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
一
近四年来，我在不同的刊物上曾发表过几篇文章，这里把它们汇编成册，奉献给读者。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也是十分实际的理由，是其中有些文章已不易找到了。其次，这些文章尽管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但它们都包含着一个思想，把它们汇集起来，这个思想就会显得更加突出。最后，我把这些文章按其本来面目保留下来，作为反映某一段历史的文献资料。
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在某个特定场合下诞生的。有的是对一部著作的研究；有的是对批评或反对意见的答复；有的是对一部戏剧的分析，如此等等。它们都标有出版的日期，印着诞生时留下的胎记，即使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我也决定不去改动了。我删掉了一些过分涉及个人的论战性段落。少数语句、注释和章节过去为了免得刺激某些抱偏见者的感情，或者为了使论述不致过于冗长而不得不割爱，这次我都补了上去。此外，我还订正了一些引文出处。
这些文章虽然每篇都是在特定场合下诞生的，但它们又是同一个时代和同一段历史的产物。它们是一种特殊经历的特殊见证。与我同龄的、力图按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的哲学家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历史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中去，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就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从人民阵线和西班牙战争起，历史就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吸引住了，而在真正的世界大战期间，它又使我们受到了事实的严酷教育。历史打破了我们的平静生活，并把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改造成为一些懂得有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目标存在的成年人。我们从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明显事实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并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共产党。
战争突然结束了，我们立即投入到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去。我们因此体验到了我们的选择的含义，并承受了由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
我们今天回忆起这段时间，在政治方面那就是大罢工、群众示威、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和平运动。那时，抵抗运动唤起的巨大希望濒于破灭，千百万人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力求使“冷战”不致恶化成为战争的灾难。在哲学方面，那就是全副武装的知识分子如同围猎野兽一样地到处追逐错误，我们的哲学家不研究任何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对于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总之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
这个“极左”公式本是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口号，而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却为了使当时因李森科的“生物学”而陷入不妙处境的马克思主义免受资产阶级的狂暴攻击，又把它重新提了出来。口号提出了以后，就成了一切的主宰。我们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在这条专横路线统治下，只能或者人云亦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盲目信仰，或者被迫信仰，再不然就是尴尬地装聋作哑，绝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种狂热是在斯大林那套独断专横的统治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影响下形成的。说来奇怪，它却偏偏要由斯大林的干预才从疯狂转向一点理智。斯大林在一本小册子里斥责了有些人力图把语言说成是上层建筑的狂热。我们开始看到，使用阶级标准绝不是毫无边际的。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退却，而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下，必须从复习基本知识开始。
我是以我自己的名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写这些话的；我研究过去，正是为了说明现在和认识将来。
我回顾这个历史阶段，既不是留恋过去，也不是有所抱怨，而是为了用一种超脱历史的观点去承认历史。那时，我们年少气盛，充满了信心，敌人又毫不宽厚，总是骂骂咧咧地进行挑衅。在一段时间里，有些领导人不但不阻止我们沿着“左”的理论斜坡滑下去，相反，使劲把我们朝这条路上推；另一些领导人则无动于衷，丝毫不去劝阻他们或者警告我们。这种复杂的情形使得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处于糊涂的状态。于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宣传鼓动上，而本来，我们在从事斗争行动的同时，理应有了解情况和进行学习的权利和义务。总之，我们甚至没有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对于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于列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历史性斗争，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甚至没有读过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因为我们太热衷于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意识形态火焰里重新发现自己炽烈的热情。我们上一辈的人，那些有责任为我们指引道路的人，他们怎么也同样过着无知的生活呢？经过无数战斗和考验而奠定的并由许多伟大著作所体现的长期理论传统，对他们怎么都成了不起任何作用的一堆废纸呢？
我们只能承认，在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保护下，另一种消极的法国传统压倒了理论传统，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一贯缺少真正的理论素养。这个根深蒂固的缺点，如果套用海涅关于“德意志贫困”的说法，可以叫作“法兰西贫困”。法国党之所以在“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并赋予这种理论以激进宣言的形式，法国党之所以为此而经受了考验并表现了无可怀疑的政治勇气，也是因为法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留给它的理论遗产十分微薄的缘故。确实，除了马克思十分喜欢提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外，除了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蒲鲁东和对马克思主义懂得不多的饶勒斯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理论家呢？德国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早期的考茨基；波兰出现了罗莎·卢森堡；俄国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意大利有能与恩格斯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的拉布里奥拉（法国那时却只有索列尔），后来又有葛兰西。我们的理论家又是谁呢？是盖德，还是拉法格？
