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界的五点歧见
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渐渐进入我国学者理论视野，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歧见也充斥着“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的解释之歧见、定义域之歧见、流派划分之歧见、历史语境之歧见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歧见等，追溯这些歧见的源起，澄清其确切意涵，确切地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不论是对于我们深化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是延伸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书写形式的解释上存在分歧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书写形式，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四种写法：postmarxism（ThomasDocherty在其1990年出版的AfterTheory：Postmodernismpostmaxism用的就是这一书写方式），post-Marxism，post-Marxism，post-Marxism。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第一次出现书写形式上的差异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拉克劳与墨菲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论中：
只有我们抛弃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式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任何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post-Marxistterrain）。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不过，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正是通过把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生成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显示出来（development），并对它另外的一些方面加以抑制（inhibitioion），我们才建构出一种霸权概念——这种霸权概念，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种为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的民主而斗争的有用工具。[1]
这是该书唯一一处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第一次出现了书写形式上的差异。周凡在其与李惠斌主编的《后马克思主义》代序论即《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察》中对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几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做出了较为全面而又客观的解释：他认为，从《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导论的全文及“后马克思主义”出现的这个段落看，拉克劳与墨菲的本意并不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或对立的“后马克思主义”形态，他们所以要以字体的倾斜变化造成书写外观上的差异，是强调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post-Marxist，表明他们过去曾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他们曾经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辩护者，但现在他们已超越了这一理论地平线。所以，斜体的“post”（拉丁词，“在后”，如postmeridiem=afternoon）在这里主要是时间意义上的after；Marxist在这里用的是“正体”，表示他们曾经走过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实际上，在这一段的前面，拉克劳与墨菲已对他们何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反思的出发点给予了清楚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传统——通过它，阐发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才成为可能。对我们而言，这一出发点的正当性完全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itstitutesourownpast）。[2]
而post-Marxist，则是凸显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虽然不再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域之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建构和再激进化，但这一思想规划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为其借以滥觞的根据，并且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非斜体的“post”除具有一定的时间意味外，还有空间秩序或等级程度上的延伸、转换之意（如postgraduate，postdoctoral），相应地，也就用斜体的Marxist表示一种越超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和激进主义的方案。周凡认为，不仅斜体的post与正体的Marxist之间、以及正体post的与斜体的Marxist之间在意涵是一致的，而且post-Marxist与post-Marxist之间的意涵也是统一的。简言之，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描述同一个理论对象，而这同一个理论对象无论从对一些东西“决裂”还是对另一些东西的“改造”，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
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研究刚刚起步，很多人对post-Marxist和post-Marxist表示的意思不甚明了，以致于臆测迭出，歧见不断。比如，有人认为斜体的“post”可解读为“anti”，post-Marxism也就表示anti-Marxism（反马克思主义）；而post-Marxist中的“post”可解读为“after”，post-Marxism也就表示after-Marxism（马克思主义之后）。
英国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西姆对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拉克劳和墨菲确实没有‘发明’后马克思主义……《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最大的优点是：它使我们能够将这些零散的反对意见变成一种理论视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达到这样的共识：一种新的理论立场已经在这一时期逐渐展现出来了……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让-弗·利奥塔德和让·博德里亚的情形就是这样）；而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就拉莫的风格来说，就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3]
在西姆的眼里，“后马克思主义”两种书写形式的差异分明标示着两种具有紧张关系或相对立的理论态度：一种是消极性态度，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抵制与背离；另一种是积极性态度，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西姆甚至杜撰出“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beforepost-Marxism）”这一提法——后面的“后马克思主义”指拉克劳与墨菲及其追随者的后马克思主义；前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系指“暗含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类似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和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潜流”。[4]西姆的做法就是在卢森堡、卢卡奇、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阿尔都塞、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思想中寻觅“后马克思主义成分”。这一思路的实质是把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内部长期以来业已存在的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异议、偏离和被当做是“异端”的另类的阐述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它潜伏着可能导致把“后马克思主义”脱离某种必要的时限而进一步“前移”的危险。这种看法在国内学界可以找到许多赞同者。
书写形式的差异折射出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与定位，其后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区别与多维度也可见一斑。而在“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加上或去掉连字符抑或正体或斜体的不同变化，也正好折射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系：它离开，但同时又守护着。正如斯图亚特·西姆所感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残余的乡愁”（aresidualnostalgia）。[5]这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若即若离、总体是离的态势。
（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之歧见
“后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种思潮并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进入人们的视野，是由于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一书发表，以至于有人说，只有拉克劳和墨菲才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学术界却是众说纷纭，并未产生一致的认同。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马克思主义”逻辑界划不清，势必造成一种理论研究中的视线混乱。所以，确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及其产生时间，就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涉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围绕着“后马克思主义”定义域的时段所指和质性所指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观点纷呈。
1。“后马克思主义”的时段所指之争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时段所指，国外学术界观点各异。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如波兰尼在1958年就已经在“意识形态终结”的意味上使用过此词。德国学者H﹒弗莱舍尔（Fleischer）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发生多元化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均称做“后马克思主义”。他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分成三大块：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它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延伸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是20世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正在多元化的“后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则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涉及的是苏东剧变后的、在“后工业社会”中做出重新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甚至把“后马克思主义”定义为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出现的修正主义。他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两代”：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以更复杂更大量的形式出现的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特征。
国内学者周凡从词源学的角度追溯与考察“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出现于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语境中。到60年代，在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展望中，“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获得了后继性使用。70年代初期，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背景下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7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以科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80年代初，阿兰·图雷纳从社会运动和行为理论的视阈着力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而琼·柯亨则通过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构想。由此证明在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已在西方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了。
