分地获得控制社会的权力。所谓存在并不是指个体生命的存在，而是指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阶层的存在。老庄、杨、墨之学本质上都具有一种自我解构的性质——在消解了现实政治与价值系统合理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它们实际上并不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利益，因为它们会导致这个阶层的解体。法家、纵横家之学同样不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利益，因为它们完全认同了统治者的利益与价值观，其结果是彻底消泯士人阶层思想上的独立性而沦为纯粹的工具。唯有儒家学说贯穿了一种极为自觉、清醒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意识。他们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士人，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系统，我们既不属于君权范畴，又不属于庶民范畴，我们是承担着巨大社会责任的独立的群体。下面的引文可以充分说明儒家这种身份认同意识。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论语·子路》）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
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
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失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才有这样明确的自我规范、自我认同意识！也只有儒家才将士人阶层看作一个整体。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家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有着何等清醒的自我认识！他们知道自己既不是天生的统治者，又不是一般的庶民；他们既要与统治者结盟，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又必须保持自己人格上，特别是价值观念上的独立性。从纯粹政治的角度看，他们的出仕是加盟到统治者之中了，是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和利用；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他们成为社会价值秩序实际上的建构者，是他们对统治者的控制和利用。从士人阶层的这种自我意识和自觉的社会身份认同中我们还发现了他们的独特性之所在：与统治者阶层相比，他们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就是说，他们具有可贵的乌托邦精神，而统治者却只是关心统治的稳固性；与一般的庶民相比，他们的确是先知先觉——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境遇有着清醒的理解，并且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与行动策略，而庶民则始终是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他们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命脉，他们塑造了民族的性格，他们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一统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选择问题，而且也是士人阶层的选择问题。没有士人阶层的自觉认同，儒学如何能够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士人阶层会选择儒学呢？在我看来，统治者的选官制度的调整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原因，儒学本身符合士人阶层的社会身份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在大一统的君主制社会结构中，并没有一个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市民社会”那样的中间形态的社会组织形式。除了行使社会控制权的君权系统之外，农、工、商等社会阶层均处于被统治地位，除了造反之外他们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的任何可能性。士人阶层虽然是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却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因此并不能成为一种足以与君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这个阶层的形成是由文化的传承所决定的，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属性是学习、传承、创造知识话语系统。然而任何文化的或知识的话语系统都只有适应某种社会需求才能够存在下去，毫无用处的东西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那么文化知识就是将这个系统各个组成部分连为一体的纽带或血脉。这样，为各个社会阶层共同认可就成为文化知识获得合法性的标志。只有具有这种合法性的文化知识体系才能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种种话语系统就只能被边缘化。反过来说，一种文化知识系统获得合法性也就意味着他的持有者或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成了被需要的群体，从而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权利。这恰恰就是士人阶层最终选择儒学的深层原因。
换一个角度看，士人阶层原本是旧的社会秩序瓦解的产物，所以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无序的社会复归于有序。诸子百家都是应运而生的社会医生，其共同目标是为生病的社会治疗。他们的区别只是药方不同而已。士人阶层面临的难题是：他们只有药方，却没有任何医疗设备。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拯救社会，就必须与现实的统治者合作。换句话说，士人阶层要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得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双重认可。士人阶层的存在意义不在于他们占有知识话语权，而在于他们占有的知识刚好可以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使双方都认为他们是自己的代言人。这些都只有儒家才能做到。这就是说，只有儒家之学可以使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其他学说则只能导致这个阶层的消亡——这就是士人阶层最终不得不选择儒学的根本原因。
从第二点来看，即儒学创始人孔子个人的文化认同角度看，孔子本人原是一位破落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祖上是宋国的宗室，因为放弃做国君的机会而被国人奉为圣人。孔子本人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都是以大夫的身份周游列国、交接诸侯的。这种古老的贵族家世，就使得孔子对传统的、繁文缛节而又堂皇高贵的贵族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认同与崇拜，对制度化的社会等级体系与固定的身份性有着顽固的向往。由于西周的典章制度集古代政治文化之大成，极为繁复细密，所以最得孔子推崇，他发誓穷自己毕生之力以恢复光大之。但是，孔子并没有实际上的贵族身份，相反，他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少年时“贫且贱”，为了生计尝不得不从事“低贱”的职业。后来在鲁国他只是因为博学多闻才受到贵族们的尊重的。这种贫贱的生活经历又使他能够从平民百姓的角度看待政治事务，能够体会到被统治者的切身感受，故而常常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向着统治者言说。这种交织于孔子身上的观念层面上的对传统贵族文化的认同与经验层面上的被统治者的体验，使他在全盘接受西周文化的同时也为之注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一定程度的平民意识与人道精神。他的“仁”的学说中就包含了这种伟大的平民意识与人道精神，这也正是平民百姓可以接受儒家文化的主要原因。