我国其他方面的传统十分丰富，唯独理论传统却显得贫乏。如果要弄清其中的道理，那就必须进行一番全面的历史分析。我们这里并不打算进行这种分析，但至少可以确定几个要点。谈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的理论传统，我们不能脱离开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是一些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这一理论的也是一些知识分子（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罗莎·卢森堡、列宁、葛兰西）。这种状况无论在开始或在后来，无论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不能改变的。能够改变和将会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知识分子[2]身份，而是他们的阶级出身。这里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因。继考茨基之后，列宁曾对这些原因作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工人运动的“自发”意识，如果任其发展，只能产生空想社会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既然需要为建立和发展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哲学而进行巨大的理论工作，这项工作只能由在历史、科学和哲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知识分子来承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德国、俄国、波兰和意大利都出现了，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师；这都不是由孤立的偶然事件造成的，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伦理条件使知识分子的活动简直无法进行，统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沆瀣一气，它们还得到教会的支持）往往只给知识分子以卑贱和低微的职务。在这些国家里，知识分子只有站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革命的阶级一边，才能得到自由和前途。在法国则相反，资产阶级曾经是革命的阶级。它历来善于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它所进行的革命中来，并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夺取和巩固了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继续使整个知识分子站在自己的一边。法国资产阶级干净、彻底地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封建主阶级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出去（1789、1830、1848）；它在革命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团结；它击败了教会，随后又收容了它，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在适当时机同它分离；它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把自己装扮了起来。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和在历史上取得的种种其他地位，给了知识分子相当宽广的前途和活动余地，足够体面的职务，不少的自由和幻想，以便把他们笼络在它的法律之下，使他们继续受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除了个别的伟人外（正因为他们是伟人，他们才是例外），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给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并不感到有向工人阶级方面去寻找出路的切身需要。即使他们有人投靠了工人阶级，这些人也不善于彻底清除他们身上盖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残余就表现为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如饶勒斯）或实证主义。法国党不得不进行了大胆而耐心的努力，以消除“工运中心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工人对知识分子产生这种本能的怀疑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工人在长期历史中多次积累的经验和反复经历的失望。正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法国工人运动同知识分子长期相脱离，而知识分子对于形成真正的理论传统却偏偏是不可缺少的。
我是否还应该补充另一条民族性原因呢？这是因为，在1789年大革命以后的130年里，法国的哲学史简直贫乏得可怜。从梅恩·德比朗、库辛到柏格森，法国哲学始终顽固地坚持它的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唯灵论。法国哲学鄙视历史和人民，同宗教结成紧密的联系，竭力反对唯一值得重视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此外，法国哲学的不文明和无知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最近30年来，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官方哲学的愚昧思想是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它窒息着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努力。
法国党是在这种理论空白的情况下诞生的。虽然如此，它从我们唯一的和真正的民族传统中，即从马克思曾表示无比钦佩的政治传统中吸取了营养，尽量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并终于成长了起来。它始终带着这一政治传统的烙印，因而有点看不起理论的作用，看不起哲学理论比看不起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更要严重。虽然法国党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主要是些大作家、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还有少数几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且政治原因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法国党就是在以上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没有建立起民族的理论传统，得不到民族理论传统的帮助，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没有一个能够造就出理论大师的理论学派。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去学会面对的现实。因为，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没有真正的理论大师能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假如波利采没有为了经济学方面的紧急需要而牺牲了他酝酿中的重要哲学著述工作，他或许会成为这样的理论大师；可是，他只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心理学基础批判》中的天才谬误就去世了。他是被纳粹所杀害的。总之，我们当时没有理论大师。我并不是说没有志趣高尚和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而是说没有由我们的历史造就的，与我们思想接近和感情沟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提出这后一项条件绝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处于空白，而且从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继承了一种表现在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畸形的外省习气（即沙文主义）；由于这种外省习气，我们不愿学习外国语，并对法国疆界以外的思想和成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长期以来，我国研究和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少数坚毅和勇敢的德语学者的事情，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能向国外介绍的学者，除了奥古斯特·科尔纽以外，也许别无他人，这位得不到法国大学承认的英雄，默默无闻和单枪匹马地对新黑格尔主义运动的“左翼”和青年马克思作了多年细致的研究。
