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贝伦斯也同样轻松地驳斥了针对他和卢卡奇所提出的指控。他强调，他对黑格尔思想中对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研究这一方面的强调，迄今为止都几乎没有受到重视，但它必须被承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严肃的讨论在于，在黑格尔哲学的整个背景之下，对所援引的黑格尔的论述进行审查，并予以谨慎的阐释；也可能最终在于考虑其他与贝伦斯所提到的内容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格洛普却更加关注驳倒“对手”，而不是理解对手，让对手信服。
沃尔夫冈·舒巴特（WolfgangSchubardt）、艾尔哈特·阿尔布莱希特（ErhardAlbrecht）、沃尔夫冈·孟克（WolfgangM?nke）也反对格洛普的简单化。就这点来说，舒巴特更多地致力于关于正确的黑格尔肖像这一问题，并试图为格洛普所否定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进行辩护；阿尔布莱希特则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反对格洛普对卢卡奇的污蔑。他指出，卢卡奇的书是“对德国古典遗产进行创造性地、批判地吸收的最重要尝试之一”[106]。
虽然阿尔布莱希特并没有使远为深刻的黑格尔肖像与马克思肖像变成具体可理解的，但他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大量现实的哲学观点。所以，譬如阿尔布莱希特反对为海因里希·舒尔兹（HeinrichScholz）所代表的、把黑格尔辩证法视为“康德之前的教义学”的观点，他强调：“把感觉主义的、机械主义的认识论同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黑格尔主义反映论相提并论……”证明了“无意去认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认识论”[107]。这一针对社会民主党哲学家西格弗里德·马克（SiegfriedMarck）的评论也间接地击中了当今苏联意识形态家的要害，他们步恩格斯和列宁的后尘，赞成一种素朴的实在论。阿尔布莱希特没有去阐述他所理解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认识论，而只是在这一背景下强调，黑格尔也要求“洞察事物的自我运动”，但黑格尔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这种任性的不假思索的构建变成原则，正如格洛普所强加给他的那样。
接下来，阿尔布莱希特通过针对海因里希·庞皮兹（HeinrichPopitz）的博士论文（《异化的人——青年马克思的时代批判和历史哲学》，1953年）的详细论战——他谴责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篡改”，试图洗刷自己背离基本路线的黑格尔主义嫌疑，以防万一。[108]
赫尔姆特·赛德尔（HelmutSeidel）和克劳斯·盖伯勒（KlausG?bler）以列宁的名言“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代替聪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代替愚蠢的”[109]为依据，试图比格洛普更高地评价黑格尔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尤根·库斯金斯基（JürgenKuski）则再次提到了黑格尔法哲学中对市民社会的辩证动力学所进行的现实主义描述（著名的第243和244节）。在我自己的文章中，针对格洛普的歪曲以及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JosefSchleifstein）出于同样精神所做的批判，我试图精确地阐述卢卡奇著作的基本意图及其主题。[110]
上述作家都以或尖锐或缓和的态度持反对格洛普文章的立场。更令我们感兴趣的则是那些宣称与格洛普团结一致并支持他的论战文章。“法国共产党人哲学家工作组批判委员会”所表明的明确采取斯大林主义立场的态度，并不直接与格洛普的文章相关，这篇文章把日丹诺夫的名句“黑格尔问题已然解决”作为箴言放在前面。因此这一讨论性文章也不试图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提出新的见解，而是专门研究（以科耶夫、希波利特、梅洛-庞蒂、帕特·费撒、帕特·尼尔等作家为代表的）法国新黑格尔主义，它被视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这里所使用的原始的陈词滥调与法国独立的黑格尔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那些往往在哲学上备受重视的哲学论著处于极端尖锐的对立中。最后，他写道：“大规模退回到黑格尔只是对马克思的一种绝望的进攻，这种进攻是通过修正主义在帝国主义终结危机中所采用的那种特殊形式来进行的，这种修正主义具有法西斯主义特征。”[111]
如果人们知道，科耶夫——至少就他主持黑格尔讲座的那一时期来说——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梅洛-庞蒂甚至（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为莫斯科的大审判进行辩护，希波利特至少并不与马克思主义处于敌视的对峙状态，那么试图“揭露”法国新黑格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就更加难以令人信服了。虽然人们也可以把向黑格尔回归称为战后法国的一个特殊现象，但它无论如何都不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就此而言，黑格尔的“鲁滨孙漂流记”——主奴辩证法——被认为尤其腐朽堕落，而阿尔布莱希特则把它正确地赞扬为《精神现象学》中最具现实主义、最富价值的要素之一。于是，这个委员会最终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化意义”概括为，“今天，仅仅重新沿用马克思的话语已然不够了。处于其神秘化形式中的辩证法是一种新的形式，因为它似乎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说成圣物，因为它允许把奴役说成自由、把剥削说成普遍福利、把警察措施与战争说成保护人之人性。人们必须还要大步向前，把权力与战争视为神秘化辩证法的真正根源。”[112]人们不禁会问，这里是否存在着斯大林主义体系的一种无意识的自述？
