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我已经能够通过确立准确的界限的方式，清楚地把人类知识中的感性（thesensibility）从理智的部分（theiualpart）中区分出来。[21]
当时的康德已经达到了如下的认识：其一，感性的普遍法则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见解中不适宜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形而上学的关键却在于它是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原理，因而有必要建立一门专门探讨感性问题的“一般现象学”，并把现象学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从而避免种种虚假的哲学问题的产生。[22]其二，时空不是某种自在的存在物，它们不过是人类心灵本来就具有的、用来协调外来的感觉材料的主观条件而已。在事物本身中，时空是不存在的。[23]然而，在理智或知性的起源问题上，康德仍然感到不甚了了。
康德批判哲学发展的第二个关节点是1772年。在1772年2月21日致马库斯·赫茨的信中，康德达到的新认识如下：其一，理智或纯粹知性概念源于心灵的本性。康德写道：
纯粹知性概念（thepureceptoftheuanding）必定不能从感官的知觉中抽象出来，也不可能通过感官来表示对表象的接受；然而，它们必定在心灵的本性中（thehesoul）有自己的根源，它们既不是对象造成的，也没有创造对象。[24]
也就是说，在区分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基础上，康德进一步意识到，感觉是通过外来物对我们的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而并不借助于感觉经验的理智或纯粹知性概念则源于心灵自身。在康德看来，一旦澄清了这一点，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形而上学的本性和界限也就获得了清晰的理解。其二，康德首次提出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新概念。在同一封信中，康德还写道：
现在，我正在撰写一部“纯粹理性批判”，它将涉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theoreticalasraowledge）的本性，而实践知识是纯粹的理智的知识。就这部著作而言，我想先写出第一部分，它将涉及形而上学的起源、方法和界限。然后再写出道德的纯粹原理。就第一部分而言，我将在三个月内出版它。[25]
虽然康德在三个月内并没有出版这部著作，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叙述上的困难，远远地超出了康德的预料。事实上，《纯粹理性批判》是在九年后才出版的，但在这里，重要的是，康德已经提出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新概念[26]，并替自己的批判哲学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即把它区分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两个部分，“纯粹理性批判”是属于第一部分的。
应当指出，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区分开来的观念并不是康德首创的。事实上，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区分。在康德十分熟悉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传统中，这样的区分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梯利写道：
沃尔夫根据灵魂的两种机能，即认识和嗜欲，把科学分成为理论的和应用的两种。前者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和神学，这都属于形而上学；后者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逻辑是一切科学的导论。[27]
实际上，这里讲的沃尔夫的“科学”也就是哲学，应用科学也就是实践哲学。康德显然继承了沃尔夫的思路，但他的独创性在于，他把理论理性无法把握的物自体或理念转换为实践理性的范导性的原则。
康德批判哲学发展的第三个关节点是在1772—1780年（开始撰写《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在1783年8月7日康德至克里斯蒂安·伽尔韦的信中，康德在回忆自己的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时，在一个脚注中做了如下的说明：
解决问题的关键终于被找到了，尽管在最初的使用中是生疏的，因而也是困难的。这一关键在于，所有给予我们的对象（allobjects）能够按照两种方式得到说明：一方面是现象（appearances）；另一方面是物自体（thingsinthemselves）。如果人们把现象看作是物自体，并要求在现象中，从条件的序列去推知绝对无条件的东西，人们就会陷入矛盾之中。然而，只有当人们明白，在现象之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完全无条件的东西，无条件的东西仅仅是物自体时，这些矛盾才会被消除。此外，如果人们把物自体（能够包括世界上某些东西的条件）看作是一种现象，也会造成没有任何东西是必要的这样的矛盾，举例来说，自由问题就是如此；一旦人们注意到对象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矛盾也就自行消除了。[28]
也就是说，在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把“对象”区分为“现象”和“物自体”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点。众所周知，“现象”是与自然的必然性关联在一起的，而物自体则是与自由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这一关节点仍然与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的第三个二律背反——自然必然性与自由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由于“对象”概念被区分为“现象”和“物自体”，建构批判哲学的最后障碍被消除了。1781年，康德出版了作为其批判哲学的第一部分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了使人们更易于理解这部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他于1783年出版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于1786年出版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并针对哲学界的评论，于1787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与此同时，康德也开始撰写其批判哲学的第二部分。1785年，康德出版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1788年，出版了《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这充分表明，康德最初理解的批判哲学的架构已经确立起来了。