以上的论述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理论贫乏，但却不能清除这一贫乏。由于斯大林，我们受到了第一次冲击——虽然也正是斯大林，他在这件坏事中，要负最主要的责任。由于他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我们受到了第二次冲击。当然，在此期间，生活也影响了我们一部分人。
一个政治组织，一种真正的理论修养，都不是在一夜之间或根据一道简单的命令就能造成的。在战争期间或在战后不久达到成人年龄的年轻哲学家中，多少人被繁忙的政治任务搞得筋疲力尽，再也抽不出时间去从事科学的工作！当时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觉得必须通过政治活动或在政治上积极表现，来偿付他们由于不是无产者而认为欠下的那笔债；这也是我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一历史的洗礼，萨特尔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诚实的见证：我们跟他是同一种血统的人。比我们年轻的同志们似乎没有了这笔债务，这固然是时代的进步，但他们也许还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偿付。就哲学来讲，我们这代人充当了牺牲品。也就是说，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智力工作和科学工作，而一味地去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许多科学家，间或有些历史学家和个别文学家，还能够不受损失或者只付出轻微的代价。哲学家却无路可走。只要他为了党去讲哲学和写哲学，他就只能人云亦云，只能对著名的引言在党内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同见解。我们在哲学界没有听众。反对我们的人轻蔑地指责我们只管搞政治，即使最开明的同事也告诫我们，要判断一个作家，应该先研究这个作家，在提出原则和执行原则以前，应该先客观地讲明这个原则的道理。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了让别人起码能听得下去，不得不把自己乔装改扮起来——他们这样做完全出自自然的本能，而不怀有任何策略的考虑——，他们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不惜冒弄假成真的危险。我并不夸张，我说的是事实。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得到这种做法的后果。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深信自己达到了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大陆，却不知道如何从哲学上去论证这一大陆的存在和可靠；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除了信念以外，没有任何可靠的大陆可言。我这里并不是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都如此，因为除了哲学以外，幸而还有别的星体可以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光芒。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是何等的岌岌可危。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决定哲学的可能存在和哲学意识形态的不可能存在的原理，但我们却不能通过公开的和客观的检验，来证实我们的信念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教条主义说教一旦被证明在理论上一钱不值以后，我们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为我们不能从事真正的哲学研究作开脱，那就是认为哲学本身是不能被研究的。在马克思青年时期（1840—1845）和断裂时期（1845）一些若明若暗的著作的影响下，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哲学的末日”的极大**。我们中间一些最积极热情的战士无保留地接受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那句把改造世界同解释世界对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含糊不清的名言，倾向于通过哲学的“实现”达到“哲学的末日”，他们庆贺哲学已为政治所实现和为无产阶级所完成，并且在行动中已经死亡。由此到理论实用主义，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有一步之差。另一些较有科学头脑的人学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实证主义公式的样子，宣告了“哲学的末日”；在这里，负责实现哲学，因而也是让哲学结束的，不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行动，而纯粹是科学。马克思不是也要我们停止空谈哲理，不要再做意识形态的幻梦，而回过头来研究现实吗？从政治上讲，采用第一种方法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多数是搞哲学的活动家，他们由于把全部精力投身于政治，便把哲学当作行动的宗教；作第二种读法的人相反是一些评论家，他们指望从文章中找到内容充实的科学论述，以弥补教条主义哲学空洞宣言的不足。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只要他们同政治和睦相处，就势必以对哲学问心有愧为代价：哲学作为实用主义、宗教或实证主义而死去不能算是哲学真正作为哲学而死去。
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让哲学名副其实地作为哲学而死去。为此，我们又以马克思的其他文章为依据，并采用了第三种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我们进一步说，“哲学的末日”只能是对哲学的批判，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宣布那部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样。因此，必须去接触实际事物，同哲学意识形态相决裂，并着手研究真实。我们以为，这样做了就能保证哲学的实证性，但是，在转而反对意识形态的同时，我们却看到意识形态正不断威胁着“对实证事物的理解力，包围着科学，并把科学搞得面目全非。我们于是委托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以不断削弱意识形态幻想的威胁，而为了赋予哲学这个任务，我们把哲学当作纯粹是科学的意识。它从文字到实质归根结蒂完全是科学，但只是简单地被颠倒了过来，为作为科学的明确和外在的意识而存在，而它走到科学的外部，正是为了消除这一外部。这样一来，哲学也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哲学的主体和客体完全同科学混合在一起；然而，在哲学用科学的实证本质打退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以前，在它把对方的意识形态幻想消灭以前，它依然作为科学的正在消亡中的批判意识而存在；只是在这以后，它才恢复原来的地位，重新找回自己的意识形态幻想。哲学的这种批判（即灭亡），就是它的正在消亡中的哲学存在，终于使我们通过批判的双重行动，从名义上得到了哲学的真正死亡，并使我们为此而感到高兴。于是，哲学的全部命运无非是要承认真实；即在回到真实那里去（产生人及其思想和行为的历史真实）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死亡）。研究哲学，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开始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历程，越过阻碍我们认识现实的幻想浓雾，最后到达唯一的出生地：历史，以便在历史中终于找到在批判的密切注视下所达到的现实和科学的协调。根据这种阅读方法，就不再有哲学史的问题：已被清除的幻梦，已经穿越的黑暗，怎么可能存在历史？唯独真实才有历史，因为真实能暗中使酣睡的人见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梦景，但一些接连印入脑海的梦境却不能构成真正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曾告诉我们：“哲学没有历史”。读者在下面读到《论青年马克思》一文时将可以判断，青年马克思对哲学是否还部分地怀有这种神秘的希望，即希望哲学随着批判意识的死亡，而达到其哲学的夭亡。
