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需要的神话
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植根于一种所谓人类学底线的存在，即“基本需要”（besoinsprimaires）的存在——这是一个不可再还原的领域，其中个人完全能够自己选择。他知道他需要什么，即作为一个人，他总要吃、喝、睡、繁衍、居住等等。在这一层面，基本需要假定人不能被这些需要所异化；只是被剥夺了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
这种生物—人类学的假设直接基于一种不可解决的分裂，即有所谓基本需要与次级需要：超越了人的生存，人不再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而正是在这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需要才成为“社会性的”；由此，需要将被异化、被操控以及被神秘化。一方面，人受到社会的以及文化的约束；另一方面，人同时又具有自主的、非异化的本质。正因为注意到了这种区分，人们驱逐了次级需要中的社会—文化的束缚，由此进行一种还原，在生存的基本需要的背后，存在着人的本质：这种本质的基础就在自然之中。而这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多种存在形式：例如唯灵主义（spiritualiste）的或者理性主义（rationaliste）的。在唯灵主义者看来，基本的与次级的需要分别对应于对物质的追求与对物质的超越[对于这一点，可参阅瑞埃（Ruyer）的《精神养料》（LaNutritionPsychique）]。而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基本的需要是一个客观的基础（由此是理性的），而次级的需要则是主观变化的（由此也是理性的）。但这些不同的解释方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将人在本质上或者在理性的视域下视为优先的存在，而社会不过是一个次级的存在。
然而这种所谓的“最终的人类学底线”并不存在：它只是因为过剩而产生的剩余：神圣的献祭、牺牲的用度、奢侈性的花费、经济的利润等等。正是这种奢侈性的支出，以否定的方式确定了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而不是相反（那只是唯心主义的幻想）。在富足社会（larichessesociale）的各个地方，在超出了财政收支平衡以及最低生存标准之上，存在着盈余、利润、献祭，以及诸多“无用”的花费。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稀缺社会”或者“丰盛社会”之分，因为不管这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实际上有多少，一个社会的耗费都是在结构性过剩或者结构性匮乏的意义上才能被说清。大量的过剩可能与最多的不幸并存。在所有情况下，某种过剩总是与某种不幸共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这种过剩的生产调节着整个过程。生存的最低限度从来都不是由底层来决定的，而往往是由高层来决定。最终，一个人可以假定，如果没有社会的强制性要求，并不存在什么幸存者；新出现的都会被清除掉（那些被生产主导的社会将战俘变成了奴隶，使其生产利润，而在此之前，战俘往往被杀掉）。新几内亚的闪族人（Siane）通过与欧洲人的贸易而变得富有，他们在所有节日里都极为浪费奢侈，从来没有在所谓“最低限度”之下生活过。因此，孤立出一个抽象的、“自然的”穷困的阶段，或者确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任由自己在玩扑克的时候输掉所有的东西，而与此同时任由家人饥饿而死。我们都知道，总是那些处于最不利的人以最为“非理性的”方式在浪费。各种游戏在不发达地区泛滥。不发达地区内，贫穷阶层的规模与宗教散播的广度、军事力量的强大、国民性格、耗费多但却无用的部门的数量都有密切的关联。
相反，迫于生产中的剩余，生存才必须落在最低限度之下，而强制性消费（ationobligée）却存在于严格的必需之上，总是作为生产剩余价值（plus-value）的一种功能：这正是我们社会的现实，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够自由地依靠野生的树根或者新鲜的水而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荒唐的概念：“可自由支配的收入”（reveionnaire）（它成为了“最低限度”这一概念的补充），它的内涵被解释为：“个人收入中可以随意花费的那一部分。”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显现出我在购买衣服或者汽车的时候要比我购买食物的时候更自由（这本身就很复杂）？我是怎样自由地不去选择的？当购买汽车或者衣服在潜意识里成为了对某类住宅不现实的渴望的一种替代的时候，这种购买如何成为“随意的”？今天的最低限度，是一整套标准，是最低限度的强制性消费。在这些标准之外，你将成为无所依靠的人。失去了地位，成为一种社会的非存在者，难道不比饥饿更令人难以忍受吗？
实际上，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不过是被那些企业家和市场分析者们按照自己的意图将收入作理性的划分之后的一种观念。它不过是将他们对“次级需要”的掌控合理化了，而这些次级需要并不触及必要需要。对必要的与非必要需要的划界有双重功能：
（1）去建构和保留一个个体属人的本质的领域，这一领域是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
（2）用人类学的假设来掩盖背后对“幸存者”所给出的生产主义的界定：在（资本）积累的阶段，必要的需要就是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的需要。在其增长阶段，必要的需要则要维持增长率和剩余价值。
2。消费力的出现：需要生产力（lebesoiivé）