康德批判哲学发展的第四个关节点是在1787年年底左右。当时康德已经完成《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写作。他面临着的一个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大领域沟通起来。正如文德尔班所说的：
由于康德将自然与自由、必然性与目的性明显地对立起来，在他那里，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至理性的统一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批判哲学，为预示其体系秩序井然的发展，需要一种最后的起桥梁作用的第三原则，以此实现上述对立的综合。[29]
众所周知，在1787年12月28日与31日致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的信中，康德写下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我现在正忙于鉴赏力的批判。在这里，将揭示一种新的先天原则，它与过去所揭示的不同。因为心灵具有三种能力；认识能力，快乐与不快的感觉，欲望能力。我在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里发现了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现在，我试图发现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虽然过去我曾认为，这种原则是不能发现的。对上述考察的各种能力的解析，使我在人的心灵中发现了这个体系。赞赏这个体系，尽可能地论证这个体系，为我的余生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这个体系把我引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它使我认识到哲学有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先天原则。人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可以确切地规定以这种方式可能的知识的范围——理论哲学、目的论、实践哲学。其中，目的论被认为最缺乏先天规定根据。[30]
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康德最初关于批判哲学的构思中并没有鉴赏力批判方面的内容，因为在以前的康德看来，“这种原则是不能发现的”。
众所周知，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问世的时候，在“先验感性论”开端处的一个注里，康德曾以十分明确的口吻写道：
唯有德国人经常使用“aesthetic”来表示别国人称之为趣味判断的东西。这种用法起源于鲍姆加登这位卓越的思想家的不成功的尝试。他试图把对美的东西的批判性研究归属到理性的原理之下，以便把其规则提高到科学的地位上。然而，这样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所说的规则或标准，就其主要的来源而言，仅仅是经验性的，因此它们不可能作为指导我们的趣味判断的、先天性的、决定性的法则。相反，我们的判断才是这些规则的正确性的严格标准。出于这样的原因，合适的做法是：或者放弃在趣味判断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或者是把它作为真正科学的感性的学说保留下来……[31]
当时的康德把鉴赏仅仅理解为经验范围内的活动，所以只在“先验感性论”的意义上保留了“aesthetic”这个词。但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他通过对“规定的判断力”（diebestimme）和“反思的判断力”（reflektiere）的区分，把审美或鉴赏作为“反思的判断力”加以肯定，从而把这种判断力作为沟通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这样一来，康德的批判哲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由相互对立的两大部分扩展为相互关联的三大部分，而这三大部分又建基于心灵的三大能力，即知、情、意。到这里为止，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体系似乎已经尘埃落定，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事实上，许多康德的研究者也都是这么认为的。然而，我们提出的新观点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并没有在“三大批判”中终结，它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康德批判哲学发展的第五个关节点是提出“四个问题”，从而把批判哲学从对心灵的能力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到对人本身的思考。众所周知，在1800年出版的《逻辑学讲义》中，康德论述到一般哲学的概念时，这样写道：
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32]
虽然《逻辑学讲义》是在1800年出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四个问题是在1800年才提出来的。据说康德一生讲过54次逻辑学，那么他到底是在什么时期的讲义中提出“四个问题”来的呢？专家们一般认为，是康德在18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33]我们认为，这个见解大致上是正确的。因为这四个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康德在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中已经提出来了。当时的康德认为，第一个问题关涉到理论理性，第二个问题关涉到实践理性，第三个问题则既关涉到理论理性，又关涉到实践理性。[34]
从18世纪80年代初《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三个问题”扩展到90年代《逻辑学讲义》中开始出现的“四个问题”，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发展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看法如下：
其一，“人是什么？”作为第四个问题的出现表明，康德由18世纪90年代前对人的心灵能力的批判性思考发展到对人本身的思考，而且康德还赋予第四个问题以特别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前面的三个问题都可归结为第四个问题。在1798年出版的《实用人类学》一书中，康德集中地解答了第四个问题，这无异于把人类学理解为他的整个批判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应当说，这是康德对自己的批判哲学的重大推进。
