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物质？在原子物理学中，物质是由其对人类经验可能的反应方式、由其所服从的数学——即思想——规则来定义的。现在，我们把物质定义为一种人所操纵的可能客体。[17]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科学就已完全变成技术：
实用科学拥有同技术时代相适应的自然观。[18]
这种操作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学事业的中心，合理性就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有组织的结构形式，表现为对作为纯粹统治材料和工具的物质的组织和操纵——这里所说的工具服务于一切意图和目的，它是“纯粹”的工具。
对待工具的“正确”态度是技术态度，正确的逻各斯是技术学（teo-logy），它是对技术现实的谋划和反应。[19]在技术现实中，物质和科学都是“中立的”；客观现实既无目的，又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构造的。不过，正是其中立特征把客观现实同特定历史主体联系起来，即同流行于社会中的意识联系起来，其中立性则是通过这个社会并为了这个社会而确立的。它在构成新型合理性的抽象中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发挥作用。纯粹的和应用的操作主义，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科学的和商业的谋划都在把第二性质还原为第一性质，对“特种实体”进行量化和抽象。
诚然，纯科学的合理性在价值上是自由的，它并不规定任何实践的目的，因而对任何可以从上面强加给它的外来价值而言，它都是“中立的”。但这一中立性是一种肯定性。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或纯质料——在这里，其他方面互相对立的两个术语汇集在一起了）。形式化和功能化的最重要应用是充当具体社会实践的“纯形式”。科学使自然同固有目的相分离并仅仅从物质中抽取可定量的特性，与之相伴随，社会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自然”等级，并按照可定量的特性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即把他们当作可按单位时间计算的抽象的劳动力单位。“由于劳动方式的合理化，对于质的排除从科学领域转向了日常经验领域。”[20]
科学的量化过程和社会的量化过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和因果关系吗？或者，它们的联系仅仅是社会学事后整理的结果吗？前面的讨论已指出，新型的科学合理性在其抽象性和纯粹性方面完全是操作性的，因为它是在工具主义视界内发展的。观察和实验，材料、命题、结论的条理化组织和调整，都不是在一个无结构的、中立的理论空间内进行的。认识的设计牵涉对出现于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的客体所进行的操作和抽象。科学就是从这一既定领域的某一位置出发来观察、计算和推理的。伽利略观察过的星星在古人那里没有什么两样，但不同话语和行为领域——简言之，不同社会现实——却开启着新的观察角度和范围，揭示着整理观察数据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我不想涉及科学合理性同社会合理性在现代之初的历史关系。我的目的是阐明它内在的工具主义特征，从这一特征看，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
现代科学思想由于其纯粹性而不考虑特定的实践目标和特定的统治形式。但是，并不存在纯粹的统治那样的东西。随着理论的进步，它便从一种具体的技术环境、从既定的具体的话语和行为领域来进行抽象或对之进行排斥。科学谋划出现与否，理论对可能的替换性选择构想与否，其假说推翻抑或扩展预先确立的现实，都是在既定话语和行为之内发生的。
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保持纯粹性和中立性的理论理性已经开始参与实践理性的事业。它们的合并已经证明对二者都是有益的。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
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