由此，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需要——正如它所是的那样——不能再从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的视域下被完整地界定了，即作为一种内在的、直觉的力量，一种自然的欲望，一种人类学的潜能。相反，需要最好应被界定为一种通过个人的内在逻辑体系推理得出的功能：更为确切地说，并不是作为被丰盛社会所解放了的消费的力量，而是作为体系自身的功能运演，即幸存以及再生产的过程所必需的生产力。换言之，需要的存在只是因为体系本身必需它们存在。
由此，今天的需要如同一种资本，每个消费者都在投资，这种投资对于生产秩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那些资本家的资本投资以及那些工薪族们的劳动力投资。
所以，存在着一种需要的强迫和消费的强迫。人们完全可以设想，总有一天会出现类似这样一种法律上的强制；必须每两年更换一次汽车。[19]
确实，这种体系的强制却披着“选择”和“自由”的外表，因此仿佛是与劳动过程对立的一种存在状态，这种对立就如同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一般。事实上，浪费的“自由”就如同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自由出卖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就建诸这一自由之上，即这种劳动力形式上的解放（而不是建诸具体的自发的工作之上，资本主义所废止的正是这种工作）。与此类似，消费也只有在建诸消费者的“自由”之上的抽象体系之中才可能产生。个体使用者必须能够选择，通过这种选择，他能够最终自由地作为一种生产进入到生产的计算之中去，这就如同资本主义体系最终让劳动者可以自由地买卖劳动力一样。
正如这一体系的基础概念严格说来不是生产（produ），而是生产力（productivité）一样（劳动与生产从仪式、宗教以及主体性等诸多方面解放出来，进入到了一个被理性化的历史进程）；因此，人们也不必谈论什么浪费（ation），而要注重消费力（ativité）[20]。尽管这一进程还远不如生产进程的理性化程度，但同样的趋势正在发生，即要从主体性、偶然性、具体的享乐转向一种根源于需要的抽象而得来的一种不确定的可计算的增长，体系在此将一致性强加于这种增长，这种一致性实际上是生产力所产生的一种副产品。[21]
由此，正如具体的劳动逐渐一点点地被抽象到劳动力之中，以使其能够与劳动手段具有同质性（如机器、能量等等），并以此促进生产力增长的要素多样化一样；欲望也正在被抽象化、被分割为一些需要，以使其能够与满足的手段（产品、影像、符号—物等等）具有同质性，以增加消费力。同样的理性化过程存在于这两种不同的领域之中（分割、无限制的抽象），但需要概念所担当的意识形态角色可以延伸到更为广阔的领域之中：在享乐主义的幻象中，需要—愉悦（besoin-jouissance）掩盖了需要—生产力（besoiive）的客观事实。需要[22]与劳动由此成为了生产力发挥作用[23]的两种模式。欲壑难填的消费者如同一个依赖工资而生活的劳动者一般着了魔。
由此，不应认为，“消费不过是生产的一种功能”；相反，消费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结构模式。从这一点来说，在从“基本”需要到“文化”需要，或者从“初级”需要到“次级”需要之间的历史阶段的过渡中，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奴隶获得了能够吃饱肚子的保证仅仅是因为那个体系需要奴隶劳动。当代社会的公民发现自己的“文化”需要能够被满足，仅仅是因为体系需要他们的需要，在此，个体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了。换言之，同样是为了生产秩序，但如果其保障生存的方式却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剥削，那么也就没有什么需要的问题了。[24]需要尽可能地被控制着。然而在必要的时候，它们马上会被改造为一种压抑的手段。[25]
3。受控的反升华
资本主义体系从来没有在尽可能的限度内阻止过妇女和小孩去做工。在绝对的压迫之下，这个体系最终“发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以及诸多民主原则。学校教育不得不一点点地被接纳，只有将自身建诸整个体系之上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普遍的——就如同普选一样——从而成为社会控制与整合的一种有力手段（或者作为被工业社会同化的手段）。在工业化阶段，劳动者的最后一滴血泪都会被毫无愧色地榨取。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资本家们没有将需要视为发展所必需的要素。由此，资本不得不面对一个由它自身产生的矛盾（过度的生产，下滑的效益），而它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则是通过破坏、赤字、倒闭等方式来整个地重构它的积累。它由此绕过了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有可能质疑既有的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一旦当矛盾接近不可调和的边缘时，资本早已经发现了个体作为消费者的秘密。个体不再仅仅是拥有劳动力的奴隶。它确实也进行生产。挖掘出这一点，资本也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农奴：作为某种消费力量的个体。[26]