其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第三个问题（“我能够期待什么？”）时，康德还没有把它直接地与宗教关联起来。实际上，在这部著作中涉及的宗教或上帝也只具有否定的意义，即它作为物自体对于理论理性来说是不可知的。然而在《逻辑学讲义》一书中，康德明确地告诉我们，“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从而把宗教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这种重要性相一致的是，康德在1793年出版了《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毋庸讳言，这也体现了他的批判哲学的重大的发展。
其三，就《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学讲义》中分别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应当做什么？”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书中阐述的伦理观念在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获得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另一方面，《道德形而上学》并没有把自己的论域限制在单纯伦理学的范围内，它的上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康德于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一起，体现了批判哲学的触角向政治、法律领域里的伸展和其自身的发展。比如，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这样写道：
有别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是道德的法则。就这些自由法则仅仅涉及外在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而论，它们被称为法律的法则。可是，如果它们作为法则，还要求它们本身成为决定我们行为的原则，那么，它们又称为伦理的法则。如果一种行为与法律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合法性；如果一种行为与伦理的法则一致就是它的道德性。[35]
这段话集中地反映出康德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自由的含义在18世纪90年代的新的重大的发展。如果说，在90年代以前，康德主要是在实践理性，即道德或伦理的范围内来探讨自由问题的话，那么，在90年代，他已经把自由问题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即道德、政治和法律的范围内来加以考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把遵守法律理解为外在的自由，而把服从善良意志的命令理解为内在的自由。晚年康德对自由问题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面论述的观点，即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既是康德批判哲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推动其批判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康德还对个人的权利、公共的权利、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批判哲学的内涵。
综上所述，我国理论界在探讨康德的批判哲学时，只重视对1781—1790年康德思想的考察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只有深入地考察1770—1804年这整个的“批判时期”，才能把握康德批判哲学的全部内容。
三、海德格尔评论康德批判哲学的启示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其许多论著中都对康德的批判哲学做出了评论，而他出版于1929年的《康德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则可以视为他评论康德批判哲学的代表作。这部代表作为我们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首先，海德格尔主张摆脱传统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视野来重新评价康德的批判哲学，特别是其批判哲学的奠基之作——《纯粹理性批判》。他这样写道：
如果《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被解释为“经验的理论”或可能被解释为实证科学的理论的时候，它的意图也就完全被误解了。《纯粹理性批判》与“知识论”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人们对此加以认可，即把这部著作解释为知识理论的话，那就必须说，《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关于存在性的知识（ontiowledge）的理论，而是关于本体论知识的（ontological）理论。[36]
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不应该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实际上，这样的立场必定会因真正的本体论背景的匮乏而显得肤浅。所以，海德格尔在这部著作的一开头就写道：
基础本体论（fuology）意谓对人的有限的本质做本体论的分析，它应该为“属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准备基础。[37]
正因为海德格尔的批评奠基于他自己独创的“基础本体论”，所以他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评论比同时代的任何哲学家都来得深刻。第二层意思是：绝不能把康德的批判哲学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现象理论、经验理论或实证科学的理论，从而完全忽略了他在超验领域，即在实践理性领域中的重大的思考和贡献。正如我们在前面早已指出过的那样，人们之所以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起点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与这样的理解方式有关。
其次，海德格尔抓住康德晚年提出的“四个问题”作为评论康德批判哲学的总纲，并把康德提出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看作他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明确的表述。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康德那里，“人是什么？”的问题是依靠其人类学的著作来进行解答的。于是，人类学，确切地说，哲学人类学就成了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基础性的学科。这样的奠基是否具有其正当性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