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唯有这一点才确凿得多：我们当今的历史意识，还有我们对自己目前状况的意识，直至我仅能暗示的结果，都是由轴心期概念所决定的，无论这一论点是被接受还是被否定。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凭此方法人类的一致性对我们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
三、历史观的意义（第三编绪论）
世界性的历史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为了理解自己，我们希望从整体上理解历史。对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
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产生于历史观创造的领域。我们所描绘的历史画面成为我们意志的一个因素。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决定我们潜力发挥的限度。它或者用暗示支持我们，或者引诱我们脱离现实。甚至在无懈可击的客观性方面，历史认识也不是不掺进感情色彩的事实，而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为了政权的利益而利用历史知识进行宣传，无异于历史的谎言。从整体上查明历史是个重大的任务。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重大事件的内心沉思，认识我们的历史基础。过去曾是楷模的东西，现在仍是我们的楷模。我们曾通过它而得到发展，我们依靠它而提高自己。于是伟大人物所处的时代成为无足轻重的时代。一切仿佛都依赖于唯一的、永恒的、正确的水准。于是可以说，历史遗产是非历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历史意识本身与历史一道变化。在我们的时代，危机意识决定了历史意识。一百多年来，危机意识一直在滋长发展，并于今天成为几乎所有人的普遍意识。
在黑格尔眼里，欧洲世界已经显露其落日之照。“智慧女神的鸱鸮只在黄昏才展翅飞翔。”——他是如此理解自己的哲学能动性的，但不是以没落的意识，而是以完美的意识。
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危机感在思想认识上达到顶点。自他们的时代以后，认为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和现存意义上的历史末日的认识，认为我们正目睹人类的根本变化的认识，一直在四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显露出落日之照的不再是欧洲，而是世界所有的文化。人们能感到人类的末日，感到无论是毁灭还是再生，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这场彻底改造。这还不是末日本身，但是对末日可能迫近这一危险的认识变得盛行起来。人们不是充满恐怖地体验这预期的末日，就是极冷静地对它进行解释——一方面从自然主义—生物学方面或社会学方面解释它，另一方面把它当做先验—实体的过程。比如说，在克拉格斯、施本格勒及阿尔弗雷德·韦伯之间，氛围完全是不一样的。然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实危机奠定了所有各种氛围的基础，这一点可能是无疑的。
在这场意识的危机中，对历史的沉思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处境。
有一样东西看来能永远坚定不移：人性及其在哲学活动中的自我反思。甚至在崩溃的时期，仍可能存在高级的哲学，历史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
根据世界性的历史观进行自我理解的意愿也许是这种哲学活动的一个范例。它坚定不移，并在寻找其基础时，不是预言式地而是确确实实地，不是灰心丧气地而是信心十足地展望未来。
我们不可能使我们的历史记忆追溯得足够深远，也许我们最容易通过界限的划分得知历史整体的意义。体验这些界限，要靠与非历史的东西相对照，要靠与史前和未来相对照。为了更加深刻更加清楚地领会界限，就要在广阔的界限上对具体的历史事物进行深刻的分析。
可是，我们并不能从对历史整体意义的探询中得出最终答案。不过，各种探询和为寻找答案而不断加强的努力，却有助于我们反对那种轻易获得的伪知识的短促循环，它们来得快也消失得快；反对那种只不过诋毁自己时代的倾向，使自己时代丧失名誉是很容易的；反对那种彻底失败的宣言，我们今天觉得它是老调重弹；反对那种要完全从头开始、另起炉灶的要求，那是此刻就要拯救我们的创新，它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和尼采的整个发展路线一笔勾销，与他们统统处于对立状态。人的思想、贫乏内容的附属物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在仿效尼采的极端，但理由充足的关于意识的阐述时）。然而，这种空洞的否定和肯定的自负行为并不是人自己的真实存在。人只有当他保持力量来源时，才可能过一种靠与某种事物战斗的**为生的伪精神生活。
在事件的波流中，特殊的历史事物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是有根有据的遗产，并且在此范围内，是通过记忆与过去发生联系的。它是在意识上获得了连贯性意义的现象演变。
