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感到，轴心期全貌未必仅仅是历史巧合所造成的幻觉。相反，它似乎是某种深刻的共同因素，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后来日益分歧的过程，产生了偶然的相似，这是共同起源的标志，但根本不再是最初那种真实的共同性的含义。
世界历史上唯一可比的类似现象是发生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古代文明的发端。
不过，在这时间上的一致中却有几千年的差别。其开端从公元前5000年延伸到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关于早期克里特及同时期特洛伊的发掘物）。中国和印度河文明的开端在公元前的3000年之内来临。
可与这些古代文明相比较的是墨西哥和秘鲁的古代文明，据推测它们在公元元年至1000年内兴起。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组织和高水平的技术成就。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沿岸，相似的文明萌发在各江河流域，其特征是机构高度发达的中央政府，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它们也全都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这种宗教缺乏哲学启蒙，没有探求拯救，面临极端情景时没有向自由突破。同样，在这些文明的某些领域，尤其是在建筑和雕塑方面，风格奇异的艺术成就中总有一种独特的冷漠。
然而，这种类似现象没有显示出像轴心期一样的同步性，并且，它仅由既定类型的相似点构成，而非由精神运动组成。它奇怪地包括一些稳定条件，它们在毁灭性的灾难之后，趋于用旧形式重新组成自己。史前于我们几乎是一本闭合的书，而正史不再允许事物在精神领域中保持不变，古代文明正是史前和正史之间的世界。古代文明为轴心期提供了基础，却被它所淹没。
3。什么造成了轴心期之事实
如果轴心期的种种事实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反躬自问，它们因何而产生？为何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三个彼此独立的地点？这三个地区起先互不了解，这一事实初看似乎完全无关紧要，但它是一个历史之谜，随着对实际情况研究的深入发展，谜团日益增大。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创造的轴心期，决定了直到现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同时又带来了一个谜，即这三个互相独立地区的事件具有不可分离的相通的类似过程。
我们已经指出，除轴心期外，在全部世界历史中，可能只有另外一种情况可称同时发生之谜，即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是，尽管有相当于两千年的间隔，为什么从史前民族的一般状况到古代文明的发展，大约同时在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生？
惯常的答复是，相似的任务（水利实施和抗洪斗争）导致相似的后果。但若是那样，它们为何同时发生？它们为何单单涉及这几条特别的河流？它们为何在美洲就姗姗来迟，情况不同？
商业和文化交流可能在产生作用。手工业性质的文明成就一直在缓慢地向全球，至少是向整个欧亚大陆扩展。文字的发明可能产生在一个地方，然后传播开来。没有文字，管理工作，尤其是管理河流的任务将无法完成。但这些仅仅是可能性。可以证实的是，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化和印度河流域文化之间就产生了这种交流，这种交流还存在于早期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它们在公元前2000年是非常活跃的。
但这个思想纯属玩弄辞藻，它什么也没有说明，它没有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十分空洞。不可把“人类的进化”理解为或当做解释一切的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生物进化”仅由人类分散的小部分而非人类总体来完成。
在我看来，轴心期同时发端的奥秘，比起古代文明诞生的问题来，所处的水平要深刻得多。首先，其同时性更加准确；其次，它与人性的整个有意识的思想方面的精神的历史发展有关。从古代文明产生起，这三个具有独特性的地区就在基督降生前的1000年中，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
这些发展最初彼此独立，它们之间肯定没有真正的交流和互相刺激。只是在轴心期末期佛教渗入到中国后，印度和中国之间才开始出现意义深远的精神联系。尽管在印度和亚历斯特（Alest）之间一直有联系，但只是在罗马时代通过亚历山大港才变得广泛起来。而印度和西方之间的联系根本没有影响这些发展的根源，对它们以后发展的影响也不明显。
让我们看看人们是如何解释这一奥秘的。
拉索尔克斯写道：“这种奇特的同时发生现象，只能建立在人类生活和民族生活实体的内在统一上，建立在贯穿所有民族的人性的整体生命力的激发上，而非建立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殊的精神繁盛上。”但这不是一种解释，而仅仅是对奥秘的意译。
