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专门涉及意大利的著作；
（2）“专门”议论历史和政治批判的著作，这些著作虽不涉及意大利，却同意大利的问题有关。例子：关于1812年西班牙宪法的文章，这部宪法因为在1848年以前的意大利政治运动中所具有的政治作用而同意大利有关。同样地，《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歪曲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批判，这种歪曲也反映在相应的意大利思想运动（吉布提，稳健派的黑格尔主义，消极革命的概念，辩证的革命复辟）中。这也适合于恩格斯关于1873年西班牙解放运动（在萨瓦的阿马迪厄斯退位后）的著作。它也同意大利有关。这第二个系列的著作也许不需要编文集，只要提供一个批判—分析的说明就可以了。或许最有机的计划可能是一部包括三部分的文集：
第一，历史的—批判的导论；
第二，关于意大利的著作；
第三，对于同意大利间接有关的著作也即论证那些对意大利来说也是基本的、专门的问题的著作的分析。
十四、西方文化对于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权
（1）即使人们承认其他各种文化在世界文明的“等级制”的单一化过程中具有其重要性和意义（可以肯定这一点无疑地是会被承认的），它们也只有在变成欧洲文化的构成要素——就是说，就它们对欧洲思想的进程做出贡献并被它所同化吸收而言——的意义上才具有一种普遍的价值，欧洲文化是唯一历史的和具体的普遍文化。
（2）然而，甚至欧洲文化也都经历了一个单一化的过程，而在我们感兴趣的历史时刻，欧洲文化的一体化过程在黑格尔以及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达到顶峰。
（3）它产生于以下两点：我们在涉及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人格化的文化过程；人们不应谈及大众文化，既然在涉及大众文化时，人们无法谈论批判的精密和发展的过程。
（4）在这里，人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在现实活动中达到顶峰的文化过程，诸如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的过程。或不如说，人们应当仅仅在同黑格尔和古典德国哲学如何在现实中达到顶峰这一过程的联系中去谈论这些过程，把它们当成两种过程的互译性的一个“实践的”证实（在经常指的是别处的这个意义上）[48]；一个是法国，政治的和司法的；另一个是德国，理论的和思辨的。
（5）从黑格尔主义的解体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一个不同于它的前驱的特征，即实际运动和理论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是统一的（或力图通过一场既是理论的又是实际的斗争统一起来）。
（6）这个运动以平庸的哲学著作为根源，或者充其量以那些并非经典的哲学著作为根源，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一种新的设想世界和人的方式已经诞生，而且这个概念不再保留给大知识分子和专业哲学家，而更倾向于变成一种通俗的、大众的现象，这种现象具有一种具体的世界范围的特征，能够改变（即使结果包括混血的结合）大众的思想，并使大众文化保存下来。
（7）对于这个开端的发生在各种显然是异质的要素的汇合中——费尔巴哈在作为黑格尔的一个批判者的作用中，图宾根学派在作为对宗教进行历史哲学批判的肯定中等——不应该感到惊奇。的确，这样一种颠覆只能和宗教联结在一起，这算不得什么。
（8）实践哲学是以前一切历史的结果和顶点。唯心主义和实践哲学都产生于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历史主义，但只有在实践哲学那里，它才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历史主义或绝对的人道主义（在许多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含糊性：很明显，无神论是一种全然否定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式，除非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大众文学论争时期）。
十五、从认识到理解和感情，以及相反地从感情到理解和认识的历程
一般的要素“感觉”并不总是认识或理解的；理智的要素“认识”并不总是理解，尤其并不总是感觉的。因此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卖弄学问和庸俗气味；另一方面则是盲目热情和宗派主义。不是说卖弄学问的迂夫子不会激动起来，远非如此。激动的迂腐在每一点上都和最狂热的宗派主义以及歪理邪说一样是可笑和危险的。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人们能够在没有理解，甚至在没有感情和没有热情的情况下去认识（不仅认识自身，而且还有认识的对象）。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即使和人民—民族分开来，就是说，没有感觉到人民的基本热情，没有理解他们并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解释和证明他们，并把他们和历史的法则以及科学而融贯地精心构筑的更高的世界观——就是说知识——辩证地联结起来，知识分子也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迂夫子）。人民不能在没有这种热情，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联结的情况下，去创造政治—历史。在缺乏这样一种联结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的关系就是或者被归结为那种纯粹官僚的和形式的关系，知识分子就变成一种特权阶级或一种教士（所谓有机的集中主义）。
如果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有机的融贯一致——在其中，感情—热情变成理解并从而变成知识（不是机械地而是以一种生动的方式）——为特征的，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才是一种代表的关系。只有在那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个别要素的交换才能发生，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共有生活——并创造出“历史的集团”——才能实现。
德·曼“研究”大众感情：他并没有和他的大众一起感觉，以引导和领导他们进入现代文明的净化过程。他的立场是学究式地研究民间传说的学者的立场，对于现代性将会破坏其研究对象这一点他永远都感到害怕。然而，见之于书中的，却是对于一种真正的需要的学究式反映：因为对于大众感情要以它们在其中客观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方式去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不要把它们看成某种可以忽视的、在历史运动中没有活力的东西。
（曹雷雨姜丽张跣译）
[1]选自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这个提法不是马克思的，它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最后一句话。
[3]“领导权的事实”当然指苏维埃革命。领导权概念在列宁著作中并不十分突出，因此，把它归之于列宁，很难解释得通，最大的可能是，在葛兰西心目中的，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比如他们从事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又如在“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中所表述的——一般理论的一些方面。
[4]和主教奥尔查蒂（F。Olgiati）相比，葛拉齐阿第（C。A。Graziadei）是落后了，因为奥尔查蒂在一本论马克思的书中认为，除了基督，无人可与之相比。对主教来说，这真的是最极端的妥协了，因为他相信基督是有神性的。
[5]也即共产主义社会。
[6]指布鲁诺（GiordanoBruno，1548—1600）的《论愤怒》（1585），在其中，他把作为沉思冥想的认识和积极的斗争或“英雄的愤怒”区别了开来。
[7]主调此词最经常被用于音乐，特别是在瓦格纳那里。
[8]蒙德尔福（RobertoMondolfo）：《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热那亚，1912。蒙德尔福关于实践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可能影响，见英译本导论。
[9]葛兰西在监狱中之所以能够读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1930）（其中谈到拉布里奥拉），只是因为那本书是托洛茨基在被从苏联驱逐出去以后写的，所以，它未列入被禁止的“政治煽动”范畴。
[10]乔治·维莱梯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7—1918），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世纪后期活跃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派。作为一个哲学家，普列汉诺夫不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都一直得到布尔什维克的尊敬，他代表了葛兰西所抨击的正统唯物主义思想链索中一个主要环节，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被列宁称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阐述，1908年初次出版。
[11]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被称作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趋向的主要阐述者，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和托马斯主义的认识论相容的见解，见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宗教和教会》（1927）一书。
[12]托马斯主义，即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1224—1274）的经院哲学。
[13]“风暴和紧张”，源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被扩大应用为文化生活中的任何**时期。
[14]对于安东尼·拉布里奥拉哲学概念的分析和系统论述，可以成为一本通常的杂志的哲学部分，还应编一本关于拉布里奥拉的国际性文献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