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在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名单中加入了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的英国学者辛德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界较少论及的卡斯特，以及刚刚开始被引入国内的齐泽克等新锐思想家。同时胡大平反对把詹姆逊、哈贝马斯划入“后马克思主义”营垒，他反对学者们不加区分地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进行断代定位，用它指称包括后结构主义以及北美的詹姆逊，甚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内“新”的理论思潮。他认为，这种界划存在着诸多理论问题，它既忽视了诸多并不同质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如哈贝马斯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明显的冲突），又直接反对不同理论家的公开立场（如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评）。胡大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而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散裂后左派理论多元趋势中的一种。
张一兵从后马克思思潮的缘起考察，认为阿多尔诺的哲学已开启了一种走向后现代思潮的理论端点，阿多尔诺自己的哲学建构则创立了一种新的面对马克思的态度，张一兵将其定位为后马克思倾向。除此之外，张一兵认为，列斐伏尔第一次颠覆了马克思历史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并在晚期的空间研究中，论证了所谓超越现实空间域的再现式空间的发生，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场（传统空间：自然的绝对空间、政治的历史空间和经济的抽象空间）。他的观点直接影响或促生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转向。由此得出结论：阿多尔诺和列斐伏尔始终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正是他们驱动了后马克思思潮的历史发生。
由此可见，基于对“后马克思主义”广、狭义的不同理解及“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限上的不同争论，导致“后马克思主义”所涵盖流派的范围也呈现时而缩小时而扩大的倾向，但未来研究中，这可能将不再成为争论的主流，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已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与各个学者的研究视角直接相关，争论的实质不只局限于抽象的定义，而在于对“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逻辑实质和理论价值的考察。
（四）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考察之歧见
我们知道，后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偶然的话语逻辑，它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然而，不论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还是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立场，后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孕育、成形和盛行都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纯粹话语运作的结果，因此，对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的溯源也自然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国外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左翼知识分子寻求消解总体性与极权主义的另类解放途径的一种理论尝试，它是在1968年的“双重终结”引导下形成的理论。所谓“双重终结”是指：“布拉格之春”意味着“东方马克思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而“五月风暴”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Simoownshend）[7]。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的追溯中，周凡全面考察了后马克思主义孕育成形的特定的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思想的以及学理上的源流。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右派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上。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重建，体现出解构与建构双维并重的思维模式。
在认同这种历史语境的同时，孔明安、胡大平则似乎希望进一步突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及其与相应的理论逻辑变迁的内在关联。因此，孔明安强调了时代发展和当今科技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表述的影响，而胡大平则倾向于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新”的理论和政治问题，认为它既是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延伸，又是这一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断裂。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不是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而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散裂后左派理论多元趋势中的一种。
杨耕教授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转型角度分析了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他认为从现代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现代资本主义转向“后资本主义”，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或历史背景。在具体分析中，杨教授从历史情境的变化及由其导致的思想语境的变迁两方面进行了阐发：历史情境的变化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生产方式从组织化生产转向弹性化生产，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导致社会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历史情境的变化所导致的思想语境的变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思想语境。杨教授认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历史情境和思想语境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张一兵则在区分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揭示出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的历史语境。他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颠覆性的“五月风暴”之后，欧洲一大批中青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公开背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批判性话语。这些思想家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仍然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并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遗产。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特征为，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理论或实践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或整个现代性文明）；另一方面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张一兵认为，这些后马克思哲学家不是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已经异质于阿多尔诺和列斐伏尔，在政治立场上也截然不同于仍然自指马克思主义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胡大平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特指拉克劳、墨菲等人的观点）。
厦门大学的陈炳辉教授主要将后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在后现代主义土壤中滋长的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新思潮，是植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所以主要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语境来考察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各种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文化反叛思潮，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关系、文化模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反叛，由此引发了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各种各样的“后”理论纷纷涌现，如后资本主义、后自由主义、后共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所谓“后”，不仅是时间的前后，表示在某种事物之后，而且更多地含有对过去的某种事物的否定和解构。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后，而且更多地意味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否定和解构。
（五）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歧见
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都涉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又一个焦点。
1。西方学术界的争论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的争论，陈学明、王凤才在其所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中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将其概括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它不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变成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英国学者R·D。沃尔夫、D。库伦贝格、格拉斯（Neras）、P。雷诺兹及加拿大学者E·M。伍德分别撰文表达此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多于偏离，因而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澳大利亚学者麦肯泽（JohnMaize）在《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实践：（不）能够做什么？》（2003）一文中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是脱离马克思主义方法而出现的，但它又部分地保留了马克思主义方法。澳大利亚学者S。纽曼（SaulNewman）在《激进政治的未来：论拉克劳、墨菲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强调，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矛盾关系：尽管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如阶级本质主义、经济决定论、理性辩证法进行了批判和质疑，但恰恰通过这种解构，它才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诉求与民主精神的忠诚。
