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斯大林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以及卢卡奇与布洛赫的异端邪说02
与斯大林一样，格洛普在这里采用的是神秘的固定本质，这些本质被变成了思想史的神秘主体，并且以古波斯人的野蛮粗暴相互仇视敌对。因此，“一切”进步都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与此相反，反动和非人性则只和唯心主义相联系。人们只要对政治哲学史匆匆一瞥，就能认识到这样的一种对比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格洛普试图尽可能完全不提及黑格尔的影响来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机械地理解为（法国）唯物主义向历史和社会的“扩展”，在这种扩展中，辩证范畴的运用被证明为是必然的。
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它在社会中的运用，以及通过自然科学的进步）导致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
因此，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决定性“对立”并不像人们可能假定的那样表现在辩证法从纯粹静观转向行动的实践形成中，而是表现在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出发点，并且只是把它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迄今为止还没有或者至少没有被唯物主义充分认识的领域。格洛普在多大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距，他就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了18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且把它变成一种纯粹量的区别。格洛普认为，虽然马克思起初只是具体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但从体系上看，辩证唯物主义在那里已然成为基础，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只不过是把这个普遍的理论应用到了特例之中。虽然格洛普承认，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在自然中的应用主要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但他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并且愤怒地视之为危险的“左”倾倾向。他的论证最终的、秘密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要求一种无所不包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因此就连马克思也不能有其他想法，尽管他本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其理论的所有方面。这种目的论哲学史的无意识的唯心主义，是显而易见的。
格洛普详细地批判了格奥尔格·卢卡奇。他认为，卢卡奇勾画了一幅宜于贬低“马克思功绩”的黑格尔肖像。这样一种指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源自于“个人崇拜”的时代。但是，哲学史和历史所关心的并不是人的声望与名誉，而是真理以及关于真理的认识。此外，格洛普认为，卢卡奇对马克思功绩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独创性的贬低表现在，他说明了黑格尔研究古典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如此一来，马克思就不再是把辩证思想与经济学联系起来的第一人），而且这样的传记内容在卢卡奇之前保存完好、无人问津，因此，它对格洛普来说无疑是危险的“创新”。卢卡奇所提及的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评价，也与格洛普的斯大林主义正统性尖锐对立，因此，在未经任何实事求是的讨论的情况下，它就被简单地驳斥为错误的。
但是，格洛普无论如何都没能以黑格尔的文本为依据来具体地指出卢卡奇观点的错误性。如果卢卡奇最终把黑格尔唯心主义阐释为当时德国现状的结果，那么格洛普又会认为这是不被允许的对黑格尔的“辩护”，他显然希望按照斯大林主义宗教大会的方式来谴责黑格尔，而不希望对黑格尔进行历史的阐释。格洛普与卢卡奇的对立的最终结果是，卢卡奇仍然不遗余力地去理解黑格尔，（以马克思本人为典范）去阐释处于时代和社会局限性中的黑格尔哲学，而格洛普则仅仅关心论战性地防御他所假想的资产阶级黑格尔派对纯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抨击。
当卢卡奇最终赞颂黑格尔的“现实主义”，指出他放弃了以真正空想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时，格洛普便完全失去了克制，因为极端的（客观的）唯心主义如何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下独自成为现实认识的前提条件，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当格洛普谴责黑格尔放弃了规范和道德批判时，他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就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此而言，马克思之所以最终把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的”，就是因为它（与乌托邦主义者相反）放弃了从外部施加给历史现实一种评价。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没有在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同样，他也没有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阐释为资产阶级卑劣品格的结果，而是指出了这二者内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和暂时性。因此，当卢卡奇从社会境况出发来阐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当他称赞黑格尔那已然具有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它与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非常接近）时，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一样是马克思此前没有做过的。但是，斯大林主义者格洛普却把在此期间的现实如此地简单化，以至于他只能更多地在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中考察思想史：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是进步的挚友，因而是善的；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是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因而是恶的。[97]谁把唯心主义者颂扬为“现实主义的思想家”，他本人就是无产阶级阵营中可疑的资产阶级同盟者。