从第三点来看，即孔子所接受的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其本身就具有某种“中间人”的特质。我们知道，孔子心向往之的古代文化典籍主要是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诗》《书》《礼》《乐》。这些典籍都是在周公“制礼作乐”时开始形成的，所以其基本价值取向与功能是在周公那里就确定了的。那么周公赋予了它们怎样的价值与功能呢？我们看看《周书》和《诗经》中那些可以确定为周初的篇什就不难发现，这些文化文本不管是歌颂先人功德的，还是当政者自我砥砺的，抑或告诫被统治者服从周人统治的，无不包含着一个主题：为周人的统治寻求合法性并使天下诸侯和百姓相信，吸收了殷人失败教训的周人的统治肯定会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也就是说，周初统治集团的“制礼作乐”既是建设国家制度的伟大工程，也是确立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举措。由于殷商灭亡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周初的统治者对于“天命”产生怀疑，而对于被统治者的巨大作用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在建构意识形态之时，对于适当照顾被统治者的利益以及统治者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均有明确的意识。这样一来，这种意识形态就带上了鲜明的“调和”色彩——这正是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9]这种意识形态将周人统治者描述成全天下利益的代表者，对于延续两周八百年的世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继承了周人这些浓缩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文本，自然而然也就继承了其“中间人”的文化角色。
至少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这种意识形态的“中间人”角色是扮演得极为成功的，以至于它千百年间是那样深入人心，几乎从来没有人从根本上对它提出过质疑。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牢牢地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大权，这种意识形态就像一张巨大无比的网，将君主贵族与平民百姓都笼罩其中。
然而孔子以及后来的荀子、孟子等人孜孜以求的这种具有“中间人”功能的意识形态，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为任何一个诸侯国真正接受，更不用说成为整个“天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我看来，唯一的原因就是这种思想系统不符合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因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处于激烈竞争之中的社会现实，迫使统治者们将全副精神都用于外交上的奸诈权谋与内政上的富国强兵了。所以各种临时性的刺激政策受到广泛应用，而可以长治久安却不容易立即见效的治国之道就必然为当政者所轻视。国家存亡的紧迫性使他们无暇顾及长久的意识形态建设：赶快富起来、强起来以避免挨打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法家的奖惩策略、纵横家的权谋、兵家的诡计就成为各诸侯急需的富国强兵的法宝。事实上，到了战国后期，各国所奉行的基本治国之术差不多都是法家的，只不过由于秦国见机最早，积累最厚，其他各国无论如何奖励耕战，也只能瞠乎其后了。连荀子这样的大儒在当时都染上了浓厚的法家色彩，足可见法家势力何等强大。这种强大并不是因为法家学说本身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其所奉行的实用主义精神恰好符合时代的需求。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它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将其付诸实践的地方，所以它的奉行者就只好忍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绝望之情了。但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学说为什么居然有那样多的追随者呢？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儒家学说虽然不曾被统治者所采纳为国策，但是掌握大量文化知识与礼仪制度的儒者却是受到君主们欢迎的，他们或做傧相，或为邑宰，是官方机构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例如，孔子一生不得志，但他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却没有找不到工作的（有不愿意工作，而愿意退隐或讲学者如颜渊、子游、子夏、曾子者除外）。《史记·儒林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二是儒家学说重视个人修养，具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功能，故而对于那些在乱世之中心灵无所皈依的年轻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三是儒家学说抱有远大辉煌的社会理想，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具有强烈的乌托邦精神，对于有志于改天换地的热血青年具有极大的**力。这些从《论语》所记载的孔子与众弟子的对话中都可以看出来。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儒学是体现了士人阶层身份认同的学说，在这种学说中士人阶层最能够感觉到人生的意义与自身的价值。由于上述原因，儒学就成了最受士人阶层欢迎的学说了。
这样说来，对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最恰当的判定应该是唯一具有“中间人”特征，因此也是唯一具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潜在可能性的话语系统。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486～4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西方中世纪的贵族文化在近代经由资产阶级的主动吸收渐渐转换成普遍的文化习俗。中国古代虽然有士人阶层为“中介”，但是由于士人阶层本身也一直在强化自己与平民百姓的身份性差异，故而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方面进行了由上而下的“教化”，但在礼仪和生活方式方面，他们却始终与平民保持鲜明的界限。
[4]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199～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319～3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1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10～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11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9]关于周初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建构，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行全面探讨，这里暂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