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社会－历史向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费尔巴哈的局限性，并不在于他较少地探讨历史问题，而在于他没有把“现实的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在于其本体论内在地缺失历史原则。费尔巴哈的理论困境表明，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则，历史领域就是唯物主义者所通不过的领域，或者，就是他不能作为唯物主义者而通过的领域。只有能动的“活动”，才意味着真正体现发展的历史原则；只有“感性的活动”，才意味着真正现实的历史原则；只有依循现实的历史原则，主体才可能被理解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从而“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才真正成为可能。
一、历史：黑格尔与马克思
把历史作为基本的哲学原则来加以阐述，在近代是从维柯的《新科学》发端的。维柯草创的历史原则，是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被发扬光大的。它首先在康德那里得到了批判的分析和发挥。其一，被维柯称之为神学的东西，康德把它理解为理性的形而上学；从而维柯所谓“天神意旨”的必然性，应当成为逻辑上的必然性（先验逻辑的必然性）。其二，康德在消除维柯的那种神学的不彻底性的同时，也瓦解了历史理论和历史原则的原始和谐（科学和道德的区分，特别是本于现象和本体之分的历史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区分）；先前物理原则和历史原则的差别，现在也被发展为对立——尽管康德要求使“整个机械作用”从属于目的规则的系统这一观念，但对立已被意识到并被明确地指示出来。其三，维柯笼统含糊地归之于神意的那种客观必然性，在先验逻辑的范围内被归之于概念的联系。因此，在康德取消自然神论之客观性的同时，他把联结中的必然性转变成这样一种必然性，它“完全和事物的原来所有的性质无关而是关于我们概念的联系的”，因为“理性的原理乃是理性能够只作为主观的原理来使用的东西”，也就是“准则”（Maxime）；而鉴定有机体之固有目的性的准则具有精神这种目的性的普遍必然性（即康德意义上的客观性）。另外，虽然自然目的论的证明不是出自经验上的证据，却是出自在每一个人心中的“道德的证据”。[2]
康德的这种观点被黑格尔在本体论上明确地划归主观的立场。黑格尔指出，在实践理性的自由概念中，目的的实现仍停留于单纯的“应然”；但在对有生命的东西下目的判断时，有机体的原则却使“概念或普遍性包含特殊性在内”。在这里，各种对立面——概念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知解力与感觉——的矛盾的解决作为自觉的要求而出现了，从而“接近于认识到理念”。但是，在康德那里，关于有机体和生命的对象，仍“纯粹从判断它们的主观方面的思考着眼”，也就是说，只表现为“一种主观的反思方式”；因此，对立面的解决与和解只是抽象主观的，而不是“自在自为真实的”[3]。无论如何，黑格尔对康德学说的这个批判性的见解，正是（而且只能被理解为）德国哲学在本体论上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是特别地关乎历史原则之改变的。
由于不了解这一点，柯林伍德在对黑格尔的判断上，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不是按照在黑格尔手中已经在本体论上改变过的历史原则来消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是把黑格尔作为历史原则的东西仅仅看作《历史哲学》之各种杂陈观点（未经消化的观点）的归纳：伏尔泰的提法，赫德尔的因素，康德、席勒的因素，费希特的因素，而黑格尔只是以“卓越的技巧把他们的观点结合成那么一贯而又那么统一的一种理论”[4]。
在黑格尔看来，阿那克萨哥拉的说法——“奴斯”统治世界，便已经把理性同自觉的“理性”的智力区别开来，但它仍然不是一种精神。而在宗教真理的形式中，上述说法表明为“一种神意统治着世界”；尽管理性已成为以完全的自由自己决定自己的“思想”，但仍然同精神的原理有差别。因此，在最后的阶段上，“思维精神”的发展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即理性不只是创造出它的丰富产物（世界历史），而且按照理性本身的方式理解自身。在从本体论上指明了一切差别之后，“奴斯”、“神意”或“理性”正是同一意义上的东西，所以黑格尔说：“我们处理这个题目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是一种辩神论——就是上帝的辩护……”[5]
因此，这里的理性正是上升为“精神”（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的理性、理念或思想。它是“实体”，被理解为主体的实体、“宇宙的实体”；它的目的和实现的目的的权力不仅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展开在“精神宇宙”（即世界历史）的现象中；它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于是，黑格尔的努力便是在本体论上证明，理性乃是无限的权力；它自己的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造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6]
不消说，这里的“理性”正是黑格尔在本体论上加以阐说的绝对者；不消说，要把这种理性理解为“有限的人的理性”，是不能允许的；也不消说，理性作为历史原则首先是通过《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而“在哲学中证明”的。就黑格尔而言，不能把他的历史原则（思辨理性的发展原则）同这一原则之对于历史对象的运用（历史哲学）直接混淆起来——柯林伍德未能掌握这一点。与此相反，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立场上，亦即特别是通过《精神现象学》而做出了这样的判断：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里谈到的，正是作为历史原则的理性；而不理解这一理性的本体论意义，是无法真正把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
