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需要的结构中，有三个重要变量：
（1）人的基本能力。这些能力越发展，人所达到的技能水平就越高，我们的需要也就越丰富，越高雅，越能更好地表达。
（2）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对象和人类个体。在一种被认为是匮乏的环境中，人的需要仍然是不能满足的、受到阻碍的和固定不变的。而在一种充裕的条件下，需要的实现成为一种自然状态，其主观方面——紧张感和饥饿感——消失了，出现了更高水平的新的需要。
（3）在人的需要结构中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进行调解的技术。一方面，技术是由达到一定实践目标的技能和方法构成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其目标在于对象的生产以及为满足我们的需要服务的物质手段。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人的需要结构中最能动的因素：通过其飞速发展，技术不仅决定着对象的数量和类型，而且决定着人之基本能力实现的优先权和水平。然而，技术和它生产的丰富对象却掌握在那些在私有财产和全权的政治结构基础上进行统治的权贵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不再是一种实现人的能力、并满足那些在自然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需要的手段，异己的技术成了加强异己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这就完全颠倒了技术、需要和制造产品之间的关系。生产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技术开始生产人的需要，以人为地创造出一种对产品的需求。这就提出了现代批判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怎样区分真正的、可靠的需要和虚假的、人为的需要。
有几种方法可以确定这种重要的区别：对各种需要的起源和发展的批判考察；对这些需要在个人生活和整个共同体生活中的作用的考察；对这些需要之长期满足的心理结果的考察。这些批判考察方法中的每一种都预设了一个单一而全面的理论标准（其客观性和人类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
真正的需要是那些其满足导致了重新认识和发展人之基本能力的需要。虚假的、人为的需要则是那些与这些能力的发展完全无关的需要，因而这种需要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和窒息了人的基本能力的发展。
对人类存在之实际结构和潜在结构（潜能与显能、真正的需要与人为的需要）的进一步分类，把我们引向了批判的辩证人类学之最重要的范畴：实践概念。实践是人的活动，其中人创造了最佳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一种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这种理想化了的活动概念显然是一个规范概念。一方面，它根本不同于描述的、价值中立的劳动概念；另一方面，实践也是和否定的、异化劳动的概念完全对立的。
异化的（抽象的）劳动在其本性上贬低了人，并使人同其真正的存在相脱节，同实现其潜能和满足其基本需要相脱节。在“物质与自然的永恒交换”（马克思《资本论》）的意义上，特别是在一个有组织的、标准化的生产的意义上，劳动是一切类型的社会中人之生活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劳动无须成为商品，无须是没有感觉的，因而无须贬低其主体。劳动强加给人的是一种高度的组织、纪律、秩序、狭窄的专业化和常规。劳动按其本性而言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然而，实践是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因而是自足的。整个历史上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活动无不具有实践的特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出，实践是一种非现实的乌托邦幻想。实际上，它是对人类活动类型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早就在人们生活的创造性时期作为大多数发展了的个体的行为方式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实践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艺术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辩证法是根据一种人类活动的理想形式——这种理想形式具有艺术创造的许多本质特征——的观点，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的批判）。实践是一种自由的普遍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而非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实践包括特殊的个体能力的客观性，因此，它的本质之一就是自我确证；与此同时，实践也满足了其他人的真正需要。[26]
四
1。总体性原则
辩证批判反对一切以片面性、单一论、系统的（非工具的）偏见、不求在更高水平上重新整合整体之永恒的零碎性去削弱和割裂与现实的其他现象和结构之间的联系，用人为的类型学取代现实以及对特殊的地区、民族、种族、宗教、阶级或时代的意识和文化的任何禁锢为特征的思维。换言之，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以整体性和总体性原则为特征的。
全部历史都可以设想为一个总体化的过程。撇开一切变化，人性本身就倾向于维护和整合以往的文明所发明的那些包含了普遍的人类本质的一切形式、技能和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人不断地将尚未加工的、原始的自然改造为人化的、经过加工的自然。这种加工和人化自然的过程不是一个个体的、孤立的努力的问题，而是一切个人和一切以往的世世代代的人普遍的实践活动的结果。