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成了格洛普最坚决的辩护人，他甚至想把格洛普的论战扩展到《德国哲学杂志》的一系列“文章”。就此而言，除了明确提到的沃尔夫冈·哈里希，他可能首先会考虑到恩斯特·布洛赫和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大量文章。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弗里茨·贝伦斯一再被指责说：他们“以损害马克思为代价而赋予黑格尔以他根本不配拥有的功绩”[113]。施莱夫施泰因尤其反感卢卡奇指出的“二者（黑格尔和马克思——作者注）提出的问题具有的所谓亲缘关系”，“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形成的平行性”。他认为，卢卡奇也只是通过选择青年马克思而非“成熟”马克思为对比点，才达到了这样一种关于平行性的论断。但是，这种选择事实上是由有关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思想的形成问题所决定的，并以之为基础。施莱夫施泰因在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年轻的、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厌恶。“通过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归结到经济学哲学手稿，归结到在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没有详细阐述马克思主义内容的譬如外化、异化等范畴，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接近性的印象就会被强化——部分地来讲是无意的，就仿佛马克思主义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已经在黑格尔哲学中做好了准备，或产生了萌芽。”由于对青年马克思的强调，资产阶级才蠢蠢欲动，试图把马克思变成黑格尔派（此处可以再次参阅海因里希·庞皮兹的著作）。但是现在，为了抵制这种所谓的伪造，施莱夫施泰因并不要求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彻底的、科学而具体的研究。恰恰相反，他要对这些著作尽可能持审慎态度。“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马克思的发展起点及其思想来源，而不是关注结果，关注有关马克思主义所有组成部分的学说以及辩证范畴；如果他们不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黑格尔哲学，证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对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优越性，那么这种攻讦以及与之相关的贬低马克思科学成就的反动尝试……就不能被严正克服。”
我们再次看到，与黑格尔相比，青年马克思才是真正的敌人，或许施莱夫施泰因也暗地里意识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对苏联以及东德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谴责。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并不仅限于对资本主义世界人的异化进行分析，但这些分析却仍然构成了他在《资本论》中人道主义批判方面的起点，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学说的决定性动机。简·希波利特清楚地表明，这种哲学基础对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来说都具有指导性，他从来都没有明确地放弃过它。[114]当然，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再被视为人的解放以及异化的克服，而是被视为一种“科学世界观”的形成，那么对价值的强调就必须被向后推延。于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真正的、坚决的对立，即静观的、唯灵论的哲学与能动的物质实践（革命实践）的对立，就被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所取代。这种差别在实际中变得越来越小，因而必须愈发加以夸大渲染。
施莱夫施泰因的批判不是针对黑格尔，而是针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他对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遗产的观点所进行的论战而变得清楚明了。卢卡奇试图使文学领域的资产阶级古典文学的“宝贵遗产”成为对共产主义世界而言有益的、有效的东西，但却遭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匈牙利共产党员的强烈拒斥（就像在苏联一样）；他也试图在哲学领域中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传统之间架设一道桥梁。他在其论述黑格尔的书中写道：
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危机中生长起来的，正如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本身是逐渐从反对压迫与剥削的解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正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并不横亘着万里长城，正如无产阶级革命是非常缓慢地、逐渐地、充满矛盾地从一切阶级斗争中被压迫阶层的解放斗争中发展出来一样。于是，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危机四伏的阶段（1789—1848年）所具有的种种矛盾的独特性在每一方面都是新产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意识形态开端和直接联结点。[115]
正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源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能够被视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遗产。因此，卢卡奇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使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保持为纯粹观念的自由在现实中得到实现。与此相反，施莱夫施泰因提出了这样的理由：在这种“外在连续性”的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对立。对此，我们可以轻松地进行反驳：恰恰相反，倒不如说，对立是外在的，（将要实现的人道主义的）连续性才是隐藏的，它其实是本质。在这一背景下，施莱夫施泰因以约瑟夫·斯大林为依据就绝非偶然了：斯大林“在对一本近代史教科书的摘录笔记所作的评论中，把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巨大的区别和对立’的那些思想视为描述整个近代史的‘准线’‘红线’”。
