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辩证法[1]02
因此，如果说卢卡奇的第一种观点过于狭窄的话，他的第二种观点便是折中的。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中的一段论述中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在这段话中，卢卡奇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的社会形式（经济、法律和国家）与“绝对精神”的各种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相抗衡，并把这种对抗称为“人所涉及的自然，既涉及人周围的自然，又涉及人在自身中所发现的自然”。卢卡奇继续说道：
当然，这种区别不能机械地理解。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什么被看作是自然的，这种自然都是与人相关的。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即自然的形式、它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总是受社会制约的。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个直接面对的自然是否完全可能，这是一个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种客观可能性依赖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另一方面，当这些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社会条件形式中存在时，它们按其固有的规律而发展，并且在它们（必然地）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中，保持其基础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要比“客观精神”的结构大得多。（第234页，德文版）
在这段话中，卢卡奇自己概括了他早期关于无主体参与的自然的假定：即主体与客体之间“机械的分离”。这个问题的结论在于：在自然成为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的意义上，辩证方法既可以应用于自然现象，也可以应用于社会现象。
另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来，辩证法不就丧失了其革命性了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革命”和“革命的”意蕴是什么。在任何时代，这些都不会具有同样的意义。如果它们被极其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像卢卡奇在1919年的形势下可能理解的那样），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种特例。今天，对许多国家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往事；对某些国家来说，它代表着一种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它又是一种客观可能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已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难以预测的转变方式。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进步力量仍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多或少地成功地解决了它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赋予了革命一种更宽泛的意义——即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质变——那么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就是革命的，即使当它运用于人化自然的过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真正的人类本质时，也是如此。
现实的革命变化还意指广泛的人类抚育和教育、社会的民主化、通过技术把握自然以及艺术的创造性。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同于卢卡奇的时代），必须特别强调辩证法的这种广泛的功能概念。而且，这一概念具有真正的马克思的广度。在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卢卡奇非常正统地理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尽管在不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卢卡奇独立于马克思而透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化，但他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一般人道主义理想的高度。因此，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只具有历史的意义。
当然，在这一语词之最宽泛的意义上并非一切变革都是革命的变革，它们也不是对辩证的人类历史中的一切事件的描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现代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辩证的意义。
归根到底，对认识问题或直接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探讨，意味着一种从人类解放的立场出发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从根本上把问题理解为可能的人类自我实现和阻碍或限制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条件之间的一种矛盾。
三
辩证法在批判方法的类型学中的地位：人类学假定批评家们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批判的分析、范畴化和概念分析的抵制，即使并不完全合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感到，这些做法把个性淹没在抽象之中了；他们感到，极端理性主义给个性带来了简单化、贫困化和教条化的危险。有益的批判远非单纯地应用知识——用技，它也是一种完全个别的、自发的创作——作诗。而且，如果批判有其历史，就必然存在着对其历史的解释，对现今批判之不同层面和类型的认识以及对未来批判之潜能的预测。没有一种关于各种可能的选择的清醒而发达的意识，就很难谈论自由，特别是批评的自由。关于批判的理性思维的任务并不一定在于强加先前的探讨形式和原则，而在于发现并清楚地表达那些已经无意地运用或可能的形式和原则。因此，批判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奴役，而是一种解放。这种批判的理论能够将多维性引入一种具体的批判实践，否则它便可能由于过分的简单化、对各种模式的教条复制和对一定社会与一定历史状况的有限的精神视野而受到损害。
批判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在批判的思维和行动中引入更大的结构和一致性。通过创立一种现实而可能的批判观点和批判方法的类型学，理论把人们在个别批判家那里碰到的各种混乱不堪、互不协调的假设和方法论概念结合进一个连贯的整体之中了。当然，任何类型学都包括简化和贫乏正是因为试图强加秩序并提示各种极为复杂的状况的基本结构。尽管一切“理想类型”或多或少都是抽象的，但类型学促进了理解和交往，使批判采取一定的形式成为可能。的确，有益的批判从不借用各种形式：它不会在类型学中完全采纳这些形式。但是一种有效的类型学便囊括了那种人们在此之上可能建构一种特殊批判形式的可能的理想基础的范围。