人们或许会把一种技术哲学称作专制的哲学，它把技术总体视为一个用机器来获取权力的场所。机器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根本的奴役来征服自然、驯化自然：机器是一个可用来使他人成为奴隶的奴隶。这样一种专横的、奴役的趋向可以与寻求人的自由携手并进。但是，人们很难通过把奴隶状态转嫁给其他存在物、人、动物或机器而自我解放；对属于整个世界的机器总体进行统治仍然还是意味着统治；一切统治都暗含着对征服图式的接受。[21]
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
上述解释把优于一切应用和利用的科学谋划（方法和理论）同特定社会谋划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出它们在科学合理性的内在形式如概念的功能特性中的联系。换言之，科学领域（即不是关于物质、能量及其关系的结构等的特殊命题，而是作为可定量的物质，作为对客观现实进行理论探讨并作出数理逻辑表达的指导的自然规划），将是具体社会实践的视界，这一视界在科学谋划的发展中将受到维护。
但即使我们承认科学合理性内在的工具主义特性，这一假定仍未确立起科学谋划的社会学有效性。假使最为抽象的科学概念的组合形式仍然维护主客体在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中的相互关系，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联结就可以按不同方式来理解。
让·皮亚杰在他的“发生认识论”中提出了这样一种不同解释。他按照对主客体一般关系的不同抽象来解释科学概念的组合形式。抽象既不从单纯的客体着手，以致主体只起观察和测量的中立点的作用；也不从作为纯粹认知理性媒介的主体着手。皮亚杰对数学中的认知过程和物理学中的认知过程作了区分。前者是在“行为内部”进行的抽象：
同通常的说法相反，数学实体不是依据客体而进行的抽象的结果，毋宁说它是在行动内部进行抽象的结果。收集、整理、运动等比之思考、推论等是更普遍的行为，因为它们坚持各个个别行为的自我协调，它们使每一个行为都成为一种协调因素。[22]
因而数学命题表达的是“对客体的普遍适应”——同作为物理学中的真命题特征的个别适应相对。逻辑和数理逻辑是“对任一客体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是一个具有普遍形式的行为”[23]；而且这种“行为”是普遍有效的，因为：
这一抽象或区分扩大到遗传协调的中心，行为协调机制在根源上总是被反射作用和本能所束缚。[24]
在物理学中，抽象是从客体着手的，但它被归结为主体方面的特定行为，因此，抽象必然要采取一种逻辑—数学的形式，因为：
如果个别行为之间取得了某种协调，如果这种协调是以其逻辑—数学的本性进行的，那么，个别行为就只会导致知识的产生。[25]
物理学中的抽象必然导向逻辑—数学抽象，而后者作为纯粹的协调因素是行为——“行为本身”——的普遍形式。这种协调构成了客观现实，因为它保留遗传的、“反射的和本能的”结构。
皮亚杰的解释承认理论理性有内在的实践特征；但归根结底，他是从遗传的、生物学的普遍行为结构推导出这一特征的。科学方法最终依赖于生物学基础，它是前历史的（更确切地说是低于历史的）。进而言之，即使承认一切科学知识都以个别行为的协调为前提，我仍然看不出为什么这种协调“本质上”就是逻辑—数学的——除非“个别行为”是当代物理学的科学操作，而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就将出现循环。
同皮亚杰心理学和生物学色彩相当浓厚的分析相反，胡塞尔提出了一种专门研究科学理性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发生认识论。在此处，我将只在下述范围内涉及胡塞尔的著作[26]，即它强调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其活动领域的前定历史现实的“方法论”。
胡塞尔以下述事实为出发点，即自然数学化的结果是产生有效的实践知识：在“观念”实在的结构中，它可以有效地同经验实在“联系”起来。但科学成就曾经回指一种前科学实践，它构成伽利略时代的科学的原始基础（theSin）。生活世界（Lebe）中这一曾决定理论结构的科学的前科学基础没有受到伽利略的质疑；不仅如此，它还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遮蔽（verdockt）。结果便产生了如下幻想：自然的数学化可创造一种“自主（eigenst?ndige）的绝对真理”（第49～50页），但在现实中，它依然是为生活世界服务的特定方法和技巧。数学科学的观念面具（Ideenkleid）因而是一种符号面具，它表现生活世界，同时又粉饰（vertritt和verkleidet）生活世界。