我之所以回顾这些探索和选择，是因为它们带有我们历史的痕迹。还因为，随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结束，它们并没有作为历史环境的简单反映而消失，它们依然作为我们的问题而存在着。有些人不仅把斯大林应负的罪责和错误，而且把我们自己的失望、错误和混乱，统统推到斯大林的身上；一旦他们看到，哲学教条主义的结束并没有使我们能够完整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们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从教条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只能是业已存在的东西。教条主义的结束使研究工作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同时也使有些人产生了一种狂热，仓促地把他们获得解放的感受和对自由的喜爱这类意识形态言论宣布为哲学。狂热也像抛向空中的石子一样，肯定是会落下地来的。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有权正确地重新估价我们自己，坦率承认我们的优点和缺点，公开提出和思考我们的问题，并一丝不苟地进行真正的研究。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能够部分地摆脱理论上的外省习气，了解和承认外国过去和现在的成就；而在看到外界的同时，我们就能开始用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无知达到什么程度，从而开始认识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面对以下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创立他的历史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教条主义的黑夜中所苦于解决不了的种种理论困难并不完全是人为的困难，它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处于不完善状态。甚至可以说，在那些我们曾经忍受过或者维护过的千篇一律和滑稽可笑的形式中（其中包括所谓存在两种科学的荒唐理论口号），有些东西的确是属于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虽然它们以荒唐的和盲目的形式存在着，不久前出版的一些“极左派”理论家（青年卢卡奇和科尔什）的著作就可以充当见证。总之，如果我们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我们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二
请允许我谈谈以下几篇文章所遵循的方向。
《论青年马克思》一文虽然还带着正在消亡中的批判哲学的神话色彩，但它包含着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在经历了考验、挫折和软弱以后从内心感到压抑不住而必定要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怎么样了？它在理论上是否能站得住？如果能站得住，它有什么特点？这个根本问题，在如何阅读和解释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问题（它表面上是个历史问题，实际上是个理论问题）中，其实已经被提出来了。认为必须对马克思的这些著作进行认真的批判性考察，这并不偶然，因为这些著作被插上了各种旗号，派上了各种用场，而我们却多少本能地认为，这些公开以哲学面目出现的著作就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如果从马克思的青年时期著作出发，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的问题，就势必还要提出马克思与他曾经接受，但后来又抛弃了的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有何不同的问题。
正是为了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我才开始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后来又出版了他在1839年至1845年期间最重要的理论著作。由于同样的理由，我很自然地开始从他们各自使用的概念的细微差别中去研究黑格尔哲学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的性质。因此，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特殊差异性问题，在形式上就变成了以下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是否存在一种认识论的断裂，以标志出新的哲学观的出现，还有关于断裂的确切位置这个连带产生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的范围内，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便具有了决定性的理论意义（是否存在断裂？）和历史意义（断裂的位置何在？）。
当然，为了肯定断裂的存在和确定它的位置，我们只能把马克思用以说明和指出这一断裂发生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说过的那句话（“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当作是一个需要经过检验才能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声明。而为了检验这个声明，就必须有一种理论和一个方法——必须把据以思考一般的现实理论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运用于马克思本身。没有关于理论形态史的理论，就不能弄清和认识用以区分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特殊差异性。为此，我以为可以借用雅克·马丁关于总问题的概念，以指出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我以为还可以借用加斯东·巴歇拉尔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概念，以研究由于新科学的创立而引起的理论总问题的变化。我们说要创造一个概念和借用一个概念，这绝不意味着这两个概念是武断的或从外面凭空加给马克思的；相反，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在马克思的科学思想中都存在着和活动着，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存在处于实践的状态[3]。这两个概念给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起码的理论依据，使我对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转变过程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且得出几个确切的结论。
这里请允许我以十分简略的方式概括一下我多年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本书所发表的文章只是这些成果的部分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