但是，卢卡奇和斯大林主义者格洛普之所以对黑格尔的评价截然不同，其最终原因却在于他们对较新历史时代的意义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对卢卡奇来说，近代发展的决定性断裂在于资本主义的来临，正是资本主义使一切人的关系变成了以社会为中介的关系，从而使世界完全成为人（尽管目前来看是无意识地）所创造的世界。与此相应，他研究了为什么能够在无产阶级中首先产生关于这个整体的恰当的自我意识，并且把从康德至黑格尔的伟大的古典哲学以及同样伟大的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阐释为众多伟大的（必然失败的）试图达到对社会整体恰当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尝试。他指出了为何古典的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达到的顶点是关于社会的二律背反的意识。黑格尔发现了对这种二律背反的最明晰的表达，因为他放弃了一切空想的解决方案（甚至放弃了对解决方案的呼吁），而仅仅在观念的彼岸思辨地消除了现实的对立。
对格洛普和苏联意识形态来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决定性的、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的历史事件。在努力彰显这一事件的积极方面的过程中，一切可能使人想起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连续性的东西，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对1923年年轻有为的、满怀希望的革命者卢卡奇以及1956年作为反对派的波兰而言，并不需要强调对立，突出纯粹理论的差异。他们所关心的是实现一种在实践中与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社会不同的社会秩序，它“通过实现人道主义哲学（抱负）来扬弃”人道主义哲学（抱负）。与此相反，苏联意识形态家所为之辩护的却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徒有其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追赶”西欧以资本主义方式所实现的工业发展。坏的实践的相似性要求更加有力地强调理论中的差异。
弗里茨·贝伦斯在他的文章《黑格尔的经济观与直观》中进一步扩展了卢卡奇的分析，他本人也像卢卡奇一样遭到了格洛普的指责：“在黑格尔哲学中附会了太多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没有看到将二人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然而，格洛普却忽略了去研究在两位作家那里大量存在的、他们用以论证自己观点的那些论据和引文。贝伦斯尤其以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为依据，它包含着马克思所不能知晓的黑格尔遗产中的大量笔记。所以，卢卡奇和贝伦斯所断定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亲缘关系，丝毫无损于马克思的原创性。他们只是指出，通过追溯黑格尔的思想内核并对之进行新的解释，马克思以天才的眼光再次使得在黑格尔僵化体系的重重包裹之下所掩藏的、最初促使黑格尔思想产生的一部分东西显现了出来。如果说，马克思如此这般地来重新解释与批判成熟的黑格尔，以至于在他那里可以找到的思想进路也类似地出现在了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黑格尔的青年著作中，那么这并不是反对马克思的论据，毋宁说恰恰证明了他的天才阐释。
按照格洛普的看法，贝伦斯和卢卡奇使黑格尔过于接近马克思。但与此同时，格洛普却认为布洛赫的错误在于他有意识地把黑格尔主义引入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之中。由此，布洛赫使黑格尔具有了几乎“超历史的”意义（不过在代表“永恒真理”的人如格洛普看来，这可能不算什么谴责之辞）。把与黑格尔的实证关系看作马克思正统性范围的标准，这也是不允许的。在这里，布洛赫没有注意到格洛普所一再强调的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对立。在构想这种对立的过程中，格洛普在（右翼的）老年黑格尔派的意义上误解了黑格尔，并使之简单化。正如格洛普所断言的，从原则上讲，黑格尔并没有从最高的观念原则出发来演绎现实，并从外部为它扣上（绝不是如此僵化地操作的）三段论的框子。虽然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大量关于这种处理程式的实例，但这些实例却与黑格尔哲学本身的明确意图处于对立中。黑格尔也想把辩证运动阐释成为事物自身的运动，他的认识立场也要求承认现实本身的运动和结构。[98]因此，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国家法）的批判就是一种内在的批判，这一批判对黑格尔的理论与它自身的标准进行了比较，并且揭示出这一理论是如何落后于这种客观性要求的。
但是，当格洛普探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他却把自己大曝于天下。我已然（例如在关于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段落中）指出，在恩格斯及其后继者那里，“革命实践”这个概念获得了一种与它最初在马克思那里完全不同的意义。它越来越与实验和工业的“实践”相一致，这样的实践并不是原来的历史的革命实践，而是说，社会历史整体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它仿佛“在没有任何主体的情况下”就被实现了。
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认为与现代知识结构类似，那么实践也就不再与它处于辩证的统一中了（就没有理论的实践发生，没有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会按照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模式而被理解。在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完全有意识地与自然科学的统治知识相等同了，因而也就与卢卡奇所期望的、其统治地位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清除的那种相同的意识形式相等同了，因为它在被运用于人类现实的过程中，必定导致物化和异化。格洛普认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早已以一种抽象的方式非常醒目地出现在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了。譬如，唯物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就在下面的话中指出一切理论都以实践为旨趣，‘现在，哲学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能够运用预见到的影响来服务于我们，以增进裨益，我们能够依据对自身能力范围的认识以及我们的勤勉有意地促成人类生活的发展……科学仅仅服务于权力……’霍布斯也谈到了科学的社会学说的必要性，但他却把它非历史地理解成‘科学的道德习俗学说’。但是，只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才使得理论与实践（在这一领域？——作者注）的结合成为可能。”
