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是不是通过深化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而超越了自由民主呢？在墨菲看来，激进民主也可以叫做“激进自由主义民主”，激进民主的理念并不意味着对自由民主的宪法原则提出质疑，仅是把自由民主的原则激进化地应用到更多的领域。
安格斯在一次访谈中曾问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一方面尽量避免自由个人主义，另一方面还避免了自由社群主义，那么激进是什么意思呢？墨菲回答说：“实际上激进民主的方案是个政治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激进就意味着民主革命的激进化被扩展到了更多的社会生活范围。”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不是反对“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这些原则性内容，而是认为这些原则没有很好地执行，或者说这些理念在实践中很少执行。事实上，“激进民主的规划由那些理想的和激进的主题组成，而这些主题对于自由、民主、平等和它们整体作了更为激进的阐释”。墨菲不是用激进民主反对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激进民主就可以称做“激进自由民主”，激进和多元的民主理念并不意味着对自由民主的宪法原则提出疑问，只是把它们激进化地应用到更多的领域。[21]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与乌托邦的关系。
我们知道，激进民主往往具有乌托邦的特性。乌托邦既指不存在和不可能实现的某种期望，也预示着人类追求的美好与完美的愿景。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在褒义的意义上使用，把它作为指引人类未来的“启明星”，雅各比曾说：“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是对个体或对社会来说，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旅行中没有指南针。”[22]二是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把它看做不切实际的想象、空洞的废话或盲目的狂热。我们认为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建构或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并不适合当今社会，是毫无根据的空想；但作为文化价值或道德建构层面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则是非常必要的。詹姆逊认为，乌托邦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人类历史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它虽然不能保证政治上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乌托邦想象，就不会有任何一种实践的激进政治”。[23]
在拉克劳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并不是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反乌托邦思想的。这是因为：
首先，乌托邦是从正面肯定社会并缺乏抵抗的蓝图，否定性以及斗争从乌托邦中排除了，本质上是纯洁（asceptic）社会，它向我们显示的是一个彻底铲除权力的社会次序。而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并不试图构建任何社会蓝图，而是通过构建拥有权威意志的神话来生存和自我肯定，只不过他们不再相信社会总罢工的神话，而是相信多个神话并对应于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建立的社会空间的多重性。亦即只要社会各成分越来越分散，并产生出新的认同和对抗，那么，走向激进民主的思想就不再是乌托邦了。
其次，乌托邦作为社会的模式，本质上是差异的封闭空间，而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则是通过总是开放的、不全面的平等链条而建立，并且这种开放性与非全面性构成了所有社会认同的视阈。在他们看来，通过强调开放性和不全面性就打破了传统乌托邦中的封闭性。
我们可以看出，拉克劳是在“一种政治建构或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的意义上来使用乌托邦这一概念的。这种激进民主通过解构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来强调各种异质的、零碎化和分散化的多元话语主体在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建构这种多元主体认同的方式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所以说，这种激进民主的设想不仅不是拉克劳所宣称的是反乌托邦的，相反，它恰恰是一种虚无的乌托邦空想。
第四，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与一般激进民主的关系。
二者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共同点在于：首先，二者都体现了对公民社会政治的重视。它们都强调公民之间的直接对话、讨论与交流对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重视在公共领域层面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对话，通过在这种非正式的政治层面上的商议与争议，使代议制民主无法充分反映的、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得以体现。
其次，二者都体现和构想了“双层结构的民主理论”。既承认代议制民主所称的“第一层结构”，又设想了在代议制之外民众如何关注和参与政治的“第二层结构”。二者都是在承认代议制民主的前提下，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让代议制民主更加充满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双层结构被认为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不同点在于：首先，一般激进民主重视通过商议使多元化的意见达成理性共识，而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则强调通过争议形成体现差异与对抗的“矛盾性共识”，并认为个体的对抗和差异是始终存在的，这种对抗不仅不能被排除，甚至可以说，它恰恰是民主政治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其次，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一般激进民主往往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如哈贝马斯就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公民通过理性的探讨达成理性共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尤其是受到拉康精神分析学以及福柯和德里达思想的影响。它强调非理性的**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三）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的特征
1。不确定性
拉克劳和墨菲构建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继承了法国哲学家勒弗特（ClaudeLefort）[24]的观点，即“民主的特征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失”。[25]前现代社会中，上帝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君主作为上帝的代表集权力于一身，成为了正义的代表，规定了一切社会关系。启蒙运动之后，以神作为终极权力合法性基础的确定性标准被消解了，并随之将政治权力的基础奠定在人类及其理性之上。而在勒弗特看来，民主革命颠覆了这一切，使政治权力失去了先验的基础，权力变成了一个空场，只能去争夺而不能被代表。民主制就代表着权力确定性标准的消解，而呈现出不确定性。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才能够包含多元的主体以及主体的多元诉求，才会包容各种差异、对抗和冲突。“今天正在被诉求的那些新的权利所表达的是差异，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只有在今天才得以被肯定，而且它们再也不是可以被普遍化的权利了。激进民主要求我们承认的差异——特殊的、多样的、异质的——实际上包括被抽象的人（man）的概念所排斥的所有的东西。”[26]
另外，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要求多元主体遵循的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并非实质观点的一致性，而是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这种规则在后现代语境中，只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语法”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对它的解释具有不确定性。“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总是会有相互竞争的诠释，对自由和平等的含义的争执也永不会停息。”[27]
