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得出了一些和把辩证法扩展到一切存在的全部哲学传统相反的观点。当赫拉克利特和爱利亚学派谈论发展和存在时，人们还不能讨论真实的过程。芝诺之矢依然是一支箭，是一件东西，赫拉克利特之河也还是一条河。
……永恒之流依然故我，并无变化，即在质上没有引起任何新的变化。因此，个别客体之刻板的存在面临的正是一种变异。作为整体的永恒形式存在这样一种理论，其背后暴露出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正如那条流动的河流一样，即使它还能在个别客体持续不断的转变中表现自身。（第180页）
正是在这里，卢卡奇发现了古代世界辩证法的根本局限，这种局限表明了整个古代社会的局限。黑格尔和拉萨尔都过高地估计了赫拉克利特的“现代性”，因而他们没能克服这种反映在其哲学的玄想—思辨性中的局限。
只有马克思才把事物的客观形式理解为一个过程，因为“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7]
我们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第六个脚注中找到了评价卢卡奇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他在这个脚注中认为，马克思把辩证方法限定在历史—社会范围内的论述是至关重要的。由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说明所引起的一切误解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一方法扩大到了自然界”。（第24页）然而，自然界缺乏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及隐匿在作为思想变化之根本原因的范围背后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
卢卡奇在其他段落中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了严格的区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前者如果以辩证法为基础便可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后者由于其真正的本质则似乎注定是非辩证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例如，他认为：
构成每一种拜物教科学和每一种修正主义典型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都否认在它的学科中有矛盾和对抗的观念。尽管如此，如果矛盾在特殊的理论之间产生了，那么这只能证明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完善。这些特殊理论之间的矛盾表达了这些理论已经达到了其自然的极限；因此它们必须被转变并归入更广泛的理论之中，在这种理论中，矛盾最终消失了。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在社会现实的情况中，这些矛盾并不是我们对社会认识之不完善的标志。相反，这些矛盾属于现实本身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当总体性被认识的时候，它们将不再被扬弃，而且不再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它们将被认为是在这种生产体系的对抗中必然产生的矛盾。（第10页）
由于其抽象性和量化的倾向，卢卡奇进一步批判了自然科学方法。
当现实世界的现象被置于（在思想中或现实中）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或在它的规律可被观察的环境中时，自然科学的“纯粹”事实就出现了。这一过程由于把现象归结为其纯粹的数量本质，归结为数和数的关系而得到了加强。机会主义者总是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如此来把握现象的。（第6页）
这样一种方法会导致建立“‘孤立的’事实、‘孤立的’综合事实和分离的、专门的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等）……”这种方法的主要方面在于“探求事实本身所含的倾向，并把这种活动提高到科学的位置。”相反，“辩证法则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第6页）尽管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的，但是在考察它背后的事实的历史特性时，它还是背离了科学；然而，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这种“科学的精确性”已经预设了这些要素的“恒常性”。不过，所有这些“纯粹的事实”都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第7页）
卢卡奇从这些反思中得出如下结论：“当产生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知识的理想被应用于自然界时，它只能促进科学的进步；而当它应用于社会时，它反倒成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第10页）
卢卡奇的分析包含着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反对迷信事实，反对抽象主义和零碎知识的倾向，反对夸大分析方法和量化方法的重要性，反对将自然科学方法等同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反对过高地估计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传统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及反对辩证法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所蒙受的贫乏的和令人难以接受的简单化的卓越论据。尤为重要的是，在今天，卢卡奇的许多思想在反对那些犹豫不决或未能将辩证方法应用于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在发现他们完全未能把握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必然和自由的辩证法方面，仍然是有用的。
然而，卢卡奇把辩证法只是看作理解社会的一种方法，也包含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人们立即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是放弃一种包括存在、思维和实践在内的一般的哲学概念，还是必须接受关于社会的辩证法和关于自然的非辩证的认识方法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呢？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辩证法在原则上不能应用于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缺乏任何矛盾、质变、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或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必然是非辩证的。果真如此，人们就必须在这样两种选择中进行抉择。
（1）在这个语词的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哲学（包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的认识），但对存在的不同领域来说，它包括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法。这种缺乏方法论的一致性的选择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这就只剩下一种选择。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而且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要么是社会历史的一个部分，要么就不是（只有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讨论自然辩证法）。卢卡奇令人惊讶地选择了后一种情况。他指责黑格尔和恩格斯把辩证方法扩大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8]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在历史之外！但是，人们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现象呢？只有当假定人们在讨论中所涉及的一切都有意义，而且这一切也使人感兴趣的时候，哲学才能被归结为历史哲学。这是限制哲学的范围成功地保持其一致性的唯一办法（例如，对语言哲学来说，自然哲学的问题就成了用来讨论自然的语词的意义问题）。如果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那么，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在此，人们开始觉察出卢卡奇的基本困难，这种困难把所有攻击或追随卢卡奇的人都引入了混乱。如果人们要讨论自然辩证法，就会混淆三种不同的东西：（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的形成及实践应用。