国内最早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曾枝盛教授从广义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对国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纷繁复杂的时段性指认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他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犹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所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范围比较广泛，它既可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也可包括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左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种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那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如德国学者弗莱舍尔所说的“正在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涌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如莱文所说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曾枝盛教授认为广义“后马克思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国外学者的称谓而进行的划分，其意更多的是“after-”（……之后）而不是“post-”（后……）。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73年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发表之后出现的、以“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是“post-”的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围绕着“后马克思主义”的时段所指之争，也使得“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范围出现了时而缩小、时而扩大的情况。缩小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范围的认为只有拉克劳和墨菲才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扩大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范围的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思想运动，即不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之中，早就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种种偏离的西姆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潜流”，进而出现一些学者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段无限上移甚至极度滥用的情况，把昙花一现的“后马克思主义”词语与后来大量涌现的“后马克思主义”相混同，显然会导致把“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无限地扩大，从而引发学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界划上的一些混乱。笔者认为在对“后马克思主义”时段所指的界划上要明确一个理论概念的提出与一股思潮的形成是有区别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单纯的概念从词源学角度可以上推至20世纪50年代的波兰尼，但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主要用来指称斯大林逝世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解放过程，实际上是“后斯大林主义”。而后来被学术界广为认知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指以“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时机和历史语境，有自己的体系内容和特点。
2。“后马克思主义”的质性所指之议
对曾枝盛教授提出的广义、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其他学者并无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种广义、狭义。这就涉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质性所指，即从内涵从性质层面界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
在孔明安看来，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胡大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广义上可能指马克思主义公开诞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但是由于这个术语本身隐含着否定的含义，故而在狭义上，用它指称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即意味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他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可能边界、理论意义和政治价值等多方面看，用它来指称20世纪70年代后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某种批判基础上的激进民主思潮。这种思潮声称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某种直觉和散漫的形式，而压抑了其他部分，使之成为激进、自由和多元民主斗争的有用工具。
张一兵则围绕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重新界划的任务，提出晚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概念并予以区分，认为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特征为，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理论或实践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或整个现代性文明）；另一方面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政治立场上也截然不同于仍然自指马克思主义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胡大平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特指拉克劳、墨菲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后马克思哲学是力图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原有讨论问题域的，这是一种学理上的重要异质性。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共同面对新的历史视阈，但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现代性向后现代转换的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更新。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不承认后现代，只是将新的历史时段看做资本主义的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这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还自指马克思主义。
社科院马列所周穗明研究员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一种哲学思潮，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她指出国际上所指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一般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之后，流行于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广义上，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以来西方和东欧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都被纳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以最狭义而言，“后马克思主义”特指直接以这一称谓冠名的英国的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大哲学系杨耕教授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领袖，没有统一主张，甚至没有同一脉络，因此，界定明确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他宁愿把后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题、某些观点而展开的争论。杨教授认为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都是对时代课题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理论解答。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
曾枝盛教授同样把“后马克思主义”纳入后现代主义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中进行界定，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自身的时序性，表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差别，甚至决裂，既表明一种时序界限的划分，也表示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形式的区分。而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使用相同的名称，但它更表明一种实质性的内容，它以解构哲学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非传统”“无中心”“多元化”“民主化”“反逻各斯主义”等，甚至扬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自己的体系内容和特点的思想理论，成了名副其实的“后马克思主义”。
总之，对究竟何为“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把握这一概念的内涵的讨论，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这一讨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争论本身，并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问题，诸如“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历史语境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等。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最终的落脚点都指向了我们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它使人们自觉地思考如何面对“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所带来的挑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三）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划分之歧见
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定义域的不同解读，也决定了他们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不同划分法。
西方学者西姆在其收编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以利奥塔或博德里拉为代表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种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6]
国内学者曾枝盛将“后马克思主义”划为四大派别：其一，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称为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领袖为德里达；其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称为文化阐述学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其三，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里科尔为代表；其四，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划分的基础上把“后马克思主义”分为左、中、右三翼。左翼“后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索亚、曼德尔等人为代表，该派试图把马克思拉入自己的营垒，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融合，指望这种做法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灵感。中翼“后马克思主义”是以德里达、哈贝马斯为代表，他们游移于左右两翼之间，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均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脱离实践的书斋式的马克思主义。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派别。该派借口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从而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借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从而宣传马克思主义“失效论”。由此主张“修改”，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
孔明安依据其广义和狭义“后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国内学者多已熟悉的西方哲学家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孔明安的观点得到了周凡和胡大平的支持。当然，细微的差别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