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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102(第1页)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1]02

因此,交换的逻辑似乎更为原始。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无(rien)(如同我们开始的时候所谈论的物)。无论如何,某种语言(由词语、女性或者商品构成的语言)总是先于个体而存在。这种语言是一种社会形式,它是一种交换结构,却是无个体存在的结构。这一结构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成为一种差异性逻辑:

(1)它在交换的意义上将个体的人转变为合作者,虽然不再存在个体,但却存在差异,他们的关系受到交换原则的规范。

(2)它将交换的物质载体转变为差异性的、具有意指性(signifit)的要素。

这是真正的语言交往。它同样适用于商品和产品。消费就是交换。一个消费者从来都不孤独,就如同一个说话者不会孤独。而对于消费的分析的全部革命也就在于此:预设个体需要说话,并不能解释语言的产生(这种设定存在两个不可解决的问题:这种需要基于个体的存在;同时,在一种可能的交换中来阐释这种需要),然而语言存在着,它不是作为一种自发的绝对体系,而是作为一种与意义同时产生的交换结构而存在,并且言说着一种个人的意愿。同样,消费也并不源自消费者的客观需要,或者主体对物的一种最终意图:相反,在交换体系中,在物质的差异的体系中,在一种意指关系的符码体系中,在规定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社会生产——商品的功能性,个体的需要只能追随着它,适应着它,在将这种基本结构机制理性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它。

意义从来不存在于一种经济关系之中,即一种被理性化了的选择和计算之中,从来不存在于那些既定的、被预设为自发的、有意识的主体之中,也从来不存在于那些依据理性的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客体之中,而是向来存在于有差异的、被体系化了的一种符码之中,与理性化的计算相对立。意义是一种构建社会关系的差异性结构,而不是主体本身。

6。凡勃伦和设定的差异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参考一下凡勃伦的理论。尽管他是从个体而非从阶级的角度,从声望的相互作用而非交换结构来阐发差异性逻辑的,但他的理论却显然优于那些追随他的人,以及那些假装“超越”了他的人。这些人自认为发现了整个社会分析的原则、本质逻辑的基础以及差异性的机制——在此并没有从内容上添加什么变化了的原则,也没有给出一些变化了的形势,而是给出了一种变化了的关系性结构。凡勃伦的理论向我们表明:社会阶层(包含差异性的阶级以及地位的竞争)的生产是如何成为一种基础性的法则,以用来安置和吸纳其他的逻辑,例如意识的逻辑、理性的逻辑以及意识形态的逻辑、道德的逻辑等等。

社会通过具有区分性的物质载体的生产来调节自身:“关于消费品的取得和累积这类行为,一般总认为其目的是消费……但是如果要说明为什么对商品的消费必然会引起对商品的累积的动机,那就得撇开上述的简单意义,只有在相差很远的另一意义下才能有所领会……占有了财富就博得了荣誉,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义的特征。”[11]

7。休闲

“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就成为金钱上的优越成就的习惯标志,就成为声望所归的习惯指标。”[12]生产性劳动是低贱的:这种传统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伴随着社会区分的复杂化而被加强了。最终,它似乎成为了一种绝对的命令,一种众所周知的公理——甚至存在于中产阶级对劳动的赞扬与对懒惰的谴责之中。今天,这一传统被统治阶级自身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恢复了:首席执行官(P。D。G)一天辛勤工作15个小时,这是指派给他的劳动量,是他的一种象征。事实上,这种形式上的恢复,只是从反面将贵族休闲的价值的力量在更深层面上显现出来。

休闲由此并不是一种对休闲需求的满足,即对自由时间的享受以及有效的放松。它完全可能是一些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与生计无关。休闲可以被界定为任何非生产性时间内的消费。现在,这都与被动无关:它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一种充满责任感的社会现象。时间,在这一情形下,不是“自由的”,而是富有牺牲精神的,是一种浪费。它是一种价值的生产,是社会地位的规定,社会中的个体并不能自主地逃脱它的束缚。没有人需要休闲,但每个人都被号召来证明他有时间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活动。对这种空闲时间的消费是一种夸富宴(potlatch)的形式。在此,自由时间是一种交换和意义的载体。如同巴塔耶(Bataille)所谓的“被诅咒的部分”(partmaudite),它让交换自身具有价值,或者在破坏中产生价值,由此,休闲成为了象征性运演中的一个核心。[13]

当代的休闲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证明:那些留给人们的给予创造性的自由的休闲,最终被发现不过是为需要钉钉子的地方找寻钉子,为需要拆卸的东西找寻拆卸工具而已。超出了竞争领域,并不存在什么自发的需要。自发的动机并不存在。然而,他们并不允许自己无所作为。虽然对于在自由的时间中究竟要做什么,人们总是手足无措,但他们却迫切地“需要”什么都不做(或者什么有用的都不做),因为这种无所作为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价值。