V·冯·施特劳斯谈到一条隐秘的法则：“历史上并不缺乏这种类似现象，通过它们可以推断出非常神秘的法则。这种现象，一方面由于其共同起源，可能有人类总机体方面的根源；而另一方面，又含有更高的精神影响力。同样，促进繁荣的推动力实际上只有通过落日复照才能展现出其壮丽。”但与拉索尔克斯一样，这些话也只是对奥秘的意译。此外，他们还想象贯穿历史的共同发展中都有相似事例，为此缘故，他们犯了个错误，把轴心期类似现象的历史事实的独特程度降低了。
凯塞林[14]在《起源录》一书中说道：“世世代代的人们似乎以同样的方式、朝同样的方向变化。在历史转折点上，广大的区域和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会发生同样的变化。”但这又仅是对奥秘的简单意译，而且是更糟的意译，因为它完全陷入生物学领域。从生物学观点出发，这方面则完全缺乏探究问题的根据。
所以，不要错误地把某些被想象为人类共同拥有和适用人类整体的东西当做人类生物学的根据，而是要尝试追溯这些少数民族——这场巨变在这些民族中产生了人类内部的共同的历史起源。世所公认，我们并不了解这一起源。必须假设它是在史前的中亚。由于这种类似的发展的共同起源，大约可以认为它们是相关的。但这假设就此回避了所有核实的可能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须证明中国人、印欧人和闪米特人这些完全不同的种族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而且，这一共同起源必须在我们能逐渐认清的这些民族历史开端的前几千年产生。从生物学上说，这是一段极短的时间，它几乎不足以产生深刻的种族分化。
为什么会有这种同时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阿尔弗雷德·韦伯提出了迄今为止最精深的、在方法论上可论证的假设。他证明道，中亚国家的铁骑战车实际上的确突入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并把马匹引入了古代文明，在三个地区导致了类似的结果。多亏马匹，骑马民族才得以体验世界的无限广大。他们通过征服接受了古代文明。他们在冒险和灾难中体会到了存在的疑问性。作为统治民族，他们发展了一种悲壮的意识，这充分表现在史诗中。
印欧骑马民族造成了这一历史转折点。公元前3000年末期，他们已到达欧洲和地中海。公元前1200年左右，他们实行新的大迁徙，一直远远推进到伊朗和印度。同样，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其他骑马民族也到达了中国。
以前，从欧洲到中国，有各种古代文明，它们与遥远的过去有联系。它们各具特征，有母权制，有定居畜牧文明，以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群体，他们在从中国到欧洲的富饶的文明地带兴盛起来。
历史成为这两股力量间的斗争：古老的、稳定的、未觉醒的母权制势力，反对新兴的、流动的、具有自由倾向和开始觉醒的游牧民族。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论点证明了欧亚集团内存在着真正的一致性，然而关键在于游牧民族到底出现在多大范围内，而这是难以断定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分布或者造成了先决条件，但什么发动了创造工作仍是一个巨大的谜。
韦伯的论点具有独特的启发性，它以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为基础，引出了简单的因果论的解释，但它仍至多适用于一项先决条件。轴心期的内容是如此卓越和包罗万象，以致任何人都不敢断然把它归结为一个原因，即使仅把这个原因视为一项必要的先决条件。例如，中国提供了反证。中国产生了轴心期的丰富内容，但它既不是悲剧意识也不是史诗（直至公元后几世纪为止，中国没有出现堪称史诗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民族大迁徙和长期反对新兴民族的时期）。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巴勒斯坦，那里的民族群体并未经历与游牧民族的混杂，然而却通过先知，产生了轴心期精神创造的基本因素。
由于轴心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的新起点，而不是关于人性整体的共同发展的问题，所以探询其历史原因是必需的。它只涉及少数区域。轴心期并非人类进化的普遍阶段，而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分岔过程。
既然阿尔弗雷德·韦伯对此问题已给予新颖明确的解答，那么进一步的讨论就可使它受到检验，取得成效。这三个独立起源之间缺乏联系的奥秘，通常被一般的欧亚相互关系的模糊论断所掩盖。或许，说我们再也看不见的影响在起作用是毫无意义的。被来自中亚的不断的新的征服、迁徙和推进所决定的整个欧亚集团的历史统一性，已得到表明。技术性和装饰性的考古发现也可以证实这种类似现象。这些发现追溯到早期史前，并就此可推测整个欧亚大陆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流。然而，与此相反，必须说不能用这种迁徙和交流的词句来解释轴心期精神运动的同时性及其内涵之崇高。
