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社会学国际论坛》（ternationauxdeSociologie），1969。选自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法语的i相当于弗洛伊德的Besetzung，原意是“全神贯注”或者“充满”，弗洛伊德用这个词表示“精神能量的装载”（当心理活动或意识指向某个对象的时候，它们会在这个对象上集中起来，即精神贯注、兴奋性提高）。或者，按后来的说法，它是一种“情感投入”。——译注
[3]Marque在法语中有多种含义，其中主要有：记号、符号、标记，也有商标、牌子、品牌的含义。在此我认为这个词是指物能够被符号化，从而导致了物的特殊性存在，由此我将其译为标识。——译注
[4]由此交换的结构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相互作用（参见列维—施特劳斯）。不是简单的两个方面，而是不定性的两个方面在交换，交换也在不定性之中建构着它们之间的关系。
[5]在商品的逻辑中，所有的商品或者物都具有普遍的可替代性。对它们的（经济的）操持通过它们的价格被实现出来，在此并不存在与主体或者与世界的关系，而只存在一种与市场的关系。
[6]这一点在食物中也有体现：作为“一种功能的需要”，饥饿并不具有象征性。它的目标就是填饱肚子。作为一种物的食物在此是不能被替代的。但是，众所周知，吃还可以仅仅是为了饱口福，或者因为缺少爱而寻找的一种精神性的替代。在这第二种功能中，吃、抽烟、收藏、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这些都是完全相等的：象征性实例与功能性实例完全不同。饥饿不能被符号化，它只能被满足。而另一方面，欲望则能够在整个能指链条中被符号化。当物恰巧成为对某种失去的物的欲望，当那些被符号化的物被认定为一种稀缺、一种缺席的时候，仅仅将物视为它自身所是的东西是否有意义呢？在这种情境下，需要的观念可能指向的是什么呢？
[7]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鲍德里亚没有全引，在此参考中译本将其补全。——译注
[8]Specular在鲍德里亚著作中常常被用来分析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本义就有“如镜子一般的”的内涵，因此很容易让人想到拉康，鲍德里亚在此也确实是受到拉康的影响而采用这一概念的，这种镜像关系所形成的秩序，是与鲍德里亚所推崇的象征性秩序相对立的一种秩序，是其批判的对象，也是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所在。——译注
[9]hau是莫斯在《礼物》中提到的一个毛利人的语言，它指的是物的内在灵性。物的转移同时伴随着“hau”的转移。“taonga以及所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财产都有hau，即一种精神力。你给了我一份taonga，我又把它给了第三者；然后那个人又还我一份taonga，这是我给他的礼物中的hau促成的；而我则必须把这份东西给你，因为我所还给你的东西，其实是你的taonga造成的。”（莫斯：《礼物》，汲喆译，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在这个复杂的循环关系中，虽然没有货币的介入，但却因为物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灵性产生了比价值规律所具有的强制力更强的强制性。原因很简单，hua所蕴含的力量带有强烈的神秘的宗教色彩，从而使得这种物物交换具有了一种神圣的强制性，其力量是任何世俗化的动因都无法匹敌的。——译注
[10]雄巴尔·德·洛夫：《通向期望的社会》（PouruneSociologiedesAspirations）与乔治·肯塔那（GeeKatona）：《消费大众的社会》（LaSociétédeationdeMasse）——参见英译本第73页注释10。
[1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2]同上书，33页。
[13]参见以下在《艺术拍卖》一节中对于类似例子的分析。
[14]“自由”的时间将工作的“权利”与消费的“自由”置入同一体系的框架内：时间必须要被“解放”，以成为一种符号功能（fune），并成为一种社会交换价值，而劳动时间，作为一种受限的时间，只能具有经济的交换价值。（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人们可以给物的时间加上象征性时间的内涵。它既不受经济的限制，同时也不能“解放”为一种符号功能，但被束缚于一种节奏，这种节奏显然不能脱离具体的交换行为。）
[15]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6]参见“一般的”家具（或者在罗兰·巴特对时尚的研究中所谓的“一般的”服饰）：这种家具作为所有功能的集合，它的一般性却与这些不同的功能相对立。其实，它的价值并不是一般的，而是相对的、差异性的。由此所有“一般的”价值（意识形态、道德等等）最初都诞生于不同的、差异性的价值。
[17]与此原则相关的是另外一些功能，它们都属于次级过程，它们成为了社会学领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差异性逻辑（如同在原初过程中一样）构成了真正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18]如同独特性一样，特殊的价值以及客观上的优越性都不再属于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了。除了“本真”（authentiques）的价值之外，它们需要符号的界定。参见戈布罗（Goblot），《分隔与阶层》（LaBarrièreetLeNiveau），PresseUairedeFrance，1967。
[20]ativité是鲍德里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试图与productivité对应起来，在法语中productivité本身就具有生产力、生产率的内涵，因此ativité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加以解释，所以在此将其译为消费力。——译注
[21]所以，在此将消费与生产对立起来，将二者在因果关系中或者在相互影响的语境下使一方从属于另一方，或者相反，这本身是无意义的，然而，我们却常常这样看待这一问题。实际上，我们所比较的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领域：生产力，也就是说，一种抽象的、一般化的交换价值体系，在其中劳动以及具体的生产被归纳入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等规则之中；消费的逻辑则不同，它所考虑的仅仅是动机、个体、偶然性、具体的满足等等。所以，确切说来，将两者对峙起来没有合法性。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消费视为一种生产，符号的生产，其中，在符号的交换价值的一般化的基础上，这种生产也进入了体系化的过程。由此，这两个领域成为同质的了——尽管两者并不能在因果关系中谁为优先的意义上进行比较，但在结构模式中确实可以发现两者的同质性。这一结构就是生产线。
[22]参见besoin与besogne。——原注
这两个词都是需要的意思，鲍德里亚在此凸显出它们的差异，目的在于追溯需要的本质。besogne是besoin的古体词，而besogne又恰恰包含了“劳动”、“重负”等内涵，这一点与鲍德里亚对于当下需要的分析相吻合，即需要，以及需要所引起的消费本身也是一种劳动。——译注
[23]在此“生产力发挥的作用”是指在技术的和社会的两个层面上。
[24]一个假设：因为基于单个人之间以及等级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力量自身是不充分的，所以劳动自身只有在社会的秩序（特权以及控制结构）需要其存在的时候，它才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存在。劳动的剥削最终产生于社会的秩序。而女性由于仍被拒斥在劳动之外，因此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的颠覆力量。
[25]然而，这种需要的出现，不管是形式上的还是被征服的，对于社会秩序来说都不是毫无危险的——这就如同任何生产力的解放一样。需要除了成为一种剥削的方式，同时它还可能是最为激烈的社会矛盾的源头。谁能说清这些历史矛盾的出现以及这种新的生产力的剥削，即需要所带来的矛盾与剥削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6]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帮助并没有其他的途径。
[28]机器人拥有了整个生产体系所有最极端的和最理想化的幻象。更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完全的自动化。然而，这种机械化的理性吞噬了它自身，因为对于任何社会秩序和统治来说，人都是必需的。现在，在最终的分析之中，所有生产力的目标，也就成了政治的目标。
[29]或者，更为简单地说，是在一个一般化的交换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