较为流行的是第三种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重建，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多于继承。如美国学者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变历程》（2000）中断定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但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要远甚于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英国学者拉弗蒂（GeeLafferty）在《变化的动力：阶级、政治和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2000）一文中也曾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政治采取了一种十分草率的态度，实际上，马克思关于阶级、国家、市民社会的洞见，对今天的论争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8]
陈学明和王凤才还从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对比中解读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思潮，但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区别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解构。也正是基于此，后马克思主义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流派离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更远。
2。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西方学术界主要是针对拉、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所做的解读与评价，且看拉克劳和墨菲自己的回答：一味地信仰和屈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到头来只能导致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必然包含着对其理论核心问题的解构。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必须积极介入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必须介入马克思主义诸范畴的讨论中。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或一致性的教条式断定；相反，这种介入是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证明。[9]
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如Ellenetras等）认为，拉克劳与墨菲的这种“介入”方式表明他们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学者（如MichèleBarrett、JulesButler、AnnaSmith等）坚持说，这种“介入”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无论如何，就拉克劳与墨菲本人而言，他们一直坚信他们的理论探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在一次访谈（1990）中明确地说：“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它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10]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范畴的违反与决裂，不仅不会妨碍他们对激进的人类解放事业的执著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相反，正是这种违反和决裂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已改变了的社会政治及文化条件下有可能融入新的话语形式并对之发生建设性的影响。
3。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
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实质角度引申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孔明安强调，就性质而论，虽然“后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其并非是反马克思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但不能完全赞同他们的一己之言，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角度，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理论以及主体等问题的思考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解构却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周凡则强调了“后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他认为：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们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胡大平则指出，无论是总体上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还是其生产力批判、在阶级立场上的退却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等具体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多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多元化格局中，与其他具有明确边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比，“后马克思主义”在直接的意义上代表着那些无法直接定义的怀疑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传统相比，这种怀疑论立场不仅仅局限于先前已经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绎性质（即决定论）的颠覆，而且从深层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的时空局限性问题，从而公开地从知识学角度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问题，只是它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从而并没有公开地直接地否定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形成了“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之理论悖论。张一兵则进一步辨析了几个相近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后马克思哲学是力图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原有讨论问题域的，这是一种学理上的重要异质性。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共同面对新的历史视阈，但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现代性向后现代转换的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更新。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不承认后现代，只是将新的历史时段看做资本主义的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这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还自指马克思主义。
曾枝盛教授在区分后马克思主义左、中、右三翼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各自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主要代表的右翼，主张不要无产阶级主体、不同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主张建立一种“多元复合体”的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否定和批判最多，不是马克思主义；以德里达为主要代表的中翼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还是持一定的肯定态度的。如苏东剧变后，面对右翼人士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辩护，当然，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原装”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他“解构性”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左翼则比较多地肯定马克思主义，不同意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者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他力主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批评界的主导作用，为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指明了方向。
虽然国内学术界在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解上各有侧重，但在以下几点上基本认同：即在逻辑和政治取向上，受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影响，“后马克思主义”告别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在政治经济、工人阶级、革命以及辩证法（总体性）等关键问题上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实质性差异，它是借助于后现代话语对解放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的重申。同时，他们也都同意，“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多元性的征兆，围绕它的争论也充分说明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生长的曲折性。总的来讲，在对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理解上，我们应坚持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别对待，客观、准确地评价不同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对“后马克主义”研究中几点歧见的概述中，我们欣喜地发现，在“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展开过程中，一种宽容、平等、民主的学术氛围，保证了讨论始终能够维持在学术层面上，并向纵深不断发展，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争论的氛围中，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我们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不是欢呼其对传统概念的重新发问，也不是直接引进其对当代的定位，而是要在新世纪、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的高度上升华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与创新性的新体悟。
[2]Lad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TowardsaRadicalDemocraticPolitics，Verso，1985，pp。3-4。
[3]StuartSim，Post-Marxism：AReader，EdinburghUyPress，1998，p。2。
[4]StuartSim，Post-Marxism：AualHiste，2000，p。71。
[5]StuartSim，Post -Marxism：AReader，EdinburghUyPress，1998，p。5。
[6]StuartSim，Post-Marxism：AReader，EdinburghUyPress，1988，p。2。
[7]SimonTorney&JulesTowhinkersfromCriticalTheorytEPublis，2006，p。2。
[8]［英］乔治·拉弗蒂：《变化的动力：阶级、政治和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舒畅译，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30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oLaclau，PolitidLimitsofMoy，inSocialText，No21，UniversalAbaiondernism，1989，pp。63-82。
[10]EroLaewRefleTheRevolutionofourtimes，Verso，1990，p。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