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无论是肯定性的联系还是否定性的联系，都是围绕着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而开展出来的。正是通过在本体论上对主观思想的全面批判，黑格尔把深入于社会现实的要求当作一项根本的哲学任务提示出来了。就此而言，马克思乃是黑格尔这一哲学遗产的真正继承人。正如卡尔·洛维特所说，由于黑格尔把现实理解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所以他便史无前例地把现实的、当前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这样一来，本质重要的事情就在于：弄清楚哲学的内容如何就是世界的或者可经验的现实的内容。尽管马克思后来猛烈地抨击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但这一批判本身，乃是依照现实实存的概念来制定方向的。[21]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批判，并不在于后者要求作为内容的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而恰恰在于思辨唯心主义最终依然从根本上遮蔽了社会现实本身。
马克思确实是借重于费尔巴哈的本体论变革，开始对黑格尔哲学——首先是其法哲学——实施了全面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最终结果是本体论基础的革命性变革，它一方面导致了一个拯救行动，亦即从思辨唯心主义中拯救出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一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又掉转头来袭击了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如果说费尔巴哈哲学是全然遗忘并且实际取消了社会现实的那一度，那么，思辨唯心主义所指证的社会现实本身最终却仍然是虚假的。这种虚假性起源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性质：思辨唯心主义必然要把经验神秘化，而它之所以把经验神秘化，是因为现实最终被完全等同于理性。这种等同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亦即自我意识的理性与存在着的理性的和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证了“黑格尔较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把握住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然而在这种分离中，黑格尔却把市民社会的矛盾称作“现象的矛盾”，从而把本质性导回到国家的理念，并最终导回到绝对理念。马克思追问道，如此这般地建立起来的统一（即如此这般地建立起来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一方面意味着以所谓国家的本质来为现存事物进行哲学辩护；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在本体论上通过思辨的推理把现实羽化为纯粹的思想物。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就暴露出来了。正是这样一种本质上的非批判性，使得真正的社会现实再度被掩盖起来。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要使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一成果得以保存、深化和完成，就必须使之从绝对唯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证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部非批判性就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它把“现象的矛盾”直接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这意味着，“现象的矛盾”的本质性就在于理念，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乃是理念，而“现象的矛盾”只是由于它通过种种环节分有了理念方才是现实的。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的矛盾根本不是什么“现象的矛盾”，而恰恰就是“本质的矛盾”；并且正因为它是这种本质的矛盾，所以它根本不可能通过所谓“居间者”的理念来实现和解。因此，真正的社会现实决不在黑格尔所设定的理念中，而是在市民社会中，在市民社会之本质的矛盾和冲突中。
很明显，马克思这一批判的最终结果不仅在本体论上瓦解了理念与现实的思辨唯心主义联盟，而且彻底重建了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向度。同样明显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重新开启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开端。由此出发并且围绕着这一枢轴，马克思在进一步开展出对黑格尔哲学以及全部“黑格尔哲学分支”的本体论批判的同时，开展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有这些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哲学变革的真实核心和积极成果，正在于拯救社会现实本身。
如果说，对于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来说，社会现实还根本未曾在其视野中出现，那么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则成为根本的哲学任务。但这两者的原则差别——本体论差别——在于：在思辨唯心主义那里，社会现实只是在理念中亦即在精神的自身运动中获得其颠倒的反映，并且最终被溶解在无人身的抽象的思想中；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社会现实乃是在人们的感性活动中生成和实现的全部物质关系。这在本体论上意味着：人的本质，从而人类历史的本质，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并且是从这种社会现实获得基本规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任务，也是一个实践的任务。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哲学上的优越性——并且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的巨大优越性——就在于：按其本质来说，面向并切中社会现实既是其最重大的思想创获，也是其不可须臾失之的生命线。哲学在20世纪所经历的变化，不仅没有否定这一点，相反却使之进一步明确起来。就像伽达默尔或多或少地看到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基本贡献一样，海德格尔尽管对马克思的本体论性质或有错估，但依然做出如下判断：“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这里所谓历史的“本质性一度”，指的就是社会现实。1969年，在其晚期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再次指证了现代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强势掩盖，从而提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现今的所谓“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完全误解了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22]
由此可见，正是基于“感性活动”即“实践”这一本体论原则，马克思方始扫除了笼罩在人类历史这一主题上的各种阴霾，要求从根本上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从而使“社会现实”在新的——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基础上被重新开启出来，并第一次真正与我们照面。
三、物质实践与物质的社会关系
通过以“实践”为基本纲领的本体论革命，社会现实——作为历史的本质性——的领域被决定性地打开了。正是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代替那抽象思辨的主体概念和拒斥“活动”的形而上学主体概念的，乃是人们的现实的存在，即作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现实生活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3]。不难看出，只有在活动原则整个地进入到唯物主义的基础本身之中，新世界现才可能要求这样一种“真正的实证科学”——它直接面对着“现实生活”，并且要求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不言而喻，正像没有活动原则的哲学不可能理解和掌握历史过程一样，只有在自身的基础中牢牢地确立了现实的活动原则——“感性活动”——的哲学，才可能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从而把握这一过程本身。
