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的区别依然在于一是概述诗义，一是言其确指。
《诗论》：
《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
《汉广》，德之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鹊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
《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
《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
观《诗论》之说诗皆依据诗之文本义略做发挥，绝无史实的附会。《诗序》则具体得多了。那么，从《诗序》与《诗论》的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第一，在孔子和子夏那里，对于《诗经》作品的确切所指是不明确的。他们只是根据诗的字面义尽量用道德的、政治的眼光来说诗。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些旁证。《孟子·公孙丑上》云：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则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这里孟子所引之诗出于《豳风·鸱鸮》，此诗古人皆以为是周公写给成王的。盖因《周书·金滕》明确记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然而看孟子所引孔子之论，却是明显不知道此诗的作者为谁。孔子是研究、传承《诗》《书》的专家，他何以竟会不知道《金滕》的这段记载呢？如果我们确信孟子的引证不会有误的话，那么即孔子的时代或者《尚书》根本没有《金滕》之篇，或者有此篇而无关于《鸱鸮》的记载——这记载是孔子之后的儒者加进去的。如此说成立，则孔子关于《鸱鸮》的言说也同样是根据文本义而做出的发挥。又《孟子·告子上》云：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此处所引之诗出于《大雅·烝民》。《诗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言之凿凿，似乎有绝对把握。但是看这里引孔子之言，显然同样不知道此诗是何人所作，只是根据诗的文本义予以评说的。又《荀子·宥坐》云：
《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子曰：“伊稽首，不其有来乎？”
此处所引诗句出于《邶风·雄雉》。《诗序》云：“《雄雉》，刺卫宣公也。**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今人则多以为是：“此疑官吏被放逐，其妻念之，而作是诗。”[8]关于所引孔子之言，杨倞注云：“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来者，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归向，虽道远能无来乎？”这种解释显然是受了《诗序》的影响，可以说是不通的。俞樾认为“伊”是语词，“稽首”应该为“同道”的假借字，故此句意为“道苟同则虽远而亦来”。[9]这种解释比较符合孔子说诗的特点。显而易见，孔子的解释肯定与诗歌文本义相去甚远：诗中说道路遥远，不知所思念之人何时能回来，情意是很真挚而强烈的，并没有什么“道同”与否的问题。但是孔子显然也并不认为此诗乃是为刺卫宣公**而作的，否则也就不会说什么“虽远而亦来”这样无的放矢的话了。孔子只是依据诗中“道远”这样的词语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借题发挥而已，这与《论语》所记载的孔子和子夏谈论“绘事后素”而及于“礼后乎”是一样的情形。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尽管孔子在说诗时极力用儒家道德政治的观点去曲解诗旨，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脱离诗的文本义而任意附会，这与汉儒的做法是有很大差异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孔子、子夏等先秦儒家用政治、道德的观点说诗是完全出于他们建构儒家话语系统的目的，还是有某些历史的依据，例如，《诗经》作品在某个时期的确具有政治或道德的特殊功能？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准备在另外的地方专门探讨，这里暂不展开了。
第二，汉儒说诗必有所本。事实上，《孔子诗论》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汉儒说诗的渊源所在。据史籍记载，汉初今文的三家诗与古文的毛诗都有师承，并没有哪家是某人自纂出来的。对于这种师承过去人们常常将信将疑，以为有可能是汉儒为了夸耀自己一派的学术，以便在激烈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而编造的。以往我们只看到《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典籍中的引诗与为数不多的说诗，难以断定汉儒说诗是如何在其基础上发展的。今看《孔子诗论》，我们就清晰地知道了，原来儒家从孔子、子夏的时候开始，在《诗经》的传授过程就是用类似《诗序》的形式用一两句简洁扼要的语句来概括每首诗的主旨的。而且先秦的儒家早已经将说诗的基本路向牢牢确定在政治、道德的框架之中了——无论诗的文本义如何，都要“发掘”出它所隐含的政治、道德的意义来。在这一点上汉儒是严格遵循先师们的路子行进的。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汉儒说诗必有所本，并非向壁臆造。即便史籍记载的诸家师承的线索可能有错误之处，但是对于师承本身是不应该再怀疑了。
第三，汉儒说诗的确有附会史实之嫌。通过比较《孔子诗论》与《毛诗序》我们不难看出，先秦儒家留给汉儒可资参考的说诗资料是有限的。特别是那些从文本义来看是关于男女情爱的风诗，孔子、子夏等先秦儒家只是做了初步的价值赋予工作——指出其具有政治、道德方面的意义，并没有落实其所言何事、所指何人。汉儒的《诗序》则一一指实其为某人某事所作。因此，汉儒说诗固然有所本，并非凭空杜撰，但是他们的“创造性”也是很大的。
关于汉儒说诗的“创造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做一些证明。除了上述《诗论》与《诗序》的比较之外，可以证明汉儒说诗有“创造性”发挥的最有力证据，是“四家诗”均言之凿凿却又各有异词。现根据近人何定生先生《诗经今论》一书所辑三家诗题解举数例如下：
关于《关雎》：
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刘向《列女传》）（鲁诗）
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惑之。（《春秋说题词》，《太平御览·学部三引》）（齐诗）
《关雎》，后妃之德也。（《毛诗序》）（毛诗）
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后汉书·明帝纪》）（韩诗）
关于《葛覃》：
《葛覃》恐其失时。（蔡邕《协和婚赋》）（鲁诗）
《葛覃》，大夫妻归宁。（何休《公羊传解诂》）（齐诗）
《葛覃》，后妃之本也。（《毛诗序》）（毛诗）
关于《黍离》：
卫宣公子寿悯其兄伋而作。（《新序·节士篇》）（鲁诗）
《黍离》，伯封作也。（《王氏诗考》引）（韩诗）
《黍离》，悯宗周也。（《毛诗序》）（毛诗）伋
从这简单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四家诗”在说诗的基本价值指向上是完全一致的：都遵循了先秦儒家的既定思路，从道德的和政治的角度看待《诗经》作品的意旨。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各自对诗歌具体指涉的人和事的认定有所不同。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汉儒说诗虽然是出于同一个解释系统，却又都不肯严格按照师承说诗，都不约而同地来了个“别子为宗”。这才会导致同源而异流的现象出现。否则他们怎么能够开宗立派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批评者对《诗序》的指责就有其意义了。清人崔述云：
世儒皆谓《诗序》近古，其说必有所传。十二国之中，称为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无疑也。虽然，余细核之矣。邶、鄘、卫风三十九篇，直指为某君者十有七。《王风》十篇，直指为某王者五。《郑风》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齐》则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陈》则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与君无涉则已耳，苟事涉于其君，不举其谥，则称其名与字，徒称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谓言之凿凿也已。而独《魏风》七篇、《桧风》四篇，则无一篇直指为某君者。……此何以说焉？既果真有所传，何以此二国独不知其为某公？况桧亡于鲁惠之世，魏亡于鲁闵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之后二百年，何以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谥，皆载于《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