辩证法就是这些可能的理想基础之一。它不应被看作一些教条，而应被看作一切批判思维（其最终目标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的理论基础。
在实质上，辩证法区别于其他基本类型的批判思维的地方，就在于上述三个概念——即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
各种类型的批判思维之间的基本区别集中体现在是从一种人的观点出发研究现实，还是从某种超人的价值——不管它是上帝、“逻各斯”、“世界精神”、“政党”，还是世界革命——出发来研究现实。
只有第一种批判倾向才能被认为是人道主义的，其他倾向都不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们使人服从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或者是一种人类心灵的异化产物，或者采取了一种人类行为的实体化规则的形式，或者可能只是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已经被那些抛弃了普遍的人类观点的批评家变成了一个基本目标）。
在人道主义框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根本不同于所有那些构造了刻板的、非此即彼的两分范畴的批判倾向。例如，本质主义预设了人之一种既定的、不变的、固定的理想本质，从这种本质观出发，批判家们必然会为现存现象的虚假性作论证。相反，存在主义则否认了任何一种先于个别的、单一的、具体的存在的本质存在，并认为人类活动和自我发展的全部过程都是彻底开放的。从这种观点看，自我实现这个根本概念由于内含了一种尚未实际存在的人的结构的潜在规定性而丧失了其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家既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批判性，也不可能主张任何一种判断的客观性。辩证思维在经过严格限定的相互排斥的范畴中引入了一种中介因素。人的本质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未来历史进程的基础。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客观存在并不表现为一种封闭的、固定的、不变的复合体，而是表现为人类行为的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矛盾的领域，其中某些依赖于历史的因素将会实现并成为人类活动之全新结构的基础；而其他一些因素则将继续潜伏并最终消失。因此，本质通过存在而呈现为真正的形式，形成了自身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存在在总体上是不受限制的，因为它包括了一种普遍的人类结构，包括了一种可能的人的本质。
人类认识和活动的历史，既不是一种先天、有效和理想的所予的现象学发现，也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乌托邦创造。历史是对理想潜能的超越，是对人之环境的不断的实践改造，同时也是人之不断的创造和自我创造。
辩证法在刻板的两分范畴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另一个例证明显地表现在功能的与根本的、连续的与间断的、“建构的”与“解构的”批判之间的区别中。功能批判停留在既定的（经济、政治、艺术）形式的框架之中，它涉及的是非功能的细节，因而倾向于在已经存在的形式中达到一种更高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建构的”。功能批判只承认连续的变化和改变，而根本的批判则指向间断的、结构改造的需要，它要求的是改变既定形式的整体。这种批判并不寻求改善现有的形式，而是要消灭它，以便为新的形式开辟道路。与这两种极端相反，辩证法甚至在间断的变化中看到了一种连续性的因素——如果它是创造性的话。旧形式中的某些东西必然会作为建设新形式的基础而被保留：它们必然是先前全部历史的一般人的结晶。反之，一系列连续性的变化在质变中却呈现为一个总的结果，尽管旧形式决不会被全部消灭。因此，创造性的批判既非遵奉主义的，也非解构的；其目的在于改变所有那些限制人之自我实现的历史可能性的形式（社会的、经济的、理念的和艺术的）。
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显然是一个价值概念，它假定了一种精致的人类学理论，这种理论既包括描述概念，又包括价值概念——否定概念和理想概念。辩证法缺乏这种得到清楚表述的人类学基础，便会具有一种矛盾的特点：它可能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被利用，并很容易成为意识神秘化的一种工具。如果在肯定与否定、进步与倒退、进化与革命等概念中，普遍的人类内容被表述特定社会集团之有限利益的狭隘内容所代替，那么，辩证法就会从一种人类自我实现的方法变成特殊集团或统治阶层自我确证的一种方法。
批判的人类的关键范畴是：基本的人的能力、真正的人的需要和实践。
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预设了一些基本的人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人性之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并以潜在的先天倾向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正常人之中。然而，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它们仍被闭塞、禁锢和阻挠着。下面是这些基本的人的能力的主要例证：[25]
（1）无限潜在的感性发展。
（2）理性，即分析形势、把握规则、在不断的变化中发现秩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想象，人在思维、幻想和睡梦中超越既定界限的能力，即设计理想化的对象、人类和状况的能力。
（4）交往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学习一种语言意义上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不断增长的理解来自其他社会集团、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他人思想、感情、愿望和动机意义上的能力。
（5）创造性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永恒地重复同样的形式，而是引入各种新事物。
（6）协调同他人的利益和愿望的能力。
（7）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中作出评价和选择的能力。
（8）自我意识，即人发展一种对自己、自己的潜能和可能的成长方向的清醒的批判意识的能力。由于这种能力，个人才能选择改变其生活方式、其社会角色和与他人的关系。
辩证人类学的第二个关键范畴是需要。需要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能动关系，即一种双重的关系。一方面，为了生存和发展，人必须不断地从其环境中占有和吸收一定的对象（内在化）；另一方面，人又必须不断地将自身置于其环境之中，不断地使其感觉、理智和体力对象化（外在化）。需要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物理—心理的、客体—主体的关系。就一定的对象、人类及其活动是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而言，需要具有一种客观的、物理的特性。但需要同样又是主观的，是由于相对匮乏的个人经验所造成的紧张的心理条件。吸收对象的匮乏和个体外化机会的匮乏，导致了一种饥饿感、焦虑感、渴望感和不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