因此，新唯物主义诉诸“感性的活动”，意味着它诉诸改变世界的“物质实践”，诉诸“能动的生活过程”；并且，正如我们对这样的唯物主义在“历史科学”方面所应期待的那样，它理所当然地首先诉诸“物质的创造活动”，诉诸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4]这就是说，作为历史的现实前提，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乃是一切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并且应当被理解为“第一个历史活动”。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的基本阐述显而易见是以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为定向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25]应当说，马克思在这里对劳动之基本含义的阐释，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其中提到的“物质变换”——作为一个本体论问题——看来却是某些马克思的研究者所消化不了的。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把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变换”与“劳动过程”等同看待，并据说从“物质变换”问题中发现了马克思思想的“自然思辨的因素”或“思辨的状况”，因为马克思“用物质变换的概念把社会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的状态”或“完全受自然所制约的劳动过程”。[26]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混淆，而这种混淆的实质，是将劳动活动归结为“物质变换”的自然过程，从而在本体论上取消感性活动的基本定向。
施密特的要害，是在本体论上把两种不同意义的“自然规律”，即物质生产劳动的“自然规律”与“物质固有的规律性”等同起来，并把这种等同指派给马克思。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两种“自然规律”正是应当严格加以区分的东西。铁会生锈，木会腐烂，不织也不编的纱会变成废棉——这里所说的就是“物质固有的规律性”。与此相反，活劳动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从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发生作用的使用价值，把它们从死寂的睡梦中唤醒过来——这才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自然规律”。在这个物质变换过程中，人作为主体，“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7]。难道说，这种把目的当作规律来规定其行动方式的物质变换，竟能同物质固有的规律性等同视之吗？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正应当依照感性活动即“实践”这一本体论原则去加以理解。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它之所以区别于“人的排泄物、植物、草食动物、肉食动物”等的物质变换，就在于它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物质变换。使这种引起、调整和控制成为可能的，是人要作为一种自然力同自然物质相对立；因为除了实现为一种自然力之外，不可能改变自然物质，正像非感性的活动不可能直接改变感性对象一样。但是，与主体无关的自然力本身并不在严格的意义下和自然物质相对立，形成这种对立的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亦即他作为主体去推动“各种属人身体所有的自然力”，以便在一种“对自己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正因为如此，人才能在劳动中改变外部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自然。既然劳动包含着作为主体的自然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的矛盾过程，那么，把这两者直接地——实际上是抽象思辨地——等同起来、混淆起来，难道是能够允许的吗？
马克思曾经把劳动称作“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施密特正是据此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归结为抽象一般的“物质变换”。然而，关于这个“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28]非常明显，马克思在这里乃是区分了“社会形式”和“人类生存条件”，而不是区分主体的自然存在和对象的自然存在。因此，不消说，这里谈论的决不是与人分离的那种自然必然性，而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自然必然性；也不消说，这里所谓“人类生存条件”，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条件，而且特别地包含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那种活动本身。如果把这两者混淆起来，那就很容易在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解中取消“实践”的定向，把劳动过程等同于岩石的风化过程，从而在本体论上把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归结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与此相反，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必然性”，并不仅仅关涉到天然存在的物质或物质要素，而是使自然物质适合于主体需要的活动，是有目的的生产劳动本身。从而，全部问题的关键，正是这种物质的（即感性的）“活动”对于人类存在来说的自然必然性。如果这种“活动”或“创造”（即生产劳动或物质实践）可以被称为“自然物质的形式化”，那么，马克思所说的恰恰不是自然物质的自然必然性，而是主体（现实的人）令自然物质形式化的自然必然性。我们知道，甚至连费尔巴哈——这是他超出旧唯物主义的意向——也不愿意把纸张和纸厂老板混为一谈。
由此看来，当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时，他决不是在谈论一般所谓“物质固有的规律性”，而只是把与社会形式区别开来的“劳动一般”理解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自然必然性。如果“物质变换”在这里仍然是表示劳动过程这样一种自然必然性，那么，所谓物质变换就不是单纯自然物质的自然必然性，而是人类存在即实现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也就是现实的人对自然物质行使形式化活动的自然必然性。这是“人为了生活，必须生产其生活”这样一种必然性，也就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这样一种必然性——马克思把这种必然性理解为“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29]
在马克思看来，与物质生产的自然必然性相适应的，是这种生产必然需要的、必然产生的、须臾不可或缺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人和自然对象的关系，不仅直接地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关系，而且也同时表现着生产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或者，“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0]
马克思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称之为“物质联系”，同时认为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换言之，社会关系对人来说，固然首先是感性的、受动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也就是说，这种联系本身为主体的活动所贯彻，从而对主体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能动表现自身的联系。因此，就一般的“关系”而言，关系之为关系，是“为我的”，是自为地返回自身的；但是，对于现实的主体即人来说的关系，又决不仅仅是“为我的”（自我关联），它同时还必须是“为他的”：哲学家们“只知道‘一般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然而事实上，我的意识乃是“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31]
总之，对于马克思来说，所谓社会现实，既是生产劳动这样一种自然必然性，同时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或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如果说这两方面在“生产方式”的概念中得到综合，那么这两方面在本体论上都是以“感性活动”来制定方向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