因此，对格洛普来说，培根与霍布斯所宣传的现代统治知识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之间不存在什么原则上的区别。由此，马克思主义倒退到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水平，格洛普还揭示出在斯大林时代与实证主义的其他共同点（譬如关于科学的等级，苏俄哲学家科德罗曾以此为主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如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意义上成其为科学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被随便什么样的人运用于随便什么样的目标，正如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科学见解一样。确实，长期以来，自然规律的揭示并不能够决定人们对奋斗目标的选择。人类实践并不能简单地被一个如此认识的理论所规定，它至多是教导我们，哪些手段会产生哪些后果。
但是归根结底，人们会问，预见到的影响应当用于增进谁的裨益，谁来掌握并阐释理论。答案是：绝对的党的领导，基于一种不能被理性地辩护的信念，党认为自己是依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行事的。但是，因为这一理论断言自己是科学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被允许去宣传一种背离基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所以党的领导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就得到了维护，而党的领导所受到的怀疑——它也运用了完全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信条（如大众心理学）的观点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可以理解了。
根据与应用于技术的自然科学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被解释成一种统治知识。这种情况可以被归结于这一事实，即作为“权力工程师”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阐释者更接近于这种思维方式，而不是更接近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阐释的、富有意义的思维方式。但是，在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中一再出现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肤浅化的“唱反调的人”，这也绝不是偶然的。然而，他们的呼吁或者不被当权者所理解，或者被惊恐地视为维持“现存秩序”的威胁而遭到镇压。
在苏联意识形态家唯物主义的、技术主义的思想中，源于马克思哲学的人道内容则成了特例。革命不再以实现具体的人的解放为目标，而是以实现“生产力的自由的蓬勃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为旨趣。青年马克思所谈到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战胜了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
严肃地来讲，格洛普的文章本身可能并不要求是“科学性的”。他的论战可以被看作“意识形态阵线”上阶级斗争的一个片断。敌人则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想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幌子下把唯心主义的特洛伊木马私运到陷入重围的苏联唯物主义要塞中。格洛普从战略性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所以，他也用当下的危险来说明他的论战的尖锐性。虽然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就力主进行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以便由此来创造反对（布哈林及其追随者）机械论的平衡力量，但这在今天的德国是毫无必要的。眼下，党内的主要敌人就是黑格尔化的唯心主义。如果说，在这场斗争中格奥尔格·卢卡奇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党的一些思想集团中还一直保留着对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鲜活记忆。像格奥尔格·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这样有声望的思想家是不会被如此轻而易举地塞入苏联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空洞模式中的。
在《论哲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柏林，1958年）一书中，R。O。格洛普对黑格尔的拒斥有了些许缓和，他终于决心写下这句赞许的话：“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发展思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达到了哲学的普遍、深刻以及渗透力的顶峰。”但是除此以外，在格洛普这部著作以及广泛传播的概论著作《辩证唯物主义》（柏林，1959年）中，相同的实证主义学说还是得到了维护（正如上文中被我批评的他的那篇关于黑格尔的文章一样）。这在关于哲学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达。恩斯特·布洛赫——格洛普在这里也对他进行了研究——在他关于黑格尔的书中写道：“黑格尔哲学的结尾处不能包含哲学的扬弃，恰恰因为这会是它的辩证的实现。因为这种实现在喧闹的精神化本身中没有对象，在未被异化的人中也没有什么对象，在未被异化的自然中更没有对象。因为黑格尔体系把自身物化为封闭的体系，而不是成为行军队列意义上的过程性的开放体系：朝向马克思所谓‘通过消除异化而占有对象本质’这一非精神性的目标。”格洛普对此解释说：“借助于这句话，布洛赫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青年马克思的一句表述的基础之上。布洛赫反对黑格尔，据说他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而认为，哲学并不是在自身中被终结的，毋宁说，它是通过它在实践中的‘实现’而被‘扬弃’的。”[99]但事实上，这正是青年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清楚地表达的：“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在他看来，只有当作为人类（它的社会地位彻底妨碍了它去发展人性、占有人化的现实）一部分的无产阶级被“消灭”时，哲学所渴望的、迄今为止仅仅通过纯粹的静观来尝试的人类的解放和人化才能实现。