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不能通过重视日常经验的前意识形态层面（preideologicallevel）动摇所谓的意识形态偏见，原因也在这里。这一立论的基础是，意识形态建构总是在日常经验领域中发现自己的局限——不能化约、包含、吸收和消灭这一层面。让我们再次以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的一个典型人物为例，他被排犹宣传狂轰滥炸，这种排犹宣传把犹太人描述成邪恶的魔鬼化身、巨大的操纵者等等。但在回家后，他遇到了斯特恩先生（Mr。Stern）、他的邻居，一个人在晚上可以与之聊天的好人，两家的孩子也在一起玩耍。难道这种日常经验不能对那种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不可化约的抵抗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如果日常经验可以提供这样的抵抗，那么排犹主义意识形态就不会那么深入人心。只有当我们在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感受不到任何对立时，即在一种意识形态成功地决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何种方式体验现实时，这种意识形态才会真正地“掌握我们”。那么，我们那位可怜的德国人，如果他是一个一意孤行的排犹分子，一边是有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图像（阴谋家、操纵者、盘剥我们这些勇士的人等等），一边是对其好邻居斯特恩先生的普通日常体验，面对这二者之间形成的缺口，他将会作出何种反应？他的反应是将这一缺口、偏差转化成排犹主义的论据：“你看他们这有多么险恶？认识到他们的真实本性是很困难的。他们把自己的真实本性掩藏在日常表象的面具下面——正是对其真实本性的掩藏，这种狡诈，构成了犹太本性的基本特色。”猛一看与意识形态相抵触的那些事实，现在也开始成为意识形态的论据了，这时，这种意识形态便大功告成了。
十二、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
在此发现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在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意识形态凝视（ideologicalgaze）是忽略了社会关系整体性的局部凝视；而在拉康的视野中，意识形态指的是试图抹掉其不可能性之踪迹的整体性。这种差异和把弗洛伊德的拜物教概念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相区别的那种差异，是相对应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物神掩藏了实证的社会关系网；而在弗洛伊德那里，物神掩藏的是短缺（“阉割”），符号网络正是围绕着它结成的。
只要我们把实在界设想成“总是回到同一地方”的某物，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意识形态程序主要是“虚假的”永恒化和或普适化的程序；依赖具体历史关联的一种状态，表现为人类条件永恒、普遍的特性；特定阶级的利益把自己伪装成普遍的人类利益……“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就是去抨击这种虚假的普遍性，检测掩藏在一般人后面的资产阶级个人，揭示掩藏在普遍人权后面可以呈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剥削，暴露掩藏在作为超历史的常量的“核心家庭”后面的血缘关系的历史特定性的有限形式等等。
在拉康的视野中，我们应该改变术语，用最“狡诈”的意识形态程序指称永恒化的对立面：过快的历史化。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的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老生常谈认为，对于俄狄浦斯情结、核心家庭三角的重要作用的持续强调，把历史上有条件一种父权家庭形式，转化成了普遍人类条件的特性：这种对家庭三角予以历史化的努力、不恰恰是躲避通过“父权制家庭”展现出来的“硬核”——法的实在界，阉割之石（rockof）——的努力吗？易言之，如果过快的历史化派生了一个准普遍意象（quasi-universalimage），其功用在于使我们对其历史的社会符号决定视而不见，那么，过快的历史化就会使得我们对真正的内核麻木不仁，这种真正的内核通过多种多样的历史化符号化而保持不变。
这与下列现象是完全相同的——可以极精确地称之为20世纪文明的“不正当”的正当行为：集中营。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以便把这个现象置入一个具体意象之中（“大屠杀”、“古拉格”[32]……），将之化约为某一具体社会秩序的产物（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如果没有作出各种努力，以躲避下列事实：我们在此处理的是我们文明的“实在界”，它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都是作为创伤性内核而保持不变的——集中营的情形又将怎样？（我们不应该忘记，集中营是“自由”英国的倒置，它起源于英—布尔战争[33]，还在美国用来隔离日本人，等等。）
马克思主义没有成功地顾及剩余客体（surplus-object），即躲避符号化的实在界的残余，并与之达成某种妥协——这是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事实，如果我们还记得，拉康的剩余快感概念是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为模型创造出来的。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有效地佐证了拉康的作为剩余快感的化身的小对形的存在，这一证据是由马克思用过的一个重要公式提供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以之阐述资本主义在逻辑——历史方面存在的限制：“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一公式可以以两种方式解读，首先，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一不合时宜的范式，普遍的历史主义—进化主义解读将其设想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一范式大致契合于蛇的隐喻，它时时蜕皮，越绷越紧；人们将其设想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好像（可以说）它是一个“自然的”、“自发的”常量，这就是生产力的不断增长（通常化约为技术的发展）；紧随这个“自发”增长之后的，是生产关系，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或长或短的延宕，还要等待一个惰性的、有依赖性的时刻的到来，于是我们来到了这样的时代，在那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相符；然后是生产力大发展，它绷紧了穿在身上的“社会服装”，超出了生产关系的框架；这一框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直到爆发社会革命，以再次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适应新生产力状况的新生产关系取代旧生产关系。
如果我们根据这一观点来理解“资本即其自身的限制”这一公式，那就仅仅意味着，历史上首次使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某一点上会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已经超出了其框架，它需要新的社会关系形式。
当然马克思本人无意勾勒如此简单的进化论观念。如果我们需要确信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资本论》的相关段落就可以了。在那里，马克思论述了资本控制下的生产过程中的形式包含和真实包含（formalandrealsubsumption）之间的关系；形式包含先于真实包含；即资本首先包含了它所发现的生产过程（工匠等等），随后它才一步一步地改变了生产力，如此使之与生产过程相一致。与上面提到的简单观念截然相反，是生产关系之形式驱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即驱动了“内容”的发展。
