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在这里，新的理论信仰以必定是不平衡的和暧昧的概念和公式的形式，开始从旧信仰和旧术语中表露出来。
2。这种“认识论断裂”同时涉及两种不同的理论学科。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特地用了约定俗成的术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出这一断裂的双重成果。而且，我还要提出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所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既然新哲学的诞生是与一门新科学的创立同时发生的，而这门新科学又是历史理论，这就自然会产生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根据什么必然的原理，历史理论科学的创立必定会在哲学中引起和推动一场理论革命？此外，这种情况还会造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实际后果：由于新哲学同新科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新哲学就很可能会和新科学相混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哲学或者当作实证主义的泛泛空谈，或者当作科学的暗淡影子，从而明白地承认了这种混同。这个实际后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至今天的独特历史的一个关键。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以后再谈。
3。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第二阶段本身又可以分成两个小阶段，即马克思的理论成长阶段和理论成熟阶段。为了便于我们今后的哲学工作和历史工作，我建议用几个临时术语来记录这种分期法。
（1）我建议把马克思第一个大阶段的著作，即从他的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也包括在内，叫作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这种叫法已经得到了公认。
（2）我建议用断裂时的著作这个新词来称谓1845年断裂时的著作，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两篇著作里，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新的总问题，但这个总问题往往还部分地以否定的形式和强烈地以论战和批判的形式而出现。
（3）我建议用成长时期的著作这个新词来称谓1845年至1857年期间的著作。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划分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前）和科学阶段（1845年后）的断裂就在1845年这个关键的日期（当时的著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转变并不能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形式，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的总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抛弃的形形式式的意识形态总问题所作的评论，这个评论往往表现为对这些总问题的否定和批判。马克思必须进行长期正面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才能够产生、形成和确立一整套适用于他的革命理论计划的术语和概念。新的总问题是要逐渐取得其最终形式的。为此，我建议把1845年后和撰写《资本论》初稿前那个时期（1855—1857左右）的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叫作马克思理论成长时期的著作。
（4）我建议把1857年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概叫作成熟时期的著作。
由此，我们将得出以下的分期法：
1840—1844：青年时期的著作。
1845：断裂时的著作。
1845—1857：成长时期的著作。
1857—1883：成熟时期的著作。
4。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1840—1845），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著作，也可以分作两个小阶段：
（1）为《莱茵报》撰文的理性自由主义的阶段（1842年前）。
（2）1842年至1845年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
我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扼要地指出，第一阶段的著作意味着存在一个康德和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相反，第二阶段的著作则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的基础上。受黑格尔的总问题影响的著作只有一部，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严格地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除了他的意识形态哲学时期的最后一部著作外，青年马克思实际上（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不算在内）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因此，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相反，种种事实表明，青年马克思在同他“从前的哲学信仰”决裂的前夕，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从而产生了一种为清算他的“疯狂的”信仰所不可缺少的、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在这以前，马克思一直同黑格尔保持距离；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曾学习过黑格尔著作，他后来转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总问题，接着又改宗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这个转变只能说明，马克思不但不向黑格尔靠拢，而是离他越来越远。依靠康德和费希特的帮助，马克思倒退到了18世纪末；依靠费尔巴哈的帮助，他退到了18世纪理论历史的中心，因为费尔巴哈确实可算是18世纪的“理想”哲学家，是感觉论唯物主义和伦理历史唯心主义的综合，是狄德罗和卢梭的真正结合。人们不禁会问，马克思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最后关头突然完全回到黑格尔那儿去，他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所作的这一天才综合，是否就像把分别处在理论磁场两极的物体放在一起而引起的一场爆炸，而马克思就在这场极其严峻的经历中，就在“颠倒”黑格尔这一为前人没有从事过的最彻底的考验中，就在马克思从没有发表的这部著作里，实际上体验和完成了他的转变？谁要对这一奇妙转变的逻辑有一定的认识，他就必须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理论内容的丰富，并首先要懂得，从理论上讲，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
5。断裂时的著作。根据它们在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形成中的位置，这些著作提出了一些微妙的解释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使所有接近它的哲学家惊叹不已，但大家都知道，闪电的光只能眩目，而不能照明；对于划破夜空的闪光，再没有比确定它的位置更困难的事情了。总有一天应该把这十一条提纲的谜解开。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它确实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正在同自己的过去决裂的思想，这个思想对自己以往的全部理论前提——首先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意识哲学和人本学哲学的各种形式，一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然而，这个新的思想，虽然它在对意识形态错误的批判中是何等坚定和明确，却很难给自己下一个毫不含糊的定义。要同过去的理论观点相决裂，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为了不用一些词和概念，就得用另一些词和概念来代替，只要新的词还没有被找到，往往就由旧的词担负起决裂的使命。《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概念领域中为我们表演了重新入伍的退役军官代替正在训练中的新军官的一幕戏……人们判断这些旧概念，自然就看它们的外貌，看用的是什么词。这样做很容易得出错误的认识，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或者当作是实证主义（一切哲学的终结），或者当作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的主体是“具体的、真实的人”）。人们还可能在分工问题上受骗，因为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起着第一位的作用，而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则是异化起着这个作用，因为分工对于整个意识形态理论和整个科学理论具有决定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表明，断裂就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那个时候，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本身就需要写整整一本书来评论，以便把某些概念的理论职能同这些概念本身区分开来。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谈。