维柯的历史原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后果是，逻辑学的革命性改造。换句话说，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中，历史原则被发挥为一种新的逻辑“精神”或原理。只此一端便可看出，维柯的历史原则正须在由康德肇始的哲学变革中去估计，而历史原则之为新逻辑精神的滥觞及波澜，亦不是只与通常所谓的历史题材相联系。因为这里正包含着形而上学之“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的重大演变：当黑格尔在本体论上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时，他不仅创新了逻辑，而且无疑重铸了“历史”概念。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过程在原则上是一个逻辑过程，或者，“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逻辑”（柯林伍德的说法）。不过，就差别的一面而言，这种逻辑与批判哲学的逻辑不同，正像二者所掌握的“理性”概念之不同一样。康德、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原则（“纯粹活动”或“活动本身”），被提升为一种绝对者的“自我活动”。黑格尔说，“精神的主要的本质便是活动”；既然这里的“精神”乃是自在自为的真理，那么，这里的活动便是不求假于外的“自我活动”。自我活动的原则——精神从其无限的可能性达到无限的对立，进而扬弃这种对立而返回到自身，就是黑格尔的发展原则或历史原则：一切发展的基础，依赖于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7]发展原则之纯净的展开形式，就是思辨逻辑的辩证法：概念的逻辑本性，以及“更加显著的辩证法的本性——就是说它自己决定自己——在本身中作了决定，而又扬弃了它们。通过这种扬弃，它得到了一个肯定的决定，而且事实上是更丰富和更具体的一个决定——它本性的这种必然性，以及那一连串必然的纯粹抽象的概念决定，在逻辑中被认识出来”[8]。
只有在这样的本体论基础上，才谈得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因为世界历史不过“表现原则发展的阶程”，换句话说，表现精神的发展过程。其阶段的规定，就普遍的本质而言，属于逻辑学；就其具体形态而言，属于精神哲学。诸阶段作为“普遍过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一种“过渡的辩证法”[9]。因此，世界历史开始于它的“普遍的目的”，即“精神的概念”；而精神作为自我活动的无限的驱迫力，它的实现要求一种定在，要求在物质中、在人类的知识和意志中取得“积极的生存”。这种实现乃是客观方面（“概念”）和主观方面（主观的知识和意志，即“思想”）在本身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的客观存在乃是国家，其精神的样式就是宗教、艺术和哲学。从而，历史作为采取故事形式（即“自然的直接现实性的形式”）的精神的形态，就其开端而言，乃是应用的逻辑学；就其终结而言，乃是辩神论。而这两端实际上又是一回事，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乃是“上帝的实际行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哲学所要理解的就是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纯粹形式，便是逻辑学。[10]
要言之，世界历史的本性，真理性或现实性，唯在于从本体论上把握思辨逻辑的历史原则，即理性实体的自我活动或否定的辩证法。黑格尔由此而完成了一桩丰功伟绩，他使历史的原理不再依傍于主观的假定或不可认知的神意，而是使之在思辨逻辑中得到了彻底的和必然的发挥。因而，他不只是改变了历史的观念，而且整个地重新规范了逻辑的基础。他使维柯的诗性智慧变成精神的环节，使维柯归诸“超自然的信仰”或“由神启示的”最高神学变成思辨的逻辑；而当他把历史的真理性设定在逻辑之中时，他也使逻辑变成了历史原则的逻辑。因此，恩格斯说，黑格尔哲学体现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当然不只是仅仅针对一般所谓历史对象的，相反，作为“实体的宗旨”或精神的普遍活动方式，这种历史感乃在于体系的活的灵魂——辩证逻辑的历史法则。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黑格尔历史原则的虚妄的一面，已经被马克思无可辩驳地指证出来。这样的指证大体有三个主要方面。第一，黑格尔使历史原则得到有力推进和伟大发展的同时，却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历史以牺牲生活世界的感性内容而令其真理归于理性实体或上帝计划的一边。一切事件，唯其从这计划发生，才具备真正的现实性；“凡是不符合这计划的，都是消极的，毫无价值的存在”[11]。这样一来，现实世界的生命便为思辨的逻辑图式所吞噬，人的现实的生存便为“纯粹思维”的专制所掏空。如马克思所说：“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12]第二，黑格尔的历史原则在本体论上是精神的自我活动；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历史原则乃是基于“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或“人的感性活动”这一本体论立足点的[13]。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原则所要求的不是思辨逻辑的历史，而是现实历史的逻辑。所以马克思说，他的辩证法不仅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只是在马克思把“感性活动”确立为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确立为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则时，才为克服黑格尔的历史原则、为新的“历史科学”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第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应当被理解为以历史为对象、为研究领域的唯物主义，而且首先应当被理解为以历史为原则的唯物主义。只有当唯物主义在本体论上掌握了历史原则之后，才可能使自己的立场真正贯彻到历史对象或历史领域之中。因此，一般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乃是把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中去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须知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就曾把他们的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但其结果——这是众所周知的——乃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二、作为历史本质的社会现实