要想揭示对“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这一公式所作的简单进化论解读的非可能性，我们只需要提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问题；我们如何精确地定义这一时刻——虽然不乏理想色彩——在这一时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或者从正面提出同一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何时我们才能谈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协调一致？严格的分析只能导致一个可能的答案：何时都不可能。
这正是资本主义与其他先前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之所在：在后者中，我们可以谈论“协调”的时期，在那时，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呈现为静悄悄的循环运动；也可以谈论震**时期，在那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恶化，而在资本主义时期，这种矛盾，这种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不一致，包容到了它的概念之中（包容到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个人的、私有化的占有方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式之中）。与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正是这种内在矛盾，驱使资本主义永远扩张其生产，永远不停地发展其生产条件。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至少以其“正常”状况而论，（再）生产是以循环运动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那么对“资本即其自身的限制”这一公式所作的进化论解读，就是不恰当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在其发展的某一时刻，生产关系的框架开始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这一内在限制，这一“内部矛盾”，驱使资本主义进行永恒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就是其自身生存条件的永恒革命化；从资本主义的“腐烂”开始，它就被瘸腿的矛盾，不一致，被追求平衡的内在欲望，打上了标记；这正是它不停变化和发展的原因——不停地发展是它反复解决其基本的构成性失衡（“矛盾”），并与之达成妥协的唯一方式。远远不用收敛，其限制就是其发展的动力。在此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特有的悖论，它的最后凭借：资本主义能够借助其强力资源，改变其限制和无能为力的状况：它越是“腐败”，其内在矛盾越是趋于恶化，它就越要进行内部革命，以求得生存。
正是这一悖论，给剩余快感下了定义：它并非仅仅将自身置于某些“正常”的基本快感之中的剩余，因为快感同样只呈现在这种剩余之中，因为它是一种构成性的“多余”，如果我们减去剩余，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快感，这恰如资本主义，它只有对其物质条件不断进行革命，才能死里逃生，如果它“原地踏步”，如果它获得了内部平衡，那就必死无疑。因此，在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之间存在着同宗关系；剩余价值是启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肇因，剩余快感是欲望的客体肇因。资本运动的悖论拓扑学，通过狂热的活动、过度的强力，作为基本无能为力的表象形式加以解决和再生产的基本阻塞——限制与过剩、短缺与剩余之间的直接沟通和协调一致，这一切，不恰恰是拉康小对形的悖论布局和基本阻塞，体现为基本的、构成性短缺的残余的悖论布局和基本阻塞吗？
当然，所有这些马克思“都很清楚……不过”；不过，在《政治经验学批判》序言的简明陈述中，马克思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据上面提到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描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当生产力超过一定的限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不一致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功能是再次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即是说，确立生产关系，以把可能的和得到强化的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过程的自在的目的。
在这个简明陈述中，我们怎会觉察不到这一事实——马克思没有能够克服剩余快感的悖论？对这一失误所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报复是，今天，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它看上去完美地对应着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朴素进化论辩证法：“真正社会主义”，一个通过引证马克思的话而使自己合法化的社会，断言“真正社会主义”已经再现了可能的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但是随着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水平（通常是借助“后工业社会”这一含糊术语来表明）；“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就开始收缩其进一步的增长，这还没有成为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吧？
（季广茂译）
[1]选自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汉斯-于尔根·艾森克（Hans-JürgenEysenck，1916—1997），德国心理学家。
[3]参见弗洛伊德：《释梦》，第1—4章。
[4]拓扑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几何图形在连续改变形状时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特性。它只考虑物体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距离和大小。拉康喜欢运用拓扑学图表阐释其精神分析理论。
[5]这段文字与中文版有一定差异，可能是版本不同所致。参见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508页页下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马克思恩格集全集》第44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艾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AlfredSohhel）：《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IualandManualLabor），31页，伦敦，1978。
[9]佐恩-雷特尔（AlfredSohhel，1899—1990），德国哲学家。
[10]萨德（MarquisdeSade，1740—1814），法国作家，其余的多描写性状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他是“法国色情文学家一生中多次因对妇女施以变态的性虐待行为而遭到监禁，作品中也充斥这方面的描写。”民间有所谓“千古第一大**人”、“性文学之王”的雅号。15岁加入近卫军，投身于法国大革命，七年后获得了上尉头衔，同年结婚，新婚不到半年就因为对妓女的过分行为被送进监狱，从此和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四五十年中，萨德非同寻常的癖好给他带来了几十起丑闻，八次入狱，甚至还有一次死刑，也就是在不断“进宫”的过程中，他陆续写出了骇人听闻的《索多玛一百二十天》、《贞德的厄运》以及《朱斯蒂娜》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