但是反过来说，“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也不可能消灭自身”。作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解放、自我扬弃被看作是与人类的自我实现或者与一切哲学所追求的解放之实现相同一的。在格洛普那里，关于这一关系的话语再也听不到了。毋宁说，他是这样反对恩斯特·布洛赫的：“面对这样一种困惑，人们必须按照唯物主义观点来确定，不仅每一种哲学都源于社会实践，而且每一种值得称道的哲学也会在实践中扮演一种角色，发挥一种（阶级）作用，就此而言，它是不断地‘转化为实践’的。在这点上，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区别。”[100]然而，人们会问，格洛普如何把这个惊人的论断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他显然认识到了以纯粹改变意识为目标的静观——当然也对个人的实践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与某一阶级直接转化为实践的自我意识形成之间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这个阶级具有这样的使命，它不再通过意识的改变，而是通过在历史中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存在来发挥作用。但是，格洛普与青年马克思进行了论战，因为，作为一名已然成为极权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家，他必须为自己的职能进行辩护。因此他写道：“哲学并没有借助它与实践的新的关系而扬弃自身”，而是说，它借此而使自己“在对立中得到完善”[101]。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无产阶级集体行动（“革命实践”）中并通过无产阶级集体行动而完成的哲学的“实现”，而是哲学的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形式：“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哲学更进一步的、更高级的发展。”[102]在所有强调内容差别的地方，这位苏联意识形态家恰恰否定了马克思所看到的决定性区别。在格洛普这里——绝不仅仅是在他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了哲学的整合工具，它的任务是把科学知识与经验以及政治实践中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加工成一套统一的世界观体系，这个体系自然必须是“开放的”，以便能适应当时的“种种需要”。这种务实的“开放性”当然与布洛赫所强调的、马克思所梦想的实现自身的人类的创造性的开放与自由毫不相干。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个整合的世界观，恰恰符合全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这一世界观也在事实上为这个国家进行辩护，使之“巩固”。当今的苏联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哲学及其通过实现具体的自由而完成的自我扬弃，亦如今天的苏联国家与无阶级社会截然不同一样。人们能够这样描述这种意识形态的特征：一种新型的国家，但不是为国家的消亡作准备；一种“更高级的”哲学，但不是实现在黑格尔那里终结的、只是仍然带有源于其哲学本质的局限性的那些希望；最终，公开声称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不是把人类从所有的意识形态幻想中解放出来。人们自然能够把一切可能的东西都称为马克思主义，但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至少必须开诚布公地宣称与历史的马克思及其人道主义脱离关系。
就在方才论述的格洛普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德国哲学杂志》[103]编辑部在东柏林展开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关系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它明确选取了三组需要加以澄清的问题系列。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方法之间的关系；
第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和反动方面；
第三，新近发表文章的优劣对错。它们的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论述出自这一讨论主题范围内的那些问题（这首先就是指上述的卢卡奇和布洛赫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以及科尔纽和贝伦斯关于青年马克思的文章）。
因为杂志的编辑工作是由沃尔夫冈·哈里希以及与他结交甚笃的曼弗雷德·海尔特维希（Mawig）负责的，所以人们能够想到，格洛普的文章完全只是被树立起来加以讨论，以便使它的极端片面性受到尽可能广泛的批判。两位“共同被告人”科尔纽和贝伦斯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他俩在对格洛普那令人肃然起敬的目的大加赞许的同时，非常坚决地回击了他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阐述以及他所做的批判。虽然科尔纽在这个背景下也略微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是之后，他就凭借他那过人的渊博知识，断然反对格洛普的黑格尔肖像，反对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设立不可逾越的高墙。科尔纽在此尤其强调了黑格尔人类学对马克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阐述的那样。虽然格洛普擅自断言，“黑格尔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的辩证法能够在随便一种关于现实劳动对人类历史作用的见解基础上建立起来，那就太荒唐了”[104]，但科尔纽却把马克思所接收的黑格尔思维进程的最根本内容概括如下：
“a）劳动构成了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的本质，
b）劳动是人类力量的外化和重新占有，
c）人应当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105]
虽然科尔纽承认，有必要与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唯心主义歪曲”进行斗争，但他却认为，格洛普所认为的“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歪曲”，是完全错误的。对科尔纽来说，格洛普的批判源于非历史的、教条的思想，而不是源于黑格尔与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的、有机的世界观”。这位来自法国、如今在柏林教授文化史的大学老师，不能苟同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斗争神话学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