在黑格尔哲学本体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史原则，同时也意味着所谓“现实”的定向，意味着“社会现实”居于历史理解的核心地位。这种情形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所谓“现实”，一方面是指本质和实存的统一；另一方面，意味着在展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必然性。如果说前者要求着实体性的内容本身，那么后者正就提示着作为展开过程的历史之现实性。因此，从哲学上来谈论“社会现实”本身，仍然首先会涉及黑格尔。因为正是黑格尔第一次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把理解社会现实作为一项真正的哲学课题标举出来。而为了使得“现实”本身能够真正绽露出来，黑格尔对所谓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判。伽达默尔很敏锐也很正确地指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14]
在黑格尔那里，对主观思想的批判同时也就是“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两者从根本上来说是内在一致的。只要主观思想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就不可能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这个领域就将仍然是完全被遮蔽的。因此，为了使现实本身能够显现出来，黑格尔倾其全力对所谓主观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几乎构成其全部著作之正面观点的复调。黑格尔指出，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的观点在所谓“外部反思”的哲学中获得集中的表现。“反思通常是以主观的意义被认为是判断力的运动。”[15]这种抽象的外部反思，从来不知道如何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如何在此一深入中切中内容的真正客观性，而只是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仅仅知道把一般的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动并揭示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外部反思只是在“玩弄抽象空疏的形式”，而完全隔离于作为现实性的内容本身，即“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实质”。[16]我们今天很容易发现，在许多关乎社会—历史主题的研究中，到处充斥着这种“仅仅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外部反思不仅从属于主观思想，而且只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众所周知，按照绝对唯心主义的本体论观点，哲学以真理为对象，而真理就是现实、理念，因此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深入到理念中去，也就是说，揭示出真正的现实。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黑格尔对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反思哲学进行了清算。这种主观思想的无内容的抽象性和空疏性，在所谓道德哲学中获得突出的表现。因此，举例来说，在黑格尔看来，与其说道德意味着某种可以对其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境域，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如果说，这个“颇有些粗鲁的简单公设”已含蓄地包含着“客观精神”的概念，那么，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方始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就像客观精神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方才获得其哲学的证明一样。总而言之，立足于康德式的那种由反思而来的内在自由的境域（亦即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从而论断一切正义的和道德的行为均建筑在这种自由上面的观点，由于其与现实的内容分离隔绝，所以只是纯粹空疏的理智；并且由于它仅仅从属于理智的抽象的同一性，所以最终完全是形式主义的。[17]
与此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客观思想一词最能够表明真理”；只有客观的思想才是真正自由的思想，它要求让客体自由地从自己本身来规定自己。[18]这种思想之客观性的本体论根据就在于：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自身。这就意味着，思想——客观思想——必指派自己深入于作为事物之实体性的内容，而这内容就是合理的现实。既然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可以被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试金石”。在这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作为反思哲学的主观思想。如果说，一般的主观意识的观点对于其脱离和伪造现实的抽象性质还是全然天真的，那么，古典哲学中主观思想的极致——“批判哲学”甚至力图在哲学上论证思想之弃绝现实的优越性：它自以为是地把对现实（真理，理念）的无知当成良知，从而以批判之名关闭了通达现实的道路。这种哲学“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19]
正是对思想之客观性的捍卫与重建，构成黑格尔哲学最基本的积极成果。黑格尔在本体论上批判地瓦解主观思想的一切方面，都力图使作为本质与实存之统一的“现实”本身积极地显现出来，从而开辟出一条要求理解和深入于现实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是社会现实的“新大陆”对于哲学来说的首次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说，在古典思想家中，黑格尔代表了哲学之“客观性告诫”的魁首；因为他力图深刻地表明，真正的哲学思考在于显示事物在自身中的活动，而并非仅仅是人的概念的自由游戏。“这就是说，我们对于物所作的反思过程的自由游戏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并不起作用。本世纪初代表了一种哲学新方向的著名现象学口号‘回到事物本身去’指的也是同样的意思。”[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