甚至在今天,一般的个体,通过假期或者在他的自由时间之中,所实现的并不是一种“充实”自己的自由(以什么名义呢?在现实的背后隐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他必须证明的是他的时间的无用性,即时间的剩余,就像作为财富的剩余资本一样。休闲时间如同一般意义上的消费时间一样,成为了象征性的社会时间,成为了一种生产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一种逃离了经济的幸存者(survie),而是一种社会的救赎(salut)。[14]

凡勃伦将价值区分的法则所带来的影响推广到各个方面:“荣誉浪费的准则对责任观念、审美观念、效用观念、宗教或教仪配合方面的观念以及科学真理观念,都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5]

8。价值区分的法则及其悖论

这种价值法则对于富有或者贫困来说都适用。奢侈性的炫耀和节俭性的炫耀都是对同一基本原则的回应。依据这种法则,在经验性的需要理论中,在形式上矛盾的东西却能在一般的区分理论中找到立足之地。

由此,教堂在传统上往往成为了整个区域中最为奢华的地方,而世俗阶级的强制性却可能产生一种对禁欲主义的狂热:天主教的华丽成为了较低阶层的显现;而在新教徒中,简陋的礼拜堂却成为了上帝荣耀的证明(同时也建构了一种独特的阶级符号)。在贫困与富有之间,存在着无数这样包含矛盾价值的例子。我们为了什么都不吃,付出了很大代价。一个人在现代的内部空间中所努力营造的只是一种微妙的“空”。而这却还不被视为一种奢侈:这就是消费的诡辩,它否定价值只是为了将价值视为细微的等级差别在形式上的证明。[16]

在此需要掌握的是,在所有这些功能性的、道德的、美学的、宗教的等诸多所谓的目的及其相互矛盾的背后,一种差异性的或者超差异性(surdifférence)的逻辑在发挥着作用,但它总是被压抑的,因为它背离了所有行为的理想性目的。它是社会的理性,社会的逻辑。它超越了所有的价值以及所有物质上的交换和流通。

从原则上来说,没有什么能够逃脱价值的结构性逻辑。物、观念,甚至行为,就其“客观”的特质以及就它们作为正式的话语而言,都不能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总有可能会作为一种符号来交换。也就是说,在整个交换行为中,在交换所建构的与他者的不同关系中,设定了另外一种价值类型。符号交换的区分功能总是凸显了用以交换的东西的功能,有时候两种功能是相互矛盾的,物的功能常常不过是差异性功能的一种借口,或者甚至就是作为一种借口而被生产出来。由此可以解释那些区分功能如何通过对立的或者矛盾的方式被实现出来:美丽或丑陋、道德或不道德、好或坏、古老或崭新。差异的逻辑超越了形式上的差异。它等同于无意识中的原初过程,梦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它并不着眼于同一性和无矛盾性的原则。[17]

9。时尚

这种深刻的逻辑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时尚中显现出来。时尚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现象:它被迫进行符号更新,它显然是任意并持续地进行着意义的生产,从而成为了一种意义的驱动,它的周而复始的神秘逻辑等等都成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一种特质。时尚的逻辑过程可以被拓展到一般的“文化”视域之中,拓展到所有符号的、价值的以及关系的社会生产之中。

举一个新近的例子:不管是长裙还是迷你裙自身都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只是作为一种意义的衡量标准,在它们的差异性关联之中产生出来。迷你裙本身与性解放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在与长裙相对立的位置上,它不可能有什么(时尚的)价值。这种价值,当然是可逆的;从迷你裙到长裙,其中所包含的差异性的以及选择性的时尚价值与从长裙到迷你裙的价值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在“美丽”的感召下发生的变化。

但显然这种“美丽”(或者任何其他关于“流行”、“品味”、“优雅”,甚至“标新立异”的阐释)不过是被阐释出来的,不过是对不同物质材料生产与再生产基本过程的一种合理化论说。美丽(“就其自身而言”)不会在时尚的循环中有所变化。[18]这种变化是不能被接受的。真正的美,真正美的服饰将终结时尚。因此时尚本身只能拒绝它、压抑它,并且消解它——只是通过每一种新的方式来保留美丽的借口。

由此,时尚只是不断地在对美的否定的基础上,在美与丑在逻辑上具有等同性的基础上,来制造“美”。它能够将最为怪异的、功能性障碍的、滑稽可笑的特性视为凸显自身的差异性。这是非理性逻辑的胜利——这种逻辑实现了非理性的强制及其合法化,显然要比理性的逻辑更为深刻。

三、作为一种生产力体系的需要体系和消费体系

乍看起来,“需要理论”(thèoriedesbesoins)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只有研究那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需要概念的理论才有意义。当某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能够以新的形式被重新提出来的时候,对于需要起源的反思就如同对意志的历史的反思一样没有根据。本质与现象、灵魂和肉体之间可笑的辩证法仍然存在于需要的主客辩证法之中。这种意识形态总是以“辩证的”游戏显现出来,这一游戏如同在镜子面前,可以持续地相互作用:当不能确定究竟是双方中的哪一方产生另一方的时候,当指定一方对双方进行思考并由此来引发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的时候,那么只有符号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所以,有必要考察一下经济科学,以及隐藏其后的政治秩序是如何运演消费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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