2。对抗性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对抗。只有“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这使人们对民主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并声称：“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28]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反对通过追求理性共识而排斥对立、对抗和冲突，相反，它是将对立、冲突和对抗纳入民主的形式中。同时，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要构建认同，必须通过承认差异或“构成性外在”的“他者”才能确认，这必然伴随着对抗。“政治生活……的目标必须是：在差异与冲突的语境中建构一个‘我们’。但是，要建构一个‘我们’就必须把‘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而这就意味着设立一个定义‘敌人’的边界。”[29]作为“我们”存在条件的对抗力量“他们”将永远存在，激进民主始终是“即将到来的民主”，不可能完全实现，对抗性将伴随其始终。
3。非理性
非理性一般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也指那些反对理性哲学的各种非理性思潮，如唯情论、意志论、生命哲学、无意识、直觉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与协商民主充分利用理性，避免情绪化的诉求不同，它主张要重视非理性的**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墨菲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从反对启蒙理性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她认为民主政治只有通过否认理性重视**，才能促进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一个人如果不承认政治领域中的动力在于**，那么就不能理解民主政治。”[30]若想解决自由民主与协商民主在当代面临的困境，首先就要抛弃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承认政治的对抗本质以及集体身份认同所产生的**的必然存在，承认“**与情感在保持对民主价值的忠诚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31]并在此基础上，将对抗转化为争议。这一转化的过程不是通过理性共识来调和冲突或消除**，而是通过设置一些议题让**得以表达出来。所以“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了促进理性共识而将**从公共领域中消除，而是将**转向民主设计的方向”。[32]
4。多元性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民主接受了多元主义，“多元主义在现代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33]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中的“激进”含义是与“多元”相联系的。即主体只有承认多元原则，否认统一原则，那就是激进的；反之，只要是激进的，就要承认多元主义。这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人类解放过程中并不处于必然性的主导地位，工人政党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也并非历史的必然性事件，仅仅是一个“偶然性”事件而已。在这种偶然性的领域，将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主体的多元化。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的使命是通过链接多种多样的民主斗争，从而扩展和深化民主革命。这就需要创造新的主体地位，将工人阶级与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等新社会运动作共通性表述。二是政治空间的多元性。“如果我们想要一种更加民主的社会，就需要增强多元主义并为联合体和共同体的民主管理形式的多样性提供空间。”[34]这种政治斗争的空间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公共领域。
（四）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观的定位及其性质
学者纳什（KateNash）指出，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处理的是文化政治问题，属于后现代的民主理论。[35]而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拉克劳和墨菲所主张的激进民主政治是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采取一种折中的立场，通过用后现代对本质论、还原论和基础论的批评，以一种可能性和多数逻辑，重构启蒙价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36]
在我们看来，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接近于贝斯特和凯尔纳所评论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激进与多元的民主规划是一个既肯定伟大的解放斗争传统，又借鉴了心理学分析和后结构主义思想而建构的最新理论成果。实质上，这种规划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一方面，它奉行“现代性的未完成规划”，因为这种规划是自由和平等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使用后现代的诸多思潮的理论工具，并通过它们对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的批评来构建激进民主理论。[37]所以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是二者之间的一种折中。
面对这种现代抑或后现代的激进民主理论，史密斯在《拉克劳和墨菲：激进民主的想象》中指出：拉克劳和墨菲试图建构的民主理论是一种新的混合民主理论，它结合自由主义的进步成分与社会主义的传统。所谓自由主义的进步成分是指自由主义赋予个人拥有提升自我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不可被剥夺；所谓社会主义的进步成分是消除资本关系下的一些剥削，确保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38]而在我们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是以左之名行右之实的民主，是看似激进实则向自由民主妥协的民主。
在当前的西方左派学术界，左翼知识分子往往采用“话语”“民主”和“身份”等时髦的词语来开创边缘群体的斗争空间，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斗争方式并非要与资本主义决裂，而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的一种微观反抗，最终只能倒向自由主义。对此，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家奥尔曼，曾经质疑西方政治学的价值取向：“政治科学为什么把政府看做是维护共同利益的而不是维护精英们的剥削利益呢？或者它为什么把政治社会化看做是一种教育，而不是视之为一种神话或精神损害呢？再或者它为什么把市民的冷漠看做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精英操纵大众的一个机会呢？”[39]面对这些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理论一个也没有回答，他们批评的锋芒不是对着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理论。
拉克劳和墨菲用多元主体构成的“彩虹联盟”取代了工人阶级，把革命主体寄托在无产阶级之外的各种新社会运动身上，并且把社会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完成，“社会主义斗争可以被看做是多元的‘民主’斗争，它把不同形式的对于不平等和压迫的反抗联合在一起。事实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用‘激进民主’的说法来置换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可以的。社会主义多多少少可被说成是自由民主的自然延伸”。[44]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策略完全忽视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否认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不过是旧调重弹，是老掉牙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骗人方案”。[45]这种方案是“没有工人运动、没有阶级分析和阶级政治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它只会成为另一个自由主义的变种”。[46]
伍德的分析何其深刻！像拉克劳和墨菲那样的后马克思主义右翼人士就是这样，否认无产阶级在新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主体地位，用耀眼的“激进”“多元”等字眼去修饰“民主”，这实际上是鼓吹一种“无主体”“无中心”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难怪他们被人称为“新修正主义”。
[1]［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9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同上书，194页。
[6]［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94～19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7]［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