因此，历史现象的丰富意义只能被理解为它所隶属的更为广阔的历史复合体的一个因素。这并不排除一种分析的研究方法。总体性不可能通过一种试图囊括既定现象之一切方面和一切因素的单一的概念活动而被直接理解。对总体性的直接想象只能理解为一种指导进一步的思维过程的初步的、假设的抽象。它将具有一种直觉的、非理性的，甚或神秘的特征。
为了研究细节、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发现清楚地表达一种模型的方式，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辩证思维并没有因此而停留在分析的阶段上：分析必须以综合为补充。综合在不同的特殊事实和一个可能完整的模式的不同片断中起着一种中介作用，只有当一种现象在理解上被整合进一个具体的、更为广泛的总体中时，它才完全有意义。
中介作用可以由一般性和普遍性之不同程度的总体性（如民族文化、阶级权益、基督教、西方社会等等）来执行。这些总体是局部的和不完备的。唯一真正、具体和普遍的总体的观点必须是一种发展和解放了的人的观点，即实践的观点。
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设想如此广阔的、人类学的总体化过程时总是不成功的。批评家们被要求服从党的路线的原则，使创造性从属于政治利益、从属于意识和行动的有限领域。而那些反对这种错误的、异化的总体化的人则常常宣布各种总体化并选择了技术论和唯美论。真正的选择是在人类自我实现的统一设计中整合全面的创造性。
具体的辩证总体性的观点不仅仅是和关于总体性的各种抽象与神秘的观点相对立的。科西克在他的《具体的辩证法》[27]一书中有力地批判了三种“虚假的总体性”形式。第一种是缺乏反思和分析的空洞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把全部现实财富都“置于括号之中”，对细节感觉迟缓，对这种新的现象和倾向缺乏洞察力。尽管整体不可能直接被领悟，但却可以通过对各种孤立因素的分析，通过事实和过程、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中介逐步获得认识。虚假的总体性的第二种形式是抽象的总体性，其中整体只有在牺牲部分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实存的。这种抽象的总体性缺乏结构的起源和发展、实现和分解：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这种观点的变种包括有机体论、整体主义和谢林的唯心主义（它假定了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以及一切把历史的本质（“逻各斯”）和简单的经验事实强行割裂开来的历史观。具有这种总体性形式的人类经验现实仍然是平庸的、零碎的和没有意义的。而历史则被神秘化了，被改变为一个在人的背后自行完结的超验实体。虚假的总体性的第三种形式是恶的总体性，其中人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被一种神化的主体——独立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的非人的技术经常力量和政治力量——代替了。
对具体的总体性的辩证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总体不是在牺牲部分的前提下才被认为是实存的，它是动态的和开放的，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而非各种异化结构的相互作用被创造的。
2。历史性原则
辩证批判反对一切关于现象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考虑到共时性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历时性方面，为逻辑牺牲了历史，并把时间以外的对象的形式和系统当成了某种静止和固定的东西。从辩证法的观点看，结构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总体只能根据它在历史中的地位而被全面理解。每一种想象中不变的、稳定的形式，事实上都是先前的人类活动模式的结晶。对过去作抽象，会忽略其人的创造性的起源，并把它当作某种异己的、物化的和神秘的东西，反之亦然。对与过去相联系的现实作抽象，就会失去对以往的社会作出正确评价的可能性。只有从一种更高的发展阶段的观点看，人们才能评价历史中新的革命的东西，这正是马克思下列论述的含义：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8]
辩证批判通过对现存社会形式之本质和历史起源的说明而剥去了其神秘的外衣。另外，它又使毫无活力的历史财富充满了生机，阐明了它们的现实意义及其在现存的现实形式中的作用。
未来和现在与过去同样处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每一种现存的形式都是一个包含着各种可能的未来的复合体。为了现实地设计未来，为了确立各种实际可能的目标（即使在其他类似的条件下，它们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必须确定明显地存在于过去事件中的各种规则；其次，我们必须了解现实的实际状况，特别是人的素质和主体因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未来是由现实的客观状况决定的；反之，人所选择的目标类型对他们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每一种关于未来的设想都承认它和现实之间的批判性距离，但是，只有和现实存在着批判性距离的人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因为它不仅能够看到那些导致现实的东西，而且还能看到那些在现实中尚未实现、作为一种可能的新现实之萌芽的东西。马克思以下述方式表达了这一思想：
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9]