历史意识显示了某种不能恢复其原形的存在，它是我们不能用任何普遍价值来解释其正确性的个别，是在时间上拥有短暂形式的实体。
历史的事物虽然已一去不返，但却在时间中永存。它是历史，因此不永远贯穿所有的时间，这正是那种存在的标记。因为与纯事件中普遍形式和法则简单重复自己的情况截然不同，历史是在自身中超越时间、取消时间、占有永恒的事件。
为什么有历史？因为人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并无法完善的，他必须在其贯通时间的变化中逐渐认识到永恒，他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达到这一步。人之不完善与其历史性是同一桩事情。人之限度排除了某些可能性。世界上不可能有理想的状态，没有公正的世界组织，没有完人。只有完全倒退为纯粹的自然事件，才可能是永恒的终止状态。由于历史的永远不完善，事物就必定永远变得不一样。历史不可能由于自己的作用而终止，它只有因精神的崩溃或宇宙的灾祸才可能终结。
不过，什么是历史中特殊的历史事物仍是个问题。尽管这问题促使我们在历史事物完成其永恒赋予的任务时去发现它，然而我们依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和盖棺定论地判断一个历史现象。因为我们不是进行判决的上帝，而是为了获得一席历史地位而发展自己意识的人。所以，我们越是全心全意地寻求历史事物，我们就越加理解它。
历史既是曾经发生的事件，同时又是关于该事件的意识；它既是历史，同时又是历史认识。历史好比被各个深渊所包围。如果落入其中的一个，它就不再是历史。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历史既可消失在其自身之中，又可被发掘出来。
首先，历史具有将它从其他各方面的实体、自然和宇宙划分开来的分界线。历史周围是一般存在的无限空间。（第1章）
其次，历史通过个别事物的纯实体和纯瞬态（thepurelytra）的变化而具有内在结构。它仅因统一了全体与个别才成为历史，但以这种方式，它展示出的内在个性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即一种独一无二的普遍性。它是完成存在的变迁。（第2章）
最后，历史由于这一问题而变成一个整体的思想：历史的统一在于什么？（第3章）
各个深渊：历史之外的自然，是火山似的历史母体；历史之内出现的实体，是历史的短暂变迁；永远可疑的统一，要从无穷无尽的分散中寻求实现自己——有意识地看看这些深渊将如何增强我们对特殊的历史事物的情感。
[1]选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约354—430），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译注
[3]《奥义书》，印度最古文献《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其中多数是宗教、哲学著作。——译注
[4]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约公元前10—前7世纪），波斯国教祅教的创始人。——译注
[5]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埃利亚派创始人。——译注
[6]叙拉古，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海港，公元前734年迦太基人建立的古城。——译注
[7]阿育王，古印度孔雀王朝国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译注
[8]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学史上最卓越的时代之一，约于古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在位期前后。——译注
[9]吉尔迦美什史诗，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起源于苏美尔时代，可能在古巴比伦时（公元前20世纪上半期）最后编定。——译注
[10]努马·庞皮利马斯，罗马传说中的罗马国王，公元前715—前673年在位，创立宗教历法和各种宗教制度。——译注
[11]爱奥尼亚人，古希腊居民的一支。对古希腊文化宝库有重要贡献。多利亚人，古希腊居民的一支，建立了斯巴达、科林斯、亚哥斯等希腊有名的城邦。埃利亚人，南意大利卢卡尼亚沿海的希腊殖民城市居民。该地是古希腊早期唯心主义哲学学派诞生和活动地。——译注
[12]哈巴谷、但以理、以西结，均为古代希伯来先知。——译注
[13]弗洛伦茨（KarlFlorenz，1865—1939），德国文学家、语言学家、日本学专家，著有《日本文学史》（1909）、《神道的历史》（1919）等。——译注
[14]凯塞林（HermannAlexanderKeyserling，1880—1946），德国社会哲学家，其研究哲学的方法主要是非学院式的，集中于精神的新生这一主题。他的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甚为流行。——译注
[15]原文为前80至200年，似有误。——译注
[16]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