卢卡奇的全部批判性考察都涉及自然过程本身的客观规律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不言而喻，这里确不存在什么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人们可能假定，不该使用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概念，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几乎永远要从自在的存在等于自为的存在这种非批判的、教条的假定出发。
然而，不幸的是，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的自然辩证法概念，而且明确地谈到了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辩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全部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在这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和实践形式之间，认识和改造社会——主观的和意识形态的动机在这里表现得尤为强烈——之间，只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人们可能用最精确的科学——数学[9]和物理学——来作证明，而不必提到生物学，但在生物学中，活力论和机械论、达尔文主义和基因学说之间的冲突在探讨绝对的客观真理方面，绝不是孤立地考察“纯粹的”事实，而且在这里，科学家“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不起任何作用。
可以说，物理学史上全部主要的概括也是如此。围绕日心说的斗争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斗争远不是两种科学观之间的冲突这一事实。它也是两个世界以及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比那个时代所有社会理论之间的冲突更能毁灭人生的斗争。20世纪核物理学的发展不过是现代史的一个片断，而且是一个表现了我们时代一切矛盾的片断。这种例子还很多。
为了把对核粒子的初步认识解释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思想的衰退，必须要有一定的精神氛围。量子力学在苏联经过了很长一个时间才被接受的事实[10]以及由于从不确定性的假设出发（尽管有无数次成功的实验）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便简单地认为量子物理学没有说服力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正如卢卡奇相信的那样，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都不存在一个“简单观察者”的主体，他也不会“被排除在辩证过程之外”。对这一论题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事实，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之特定领域中最尖端的工作的研究方向和选择标准，完全是由军事需要、归根到底是由当今世界划分为对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决定的。美国和苏联的许多主要的现代自然科学家已经不是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为了真理而发现真理，[11]而是直接在为军事需要去发现那些被用来加强国家军事力量的真理。甚至一些更具和平与人道特征的重大发现，在现代政治史上的插曲也和它们在科学史上的插曲一样多。如果不是为了两大世界体系之间的声誉而斗争，我们也许既不会有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政治宣传也不会赋予它们以如此的重要性。由于同样的原因，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的事件也不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学的后果（我们别忘了由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在美国引起的广泛震惊）。
自然，在1919—1922年，卢卡奇不可能预言当今世界的所有激烈事件，但是他的观察表明，即使在他写作自己的文章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史知识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卢卡奇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迄止他那个时候，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充满了成功的尝试：人们只需提及欧几里得、牛顿、达尔文、门捷列夫和麦克斯韦的体系便足矣。自然科学已经发展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的确，正如他在第25页中指出的：“科学的准确性预设了其要素的永恒性。”但是，这只是指所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要假定的相对的永恒性。人类实践之任何活动的潜能也依赖于这种相对的稳定性。自然现象大多更为恒常和稳定，[12]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即使在它流动时也是如此），质变在此并不像在生产过程中（其中每一个简单再生产的活动都会导致资本的积累）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交通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就其理论实质来说，那些在体系上忽视了这些历史的人犯了一个具有严重后果的方法论错误。[13]
令人惊讶的是，卢卡奇能以其自己的方式否认自然过程中的矛盾的存在。当人们听说自然界“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时，他们便立即成了那种试图描述和解释它的人。在原则上，他们可能通过变换我们的理论（尤其是通过变换和精确定义我们的概念结构）来回避矛盾，但对社会过程“本身”来说也是一样。例如，一个工人会为了提高工资而参加罢工和示威，等等。这个工人最终会从理论家们那里了解到，他的斗争的本质在于其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之间的矛盾。当然，人们可能说，不管这个工人是否认识到它，这两种地位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人们也许会答到，这个工人就处在真正的冲突之中：即处在一种相互排斥的利益存在的状况之中。如果有人要称之为矛盾，那当然最好。而且，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两种自然力之间的全部冲突称之为“矛盾”呢？如果社会结构和自然冲突是相似的，用同一个概念“矛盾”来表示这种冲突就是恰当的。
我们假定，用不适合于自然现象的概念说明我们称之为“矛盾”的那些社会结构是可能的，还存在着许多既适用于社会现象又适用于自然现象的范畴，这些范畴如果没有矛盾便很难予以讨论。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是这样一些情况，其中我们试图在概念上表现运动和变化的真实过程。我们可以用公式表述为命题Ⅰ和命题Ⅱ：
正在运动的物体A，在t时刻既在P点又不在P点（Ⅰ）。
正在变化的物体A，在t时刻既具有性质B又不具有性质B（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