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其他考订
除上述可以归纳分项考订外，笔者对《全集》中出现的一些微小错误也一一记录在案，今罗列在下，以便今后的研究者判断。
1。细化考订
①《全集》第1卷第74页《我们的信条》一文，注释仅说明为1926年11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研究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而据相关会议记录资料可以考订出此次讲话时间为11月21日下午2-4时。②《全集》第1卷收录的《杀机之天然淘汰》《民国三年之希望》《呼吁某校》《视神经上血管之观察法》四文，均为陶行知刊发于《金陵光》的文章。《全集》中似乎遗漏了一点，即此四文署名均为“知行”。陶行知在《金陵光》刊发的文章除此四文之外，均署“陶文濬”、“陶知行”或英文名，此四文当以说明。③《全集》第4卷第510页《在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五次大会上的报告》，该文无具体时间，后笔者查阅《救国会史料集》，确定该报告作于1946年2月26日下午7时。④《全集》第11卷第219页，信函抬头为“适之、在君吾兄”，编者拟标题为“致胡适、在君”。丁在君即丁文江，既然适之改成胡适，在君何不改成丁文江？同样的问题在《全集》第8卷第744、751页的两函中也存在，此两函均致“在君、适之、兆熙”，编者将标题拟为致丁文江、胡适等，“兆熙”则置之不理。兆熙即王景春，此三人为当时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成员，故笔者将其一一细化，以便读者。
2。校对刊印错误考订
①《全集》第1卷第111页《以教人者教己》一文，书中注释为“1927年11月3日在晓庄学校寅会上的演讲词”，而第114页文末又注有“11月5日”的字样。事实上，3日所讲为《在劳力上劳心》，故此处校对有误。②《全集》第1卷第129页《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关于南京六校招收艺友之解释》一文下注日期为1927年1月9日、11日《民国日报》，实际上该文作于1928年。因为文中所指南京六校包含了晓庄乡村师范试验学校，而若为1927年1月，晓庄尚未成立。此外，陶行知所著《艺友制的教育》一文中有其史略，并称“民国十七年一月八日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晓庄小学、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已开始招收艺友……一月九日作者曾在《申报》及《民国日报》上发表一文，题为《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36]此文在朱泽甫《陶行知年谱》中亦为1928年1月。③《全集》第1卷第255页《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书中注释为“1919年3月13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而之前一文即第253页《道路与教育》，于同年3月24日同刊物出版，却为第5号，日期在后却刊期在前，显然不合常理，经查证湘版等资料后发现，应为3月31日，故认为此处校对中将“31日”误作“13日”。④《全集》第4卷第630页《生活教育社晓庄研究所三十年度工作计划大纲》下注为“1940年8月10日《战时教育》第6卷第1期”，查实为“8月1日《战时教育》第6卷第1期”。此处亦为校对错误。⑤《全集》第12卷第179页下注：“1927年7月2日田汉率南国剧社到达南京”，此条消息不实，据《田汉年谱》记载应为“1929年7月2日”。考虑到注释中前后均为1929年，此间为1927年，可能应是校对错误。⑥文字校对错误此处仅列举数处。考虑到800余万字的书籍若要一字不错，确为难事，笔者难免有吹毛求疵之嫌。《全集》第6卷第187页中“July4，1646”应为“July4，1946”。《全集》第7卷第34页标题“湖涂”应为“糊涂”；第254页《追忆美国得父没耗后之生活》中“没耗”应为“殁耗”，此处不仅文中错误，目录处也是错误的；同集《闹意见》一诗目录页错为《闹看见》。《全集》第11卷第243页下注《亿当年，哭铭勋》中“亿”应为“忆”；第11卷第552页，诗歌第六行“葫芦里装的什么约？”中“约”应为“药”。再如《全集》第2卷286页7月19，少了一个“日”字；而303页方与严则作“方之与严”。
3。其他考订
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开幕日考。《全集》第11卷第179页有注释：“1924年7月4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公共讲演厅举行第三届年会开幕式。”而在《全集》第1卷第538页注释第一条则为“第三届年会：1924年7月3日至9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这里两相矛盾。笔者查阅黄炎培日记有如下记述：“1924年7月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开幕……”[37]。对于开幕一事，朱自清《旅行杂记》一文亦有记述：“七月三日早晨的年会开幕大典……三日的早晨，大雨倾盆而下。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讲演厅举行。”[38]故得出《全集》第11卷第179页文中开幕日期有误，并导致第179页之后数文的日期都出现问题，均需再作考订。关于第三届年会的时间错误在第12卷中亦有反映，第111页《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社务报告》下注“系1924年6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的书面报告”，实际应作“1924年7月”。