最后，对轴心期现象的最简单的解释，似乎在于有利于精神创造的共同的社会学前提：许多小国小城；冲突频起的政治分裂时代；由于破坏既不普遍也不激烈，战争和剧变造成的悲惨总是不排除其他地方的繁荣；对先前存在条件的怀疑。这些社会学的考虑甚有意义，它们导致方法论的研究，但最终仅阐明事实，而未解释其原因，因为这些条件构成轴心期整个精神现象的部分。它们是先决条件，但创造性结果并非其必然结果，作为总类型的一部分，其本身起源仍然成问题。
无人能充分理解在此所发生并成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东西！必须从所有方面去理解这一突破的种种真相，它们的许多方面必须铭刻脑海，必须理解其意义，以便获得关于轴心期的暂定概念。这概念变得越神秘，我们就越要严密地检验它。
看起来我仿佛是力图证实代表神性的直接干预，只不过没有坦言直说罢了。决非如此。因为这不仅是认识伪知识的致命的舞蹈，而且是反神性的强求。相反，我要防止把轻松空洞的历史概念当做可理解的必然的人类运动；我希望坚持这样一种清醒认识，即我们的认识依赖于现行的观点、方法和事实，因此依赖于一切认识的特殊性；我希望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在寻求知识时，为我们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可能的新起点留下余地。
对奥秘的疑惑本身就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理解行动，因为它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出发点。它甚至于可能就是一切理解的目标，因为它意味着透过尽可能多的认识而达到可靠的无知，而不是把上帝绝对化起来，让它消失在认识的自我封闭的客体中。
轴心期的意义问题跟它的起因完全是两码事。
在我们目前的认识限度内，不可能对轴心期三重表现的事实作出真正恰如其分的解释，它好似奇迹。然而，这一事实的隐藏的意义，就像是某一个人在某处意指的一样，在经验上也完全不能发现。我们在探究它时，实在只是把自己的解释施加于事实，并从中为我们引出一些东西来。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运用的术语似乎表明我们胸有成竹，那也仅是比喻。
（1）为了使轴心期的真相真正具体化，为了把它们真正作为我们普遍历史观的基础，就要去掌握超出一切不同信仰的全人类的共有之物。从个人的基础出发，根据个人信仰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是一回事，将个人意识与他人意识联系起来，在同其他每一个人的基础的交流中，去思考历史的统一性，则是另一回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公元前800至200年[15]间的数世纪，就是世界历史的轴心，这在经验上对所有人都是很明显的。
基督教信仰启示的先验历史，由创世、堕落、诸启示阶段、预言、上帝之子的显身、拯救与末日审判所构成。它作为历史人群的信仰内容而原封不动。可是将所有人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是启示，而必定是经验。启示是特殊历史信条采取的形式，而经验却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我们所有人都可分享轴心期人类普遍变化的真实知识。虽然轴心期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虽然这三个世界开始并没有联系，然而轴心期奠定了普遍的历史，并从精神上把所有人吸引进来。
（2）我们把轴心期行为看做是对无限交流的要求，这一步骤导致了三重历史转变之事实。在成功地弄清楚自身、在克服所有自我封闭的历史性的潜在狭隘、在向展开的现实飞跃的过程中，去弄清和理解他人的帮助吧！这一深入到无限交流的冒险是人类形成的又一奥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不可理解的史前之过去，而是产生于我们内部。
这种被历史的三重起源之事实所造成的对交流的要求，是对任何一种信条独占真理的不正当权利的最好纠正。因为一种信条只能在它的历史存在中是绝对的，而不可能像科学真理一样，其种种论断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独占真理的要求，这迷信的工具，人类傲慢的工具，权力意志的自欺的工具和西方的灾难，在那种教条主义哲学和所谓科学思想的世俗形式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上帝以几种形式历史地现身，开辟了通向他的多种途径。正是这一事实，可以消灭独占真理的权利，仿佛神性正通过一般的历史语言发出警告，反对独占真理的要求。
（3）如果轴心期的重要性达到了使我们沉浸其中的程度，问题就产生了：这个时期及其创造是此后一切的尺度吗？假如我们不考虑轴心期影响的数量方面，不考虑其政治进程所涉及的地区范围，也不考虑整整数世纪的卓越的精神现象，而把轴心期现象所包含的朴素的伟大、创造性的洞察力、向新精神世界飞跃的广度，以及意义的深度，都看做是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精神顶峰，是否仍然真实？较晚的现象尽管也达到了高峰，也变得无可替代，但在较早的现象前会黯然失色吗？例如维吉尔[16]在荷马面前，奥古斯都在梭伦面前，耶稣在耶利米面前。
轴心期也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