在科学的概念结构中得到维护的原始的前科学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呢？实际量度揭示了使用某些基本形式、模型和关系的可能性；这些形式、模型和关系通常“可以作为同一种精确测定和计算经验对象及关系的手段来使用”（第25页）。通过各种抽象和概括，科学方法保留（并粉饰）它的前科学技术结构；而前者的发展则是对后者的发展的描述（和粉饰）。由此可见，古典几何学“理想化”了观察和测量土地（Feldmesskunst）的实践。几何学是实际客观化的理论。
当然，代数学和数理逻辑摆脱了生活世界及生活于其中的主体不能加以计算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从而建构起一个绝对的观念实在。然而，这种观念建构不过是对新生活世界进行“理想化”的理论和技术。
在数学实践中，我们达到了在经验实践中达不到的东西，即精确性。因为，用绝对的恒等式来确定理想形式是可能的……由此一来，它们便普遍变成得心应手的东西了……（第24页）。
观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协调，使我们能够去“谋划预期中的实际生活世界的规律”：
一旦人们拥有这些公式，人们就会拥有在实践中所期望的先见之明。
——亦即在具体生活经验中所期待的先见之明（第43页）。
胡塞尔强调数学精确性和可替换性的前科学的、技术的含义。这些现代科学的中心观念，不是仅仅作为纯科学的副产品，而是作为同其内在概念结构有关的东西出现的。从具体中进行科学抽象和既产生精确性、又产生普遍有效性的质的定量化，牵涉到生活世界的特定具体经验——“看”世界的特定方式。尽管具有“纯粹的”、置身事外的特点，这种“看”毕竟是在有目的的实际情境中看。看即预期（Voraussehen），即谋划（Vorhaben）。伽利略的科学是有步骤、有系统地预期和谋划的科学。但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是某种按照能够完全等同的单位之间可予计算和预言的关系来体验、领会和塑造世界的特定预期和谋划的科学。在这种谋划中，普遍的可定量性是统治自然的前提。个别的、非量化的性质却阻碍根据从人和物中抽取出的可量度能力来对人和物进行的组织。但这是一项专门的、社会历史的谋划，从事这项谋划的意识是伽利略的科学的隐蔽主体；后者是无穷扩展的预测技巧和艺术（insUerteVoraussicht，第51页）。
正因为伽利略的科学在其概念组合形式方面是特定生活世界的技巧，所以它没有也不能超越这一生活世界。从本质上看，它仍然停留在基本经验框架之内，停留在这一现实所规定的各种结果的范围之内。在胡塞尔的学说中，在伽利略的科学中，“具体的因果领域变成了应用数学”（第112页）——但感觉和经验世界
是我们在其中度过我们全部有生之年的世界；在其本质结构中，在其自身恒定的具体因果关系中，它依然故我……（第51页；重点是我加的）。
这是一种容易遭人轻视的、带有挑战性的主张。我冒昧地提出一种可能是牵强的解释。但这种主张并不简单地指涉如下事实，即尽管有非欧几何存在，我们仍然是在三维空间之内感觉和行动；或者，尽管有“统计的”因果性概念，我们仍然是按照常识，按照“旧”因果性法则来行动的。该主张同作为“应用数学”结果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不断变化并不相矛盾。也许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问题，即既定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固有限度。既定科学和科学方法借助这一限度使现存生活世界得到扩大、保证和合理化，而又不更改其存在结构——即不展望一种本质上新的“看”的方式，和本质上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于生活的已制度化的形式，科学（纯粹的和应用的）将具有一种僵化、固定和保守的功能。甚至它最具革命性的成就也只是同现实的特定经验及组织相一致的建设和破坏。科学不断自我校正——对它那些融入其方法的假设的革命——本身就推进和扩展着同一个历史领域、同一种基本经验。它还保持着同一种有利于物质内容和实际内容的演绎形式。胡塞尔的解释绝非轻视伽利略科学所带来的根本变化，他着重强调同前伽利略传统的彻底决裂；思想的工具主义视界确曾是一种新的视界。它创造出一个新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世界，但是它仍然还受到特定历史世界的制约，这个世界具有显而易见的限度——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的、既在其纯粹的方法方面也在其应用的方法方面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