正是这一点，在政治的层面上偏离了对消费的分析；有必要克服蒙蔽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的对消费的理解；在其中，消费被视为一种产生欲望和获得满足的过程，消费成为了一种消化功能的隐喻——由此整个消费都依据一种原始的冲动而被自然化了。在此有必要超越这种强大的想当然的观念，消费不仅要在结构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交换体系和符号体系，同时还要在策略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权力机制。现在，消费问题并不能在需要的概念中得到说明，同样，需要在性质上的转变，或者需要在数量上的增长也都不能阐明消费问题：因为所有这些现象不过是在个人层面上，在生产主义的语境中，在极权主义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驱动下所特有的一些效应，从而使人们将消费想象为一种休闲、舒适、奢侈等等。简言之，这些现象将个人仅仅视为一种生产的力量。而需要体系必须强迫个体自由、快乐，这就如同生产体系中再生产的功能性要素以及权力关系对需要体系的强制要求一样。由此引发了一些隐蔽的功能，这些功能所依据的是劳动力的抽象化原则及其极端的“异化”。而这种抽象化和异化在过去是如此，在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一体系中，需要、消费者、妇女、青年、身体等的“解放”确切地说总是需要、消费者、身体等的“变革”（mobilisation）。从不存在爆发性的革命，而只有一种受控的解放，一种获取最大利润的变革。
最为深层的力量，最为深层的无意识的直觉都能在“欲望的策略”（stratégiedudésir）的驱动下发生变革。现在我们触及了“受控的反升华”这一概念的核心（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压抑性升华”）。消费者在这种原初的心理分析语境下被重新阐释为内驱力的关节点（这些内驱力将来就成为生产的力量），这种内驱力被自我（Moi）防御功能的体系所压抑着。这些功能必须被“反升华”；解构自我（Moi）的功能、解构有意识的道德以及个体的功能，以此来“解放”本我（Ca）和超我（Surmoi），它们都是整合、参与和消费的诸多要素。这种“反升华”还带来一种无道德的消费，个体在其中将自己沉迷于快感的原则之中，从而受到生产秩序的操控。
概言之，人并不是拥有着他所有的需要，先在地存在于那里，并在自然的驱使下来完满和诠释人之为人的特性。这种假设，回击了唯心主义的目的论，但却界定了我们社会中个体的功能，即生产社会之中所存在的功能神话。个人的价值体系，诸如宗教的自发性、自由、独创性等都要在生产的维度上才能显现出来。甚至最为基本的功能也都立即成为体系的“功能”。任何时候，人都不曾拥有基本的需要。
我们必须颠覆一些分析术语，消解面对个体的关注，因为甚至这些关注本身也是这种社会逻辑的产物。我们必须摒弃个体构成的社会结构，甚至他对自身的活生生的知觉：因为人从来没有直面他自身的需要。这一点绝不仅仅对于“次级”需要是有效的（人的这类需要是依据生产的目的，作为一种消费的力量被再生产出来的），对于“维持生存的”需要同样是有效的。在这一情形下，人不是作为一个人而被再生产出来；人只是作为一个幸存者而被再生产出来（一个生产力的幸存者）。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他的自我繁衍，都是因为这个体系需要人自身的再生产，以便能够使得体系再生产它自身：它需要人。如果它需要“奴隶”，那么就不存在“自由的”工人。如果它需要无性的机器人，那么就不存在有性的繁衍。[27]如果体系可以不必供养工人，那么就不会存在面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这种体系的构架中，我们成为了一个幸存者。甚至人的自我保护本能都不是基本的：它是一种社会的宽容或者社会的强制。迫于体系的需要，这种本能会消逝，人将乐意付出生命（显然，这是一种升华）。
我们并不愿意说“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当下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作为一种文化主义的陈词滥调只是掩盖了一个真理，即在这种极权主义的逻辑之中，一种仅注重生产增长的体系（如资本主义体系，但不仅限于资本主义）能够在最为深层的意义上，如自由、需要以及无意识等层面上将人作为一种生产力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体系只能将个人作为体系的诸多要素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它不能容忍例外。
4。一般化的符号交换与“价值”的没落
所以，今天每一事物都是可以“复归的[28]”（récupérable），但将需要作这样一种说明就不太简单了，如存在某种本真的价值等等，然后这种价值被异化、神秘化，而后再复归，或者任何其他诸如此类的言说。这种人道主义的摩尼教（manichéisme）并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如果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复归的”，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29]之中，商品、知识、技术、文化、人，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期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再生产的，从一开始他们就作为体系的要素而存在，作为有待整合的变化而存在。
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使用价值早已不再存在于体系之中，对此，在经济生产的领域中，很久之前就已经被认识到了。交换价值的逻辑早已无处不在了。今天，这一点也必须在“消费”的领域中以及一般的文化体系中获得认可。换言之，每一事物，甚至艺术的、文学的以及科学的产物，甚至那些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的东西，都会作为一种符号和交换价值（符号的关系价值）而被生产出来。
对于消费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将可以延伸至这样一个结论：“需要”，消费行为、文化行为不仅是可复归的，同时也是被体系作为一种生产力而诱发、生产出来的。基于这样一种抽象以及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趋于体系化的趋势，这样一种分析是可能的，这种分析反过来也是在对生产的社会逻辑分析，在符号的普遍交换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夏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