具体的历史分析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准确地确定引起我们兴趣的主体的历史的起点。辩证法历史分析远胜于对主体历史之常规的表面浏览，这种浏览武断地划定了主体历史的起点，而且武断地选择了后来的许多事件。辩证的历史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既定主体之最简单的、原始的细胞形式，在这种原初的形式中包含着其基本的结构，抽象了在其后来的更为发展、更为复杂的形式中所包含的一切次要因素。这种原初形式可能是这样一种现象，当它首次出现并涉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规律时，它代表了一种罕见、偶然的、甚或例外的、唯一的情况。然而，对被分析的主体而言，这种原初形式是必要的，因为它包含了后来各种形式的全部基本矛盾，因而充当了派生出（后来）充分发展起来的主体结构的基础。例如，就价值而言，有商品的简单交换；就生命而言，有最简单的蛋白质；就化学元素而言，有氢原子；就艺术而言，有旧石器时代的动物雕刻。
只有这种历史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整体分解为真正本质和必需的各种要素。
可能参与一种新的事物发展潮流的诞生、但又不是这种诞生之必要条件的一切因素，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不复存在、不复再生。在发展的较高水平上，它们不再显现并消失和沉没于以往的黑暗之中……因此，历史之真正的客观过程便产生了一种抽象，其中只有发展之具体——一般的要素才能被保留下来，才能澄清那种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和偶然情况相吻合的历史形式。[30]
当分析深入到原始的、尚未分化的整体的本质要素时，当原初的形式及其真正的历史关键点已被确定时，历史综合的前提便奠定了。这个前提在本质上是整体的派生，是以其简单、原始的形式为基础而发展了的结构。辩证的综合绝不仅仅是各种简单、片面的抽象的折中拼凑；当折中主义者从一种抽象走向另一种抽象时，辩证法家则使抽象走向具体。这一过程是和某些形式到另一些形式的“归纳”相反的。“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的科学方法。”[31]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很少为其大多数批判家、甚至许多追随者所理解。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把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部形式都归结为经济基础了。正是由于这种教条主义的、先验的和归纳主义的研究方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懒惰的和抽象的。当然，当萨特间接地指向其同代人的时候，他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系列中介，这些中介能够允许我们理解在一个阶级和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社会框架中所产生的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过程。”[32]萨特主要指向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事实在于，已经提出的历史分析——即使是由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卢卡奇和伽罗蒂提出的——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水平，或具体的辩证法所提供的可能高度。实际上，与分析的演绎相反，没有复杂的中介网络的辩证推导是不可思议的。辩证推导的主要任务是发现那些现实的、辅助的、特殊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足以丰富单薄的理论基础并使之具体化，从而使得发展结构中的一切重要因素都受到明确的限定。不论我们是否想要推出海德格尔的哲学、法国革命时期吉伦特主义者的观点还是P。瓦莱里的诗歌，这一点都是适用的。每一个这种推导过程（这是一种历史的总体化）都预设了一般性、特殊性和唯一性之无数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关系。因此，普遍的历史结构和发展倾向在不同的领域、环境、社会群体、阶段和文化氛围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无论辩证的历史性的一般原则是否具有理智的和道德的（尤其是艺术的）进步主题，它都是一个不同的主题，而且这种主题总是处于争论之中。卢梭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灵魂随着科学和技能趋于完善的程度而败坏”，“随着丰富的财富，科学装饰了把人束缚在一起的铁链；它在促使他们热爱奴役方面获得了成功。”歌德临终前在和艾克尔曼的讨论中表达了他对人类道德进步的怀疑：“除了有限和时期以外，人将变得更厉害，而不是更善良、更幸福或更富有生气。”[33]特别是涉及艺术时，有许多理由支持这种怀疑论，因为和科学相反，艺术并不是积累的。在科学中，对真理之每一次创造性的接近，都被作为一个特例包括在后来的、更完善的、更一般的理论和体系之中。另外，艺术则通过对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则和成就的拒斥，通过对全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而获得进步。古典的形式，如透视画法、复调音乐、十四行诗、三幕剧等等，便似乎是与现代艺术形式完全无关的。
因此，评价艺术的唯一标准是不存在的。很难说布拉克与查戈尔、欣德米斯与霍尼格尔谁更伟大，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人们甚至更难确定新近的创作比先前的创作更伟大。迄今还没有人超过P。德拉·弗朗西斯科的壁画、科里利的大协奏曲、巴赫的弥撒曲与大合唱或莎士比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