6。确定断裂的位置在1845年，不仅对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而且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都有重要的理论后果。的确，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系统的批判不仅在1845年以后，而且从青年时期的第二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都是可以看到的。可是，对黑格尔进行的这一批判，就其理论原则而言，无非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多次进行的杰出批判的重复、说明、发挥和引申。这是一次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和抽象所进行的批判，一次根据人本学的异化总问题的原则而进行的批判，一次需要从抽象和思辨转变到具体和物质的批判，一次企图从唯心主义总问题得到解放，但依旧受这个总问题奴役的批判，因而也理应属于马克思在1845年与之决裂的理论总问题的一次批判。
由此可见，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得出它的定义，绝不可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混淆起来，即令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重复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因为根据人们把马克思在1843年的各篇文章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其实，费尔巴哈的影响比比皆是）说成真是马克思的批判或不是马克思的批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本质的认识就会完全不同。我要指出这一点，因为它在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中是个关键问题，我所说的解释是认真的和有系统的解释，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上的解释，是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的解释，而绝不是单凭一得之见而作出的解释（尽管人们单凭一得之见也可以写出书来）。例如，意大利的德拉·沃尔帕和柯莱蒂的著作，我认为就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当代，只有这两位学者有意识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可调和的理论区别，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当作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他们认为，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和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都存在着断裂，但他们把这个断裂的位置定在1843年，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断裂位置的这种移动在理论上产生了深刻的后果，不仅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而且还影响到他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一部书里将会谈到。
我上面这番议论是为了说明专门论述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的那几篇文章的意义，并使大家看到统括全书各篇文章的中心主题，因为关于矛盾和辩证法的那几篇文章同样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特殊性。
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不能立即就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必须先进行一系列的批判做好准备，然后再确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特有的概念的位置。确定概念同确定概念的位置完全是一码事。这项批判工作，作为解释马克思著作的绝对前提，本身要求具有一些旨在论述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的、临时的和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因此，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在本质上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论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缺少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循环过程如同任何这类循环一样，无非是辩证的循环，这是从一个理论总问题出发，向一个对象提出关于其本质的问题，而总问题在考验其对象的同时，自己也受到对象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而且也能够成为认识论问题的对象，而这个认识论问题能否被提出，又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为转移。对于一种既作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作为哲学（它能够认识各种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因而在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情况下，也能够认识自己）的辩证理论，这是必然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上敢于迎接这个考验的唯一哲学。
可见，上面谈到的这项批判工作，对于改变过去那种根据假象（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假象，或者是显然为人们所熟悉的成熟时期著作中的概念的假象，后者比前者更加危险）去直接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同时也是为制订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进行的理论工作。这种理论将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科学作出区分，从二者的历史关系中研究它们的区别，从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中研究认识论断裂的非连续性；它将使我们区分同一个词的不同概念，看出一个词是否有这个概念或没有这个概念，通过一个词在理论叙述中的作用而认清概念的存在，通过概念在总问题中的作用，即通过概念在“理论”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确定出概念的本质。唯有这种理论将使我们能够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著作，也就是说，将使我们从认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阅读这些著作。确实，这种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在，研究的前提条件已经确定，随着选个起码要求的实现，研究工作也就步入了正轨。
（顾良译杜章智校）
[1]选自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当然，知识分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作为活动家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备空前才能的一类十分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有很高的科学造诣和理论修养，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对这些形式的现实和变化，他们都十分熟悉，并时刻注意同这些形式作斗争。他们敢于在理论实践中进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相抗衡，并且能不顾各种流行偏见的禁止和阻挠，断然走上由马克思开辟的宽广大道。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战斗，从事这种性质的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象的。
[3]关于总问题和认识论断裂（这一断裂标志着由科学前的总问题转变为科学的总问题）这两个题目，请参考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所作的极其深刻的理论分析。我在《阅读〈资本论〉》第二卷将对此作简短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