②《全集》第3卷第627页《关于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的两个文件》一文，注为“1935年4月16日《生活教育》第2卷第5期”，查实为第2卷第4期。③《全集》第11卷第178页《自立》下有注释：“在1933年4月1日《生活教育》第2卷第3期上”。此条注释不实，《生活教育》于1934年2月16日创刊，1933年并无此刊物。后经查证，应为“1935年4月1日《生活教育》第2卷第3期”。④《全集》第11卷第226页《天地君亲师》一文，后有注释表示书中所谈1926年12月25日召开特约乡村试验学校大会一事时间有误，并给出参阅《全集》第2卷262页所载附录《特约乡校教师研究会第二次开会纪事》。而事实上，该文记录并无错误，会议确实于1926年12月25日召开。⑤《全集》第11卷第486页下有注释“1934年10月1日《生活教育》第1卷第18期”，此处应为第1卷第16期。⑥《全集》第11卷第537页《我们的态度》一文注释：《大众教育》创刊号为1936年5月1日，而第3卷第372页《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一文则有注释：“原载1936年5月10日《大众教育》创刊号”，此处两相矛盾。经查证《大众教育》原刊发现，该刊确实创刊于1936年5月10日，第3卷中日期正确，第11卷则是错误的。⑦《全集》第11卷第800页《阳翰笙日记选》中1945年8月11日条错误，该条日记应为8月16日。⑧《全集》第12卷第176页引《田汉年谱》中有关记述一条：“1940年10月，与郭沫若、赵清阁、应云卫、左明等同游重庆北温泉，并访问陶行知任校长的育才学校。后游缙云寺，作七律一首赠赵清阁。”经查证《田汉年谱》后发现此条不实，具体时间应为“1940年6月”。
七、结语
历史研究最根本的要旨在于求真。1998年至2006年，朱子善先生先后发五文强调在陶行知研究中“毋忘求真”[39]，其精神正如梁启超所谓：“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浸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40]与梁启超颇有往来的陶行知也是“求真”的追随者，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笔者深受前辈学人“求真”思想的感染，亦以为“大固当真，小亦当真”，遂撰文对《全集》作一考订，盖所谓“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41]
胡适在1922年2月4日记述：“作书寄梁任公，指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的错误两处……然此种小疵不足掩此书之大长处。此书可算是任公的最佳作。”[42]拙文中所列《全集》中琐末瑕疵，不过是对《全集》细枝末节的修补，《全集》仍是陶行知研究中的最佳作，也必将“永育后人，光照千秋！”最后，笔者仍想强调的是：拙文“……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43]
（本文需感谢南京大学李刚副教授及吴树琴先生之女卢爱萍女士提供的资料）
[1]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张劲夫：《一部具有宝贵精神财富的巨著——祝新版〈陶行知全集〉出版》，载《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9日。
[3]李刚：《思想的底色——陶行知〈金陵光〉文献考论》，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4]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课题组编：《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5]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私营时期（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页。
[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陶行知年谱稿》，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7]余子侠：《陶行知生平事迹五考》，载《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第68页。
[8]白韬：《回忆陶行知先生——其生平及其学说》，北京，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49页。
[9]黄炎培：《黄炎培日记》（三），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10]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页。
[11]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46页。
[12]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八），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13]张向华编：《田汉年谱》，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14]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1页。
[15]翦伯赞：《我和行知先生》，载生活教育社编：《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上），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153页。
[16]梁吉生编：《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