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葛兰西经常在把“时间要素”同“方面”或“特征”或“动力”等观念相结合的意义上使用“要素”一词，在这里也是如此。
[16]麦·阿德勒（MaxAdler，1873—1937），奥地利社会学家和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奥托·鲍威尔、伦道夫·希法亭一起，是（1904年以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阐述者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了第二国际的“正统”思想，既同列宁，又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相对立，特别强调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方面，而不惜牺牲革命实践的要素。他们在马克思那里只看到在严格的、摆脱了价值的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之后，就倾向于不是在辩证法本身的内在法则中，而是在康德的先验伦理学中去寻找它们的价值，寻找政治选择的理由。
[17]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巴拉托诺（AdalchiBaratono，1875—1947）是二人中更为重要的，一度被改良主义社会党领袖称作“我们党的领导的哲学家”。葛兰西在1922年1月27日的《新秩序》上写道：“除了巴拉托诺教授的哲学措辞之外，可尊敬的巴拉托诺（爵士）的革命措辞也是无与伦比的教育者……巴拉托诺的内心生活，他的理解能力，他的想象力的活动，说明他无非是他作为书籍报纸的读者所吸收的政治和哲学文化的绦虫罢了。”
[18]在原文中，“领袖”一词用的是英语。
[19]看来蒙德尔福从来没有完全抛弃罗·阿迪戈（Ro）的学生的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观点，蒙德尔福的学生迪·普拉齐（DiambriniPalazzi）就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所写的书（由蒙德尔福作序），是蒙德尔福本人的大学教育在概念和指导线索方面贫乏的证明。
[20]普拉齐：《安东尼·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波洛尼亚，1923。
[21]米西罗里（MarioMissirola，1886—？），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编辑，看来对葛兰西有特殊的魅力，《狱中札记》常提及他。在某种意义上，葛兰西把他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自然的灵巧性和浅薄性以及意大利精神生活的一般条件，使他不能一贯地应用他的相当的才能，并且尽管他才华横溢，却还是成为精神的和政治的时兴风气的温驯的牺牲品（特别见题为《知识分子：马里奥·米西罗里的颓废》的短文）。
[22]罗莎·卢森堡：《马克思主义中的停滞和进步》，在190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20周年之际，第一次发表在《前进报》上。
[23]在这里，在葛兰西的心目中，特别是指1923年在唯心主义哲学家、法西斯主义教育部长乔万尼·金蒂雷的主持下实行的意大利学校制度的改革。金蒂雷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它影响中学的人道主义教育时，企图为从民族理论的发展来看的整个意大利“高级文化”提供一个快速的综合。
[24]在葛兰西那里，“偶然的”一词往往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偶然”，而是指“无机的”或“边缘的”。
[25]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是一个“以头立地”的人的映象，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经常提到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跋，更早的有《神圣家族》第8章第4节；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在事实上是用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用的一个短语转而反对黑格尔。
[26]鲁柴洛（Guidiero）：《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巴黎，1930。
[27]爱拉斯谟（ErasmusOfRotterdam，1465—1536），荷兰鹿特丹的人道主义者和改革者，和路德一起对天主教制度进行道德的和神学的批判，但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个人安全上，都没有准备全然投身于改革阵营。
[28]即欧洲历史上从拿破仑失败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848年革命的时期。
[29]吉布提（Vineei，1801—1852），19世纪为解放和统一意大利而斗争的复兴运动时期的主要的温和派，和蒲鲁东相比，葛兰西更喜欢他，乍看起来，让人惊奇。然而，在别的地方（《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这一点已经得到澄清。这个比较，涉及他们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和“较落后的”意大利解放运动中各自的立场。在这个背景中，吉布提是一个以古怪的方式出现的比较激进的人物，在蒲鲁东那里，保守的要素却逐渐占了雅各宾要素的上风（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而在吉布提那里，这个过程刚好相反，在其生命的晚年，正好是1848年流产的革命之后和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时期所写的书中，吉布提采取了支持人民力量在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盟中大规模更新的立场，在那个时间、地点，这个立场要比蒲鲁东的艰难地、辩证地摇摆于乌托邦主义和接受资产阶级制度之间的立场进步得多。
[30]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31]葛兰西在分析倾向律的时候，认为它具有“一种真正‘历史的’而不只是一种方法论的性质”，见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中关于利润下降趋向的札记。在这里，葛兰西也批评克罗齐给予倾向律以一种“绝对的”，而不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意义——奇怪的是，这个批评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5章）中对李嘉图的批评相似。
[33]见列宁在1917年4—5月准备的《关于修改党纲的草案》：“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把教育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对于草案补充说明是由克鲁普斯卡娅准备和出版的，但我们没有找到副本。
[34]金蒂雷：《现代主义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巴黎，拉召尔札，1909。
[35]它们只有在诸如伯恩海姆那样的系统的和方法的阐述中才能有一席之地。而伯恩海姆的书则可以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的或“通俗手册”的模范来加以展示，在这种手册中，除了语言学和学术的方法（伯恩海姆认为这是一个原则，虽然在他的论述中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之外，还应明确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36]这场一直延续到15世纪的争论，是围绕着教义中所谓“filioque”条款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究竟是如同西方教会所主张的，圣灵出自“圣父和圣子”，还是如同拜占庭人所说的，圣灵出自圣父。
[37]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38]这句略微有些含糊的短语，最好被当作对上述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引文的一个注解。
[39]这个抽象也被葛兰西当作经济人的概念而论及。
[40]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赋予他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后全部主要经济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葛兰西也用“批判经济学”一词作为《资本论》的委婉说法。然而，“纯粹”经济学和“批判”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在《狱中札记》中却倾向于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后来的一次争论中。在这个过程中，下面的问题并不清楚：葛兰西是直接用它去指马克思和《资本论》，还是用它去统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问题由于葛兰西应用他自己的一套概念和标准（部分地是由克罗齐提供给他的）——虽然就其本身来说是有趣的，这一套概念和标准却并不尊重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顺序，而且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经济著作，特别是《资本论》本身的相当概括的认识上的——而加重了。
[41]大数法则是一条统计学定律，概括地讲，是说样品（抽象）的数目越大，就越可能达到它们所从中抽引出的对象总体的中项的平均数。在经济学中，这意味着个别事例的随机变化，倾向于“平均地”表现潜在的法则。
[42]人们也应该从这种角度考察一下“偶然”和“法则”的哲学概念：据以导致先验的——如果不是超验的话——目的论的“合理性”或“神意”的概念；以及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中“让世界去碰机会”的“偶然”概念。
[44]葛兰西在这一点上是指卢梭的《君主论》。他所遵循的大多数段落，在事实上是引自卢梭这个注的引文或精确的释义。卢梭论马基雅维利的其他著作，包括他的版本的导言已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45]真正的“德行”，但是，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最好用一个没有道德寓意的词，比如说“力量”。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设置了“命运”（大致可以说是“环境”）和“德行”——个人对特定环境产生作用并征服它的能力——之间的对立。在拉丁文中，德行意味着诸如（例如，并特别是）英勇善战之类的内在素质：马基雅维利倾向于使之成为意志的一种素质。英语“德行”一词的道德意义，经过了斯多葛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的一个中间阶级，在那里，它意味着“内在力量”，也从而意味着行动得当的能力。
[46]关于马基雅维利以前这些概念的逐渐的形而上学的形成，卢梭指的是金蒂雷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和文艺复兴的思想》一书。
[47]伯恩海姆（E。Bernheim）：《历史方法教科书》，第6版，莱比锡，顿克与洪堡特书店，1908。
[48]参见《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