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人类学观念的批判表明，仅仅简单地提出“人是什么？”这第四个问题是不够的。相反，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表明，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还不拥有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决定性成果。[38]
最后，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在为形而上学奠基时，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但他启示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thefinitudeinman）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不是因为人类理性通过康德之口，提出了这三个问题（①我能知道什么？②我应当做什么？③我可以期待什么？），所以，我们才肯定人类理性是有限的。恰恰相反，正因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它才可能提出这三个问题。按照康德的看法，这三个问题又都与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有关，所以，归根到底，康德向我们暗示了“人的有限性”。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只能借助于他的以“此在”的生存结构为切入点的“基础本体论”，而不能像康德那样借助于哲学人类学，因为“此在”比“人”更原始。换言之，哲学人类学不但不是形而上学和基础本体论的前提，相反，基础本体论才是形而上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前提：
假如人只是基于人的此在才是人，那么对于什么东西可能比人更原始的问题的探索，在原则上就不可能是人类学的问题。一切人类学，甚至包括哲学人类学在内，都总是预先把人假定为是人了。为形而上学奠基这个难题，在对人的此在的询问中，亦即在对人的最终的根据、对作为本质的生存的有限性的存在的领悟中找到了自己的根子。[39]
在海德格尔看来，他的“基础本体论”也就是为整个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此在形而上学”（ametaphysicsofDasein），而康德的批判哲学为我们走向“此在形而上学”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1]参见[日]桑木严翼：《康德与现代哲学》，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参见[日]桑木严翼：《康德与现代哲学》，15页。
[3]HansJoachimSt，KleiederPhilosophie，FischerTasbuchVerlag1989，s。387。李泽厚先生指出：“根据康德自己的看法，一般都把康德思想的发展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大段落，以开始形成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三大《批判》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中基本观点为分界线。”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再修订本），3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5]具体地说，就是康德所说的“休谟问题”，即休谟否定了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认为它不过是主观心理上的联想。参见Imma，SzurMetaphysikundLogik（1），SuhrkampVerlag1988，s。115-120。
[6]Imma，SzurMetaphysikundLogik（1），SuhrkampVerlag1988，s。118。
[7][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7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德]黑格尔：《小逻辑》，1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htranslated，Imma'sCritiqueofPureReasoiespress1950，p。41（B1A1）。
[10]htranslated，Imma'sCritiqueofPureReasoiespress1950，p。41（B1A1）。
[1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学者瓦·费·阿斯穆斯正确地指出：“按照康德的意见，《纯粹理性批判》所作的全部工作，都应该是为实践哲学或伦理学准备基础。”参见[苏]瓦·费·阿斯穆斯：《康德》，4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89。
[14]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252。康德这里说到的第四个二律背反，即自由与因果性的关系，实际上指的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苏联康德研究专家A。B。古留加在引证了康德上述书信后，发挥道：“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先天综合判断是怎么可能的——背后，回响着另一个对康德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人的自由是怎么可能的。自由是有的，但它在哪里？我们不能在现象界中发现它，人只有在物自体世界中才是自由的。”参见[苏]A。B。古留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同样，美国学者亨利·E。阿利森也引证了康德的上述书信，并强调：“第三个二律背反不仅是《纯粹理性批判》讨论自由问题的重点，而且也是康德后来在其道德哲学著作中探究自由问题的基础。”参见[美]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这充分表明，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康德在这封信中所表述的观点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从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这一特殊视角出发，去阐释这种重要性。有趣的是，海德格尔却以某种方式退回到受过康德批评的克里斯蒂安·伽尔韦的立场上。在《康德的存在论题》（1961）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然而，这里对康德来说成为问题并且始终保持为问题的是：‘上帝存在’这个命题是否、如何以及在何种界限中才可能作为绝对的断定？这个问题乃是一种隐蔽的刺激，它驱使着《纯粹理性批判》的全部思想，并且推动着康德此后的主要著作。”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5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如果康德活到今天的话，他一定会反驳海德格尔说：“不，亲爱的先生，我的研究的起点和动力始终是第三个二律背反，即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背反关系。”
[16][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7][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7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8]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八集），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9]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八集），43页。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黑格所说的话：“康德从休谟出发。”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2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0][英]诺曼·康蒲·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在这一点上，罗素看得比较清楚，他写道：“在康德说，休谟是个必须予以驳斥的敌手，然而卢梭对他的影响却比较深。”参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2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1]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97。
[22]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59。
[23]参见[苏]A。B。古留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4]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72。
[25]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73。
[26]正如A。B。古留加所指出的：“一般都把这封信的日期（1772年2月21日）看成是康德主要哲学著作诞生（或说孕育更为确切些）的日期。”参见[苏]A。B。古留加：《康德传》，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7][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8]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103。
[29][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7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0]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1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1]htranslated，Imma'sCritiqueofPureReasoiespress1950，p。66（A21B36）。
[32][德]康德：《逻辑学讲义》，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3]参见[苏]A。B。古留加：《康德传》，243—2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4]htranslated，Imma'sCritiqueofPureReasoiespress1950，pp。635-636（A805B833）。
[35][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7]MartiAndtheProblemofMetaphysiaUyPress1962，pp。3-4。
[38]MartiAndtheProblemofMetaphysiaUyPress1962，pp。220-221。
[39]MartiAndtheProblemofMetaphysiaUyPress1962，pp。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