尤为典型的是，恰恰是被托洛茨基（Trotzkij）正确地视为新的苏联上层社会统治代表的斯大林，如此有力地强调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原则区别。事实上，人们有理由发问，为什么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雷蒙德·阿隆（RaymondAron）曾把它称为一场反封建主义的变革运动，这场运动以一小部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为主体、由一批职业革命家所领导。虽然这些革命家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并不是首先把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宣称为革命目标，而是把农民的私有财产宣称为革命目标。被斯大林本人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农业集体化（1928—1930年）在苏联首先创造了“社会主义基础”，而如果又考虑到这第二种无声的、但是流血并不见少的革命阶段，那么人们自然会发觉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没收了封建贵族的财产，并把他们的地产据为己有，那么苏联官僚主义则剥夺了农民的财产，并把农业生产置于它的监督之下。然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与青年马克思所勾勒的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它几乎没有把资产阶级革命（纯粹纲领性的）的口号具体化和现实化的性质。因此，它强调世界观的对立，而不是强调（当然不可能详细证实）苏联社会的现实优越性以及其中所提供的具体自由，这种自由优越于资产阶级国家在形式上保留的自由。
正如我已然多次强调的，通过实践来扬弃黑格尔哲学，为一种被感觉成竞争者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理论斗争所取代。施莱夫施泰因就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它“与一切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抵制一切以马克思为代价而抬高黑格尔功绩的尝试……”
就此而言，施莱夫施泰因想以非辩证的方式“尖锐地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一切反动的、保守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方面，但同时又想唯物主义地利用……推动进步的……一切”。
蒲鲁东当初就想以类似的方式压制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以便只保留其积极方面，因而遭到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6年）一书中的毁灭性批判。格奥尔格·卢卡奇把从黑格尔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视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思想表达。这一过渡通过与“革命实践”同时发生并且因而用事实证明它理解并掌握了社会整体，从而不仅根本改变了“意识形态”，而且从原则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党代会（1956年2月14—25日）正好介于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的争鸣文章（1955年秋）与保留为残篇的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Harich）的文章之间（1956年秋）。众所周知，在这次大会上所完成的苏联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回避以及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也导致了苏俄以及东欧集团一系列其他国家在文化生活上的广泛松动。沃尔夫冈·哈里希与恩斯特·布洛赫属于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人物，直到匈牙利起义的发展以及匈牙利新法西斯主义的论纲为德国中部强硬的党派路线的信奉者提供了镇压这一“解冻时期”的借口。
哈里希的争鸣文章是最勇敢、最彻底的。他并不满足于驳斥格洛普的片面性和逻辑上的纰漏，而是直接抨击了他的根源——斯大林、《苏联大百科全书》和日丹诺夫。他用详尽的证据彻底地驳斥了有关黑格尔哲学反动特征这一论点的荒谬性。在文章中，他已然能够以下面这一事实作为依据，即苏俄一系列新近的文章摆脱了这一论点，并且要求对黑格尔这位资产阶级时代的哲学家予以更为正确的评价。[116]对黑格尔遗产的诋毁源于斯大林崇拜——它导致了对斯大林在1941年所做的那些著名表述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也源于“日丹诺夫在1947年6月召开的莫斯科哲学家大会上所做发言的庸俗化倾向”。日丹诺夫的“黑格尔问题已然解决”的论断，被驳斥为是斯大林在战争时期所做表述的最终教条化。哈里希相信，他所努力实现的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仍然完全处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正如马克思和列宁对黑格尔的认识那样：“如果我们努力重建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肖像，努力清除斯大林时代宗派主义的错误判断，这就意味着返回到更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
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想使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渡成为不可能，但哈里希却恰恰希望通过指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革命方面而使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较轻松地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多年来，德国许多对哲学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认识到，甚至是费希特和黑格尔所提出的最抽象问题中，都体现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这是决定性的、有重要作用的。”[117]然而，这一认识却只能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来传授。[118]哈里希想从这一历史实例中得出：“今天，如果时代的有创造力的重要思想家对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以为然，那么哲学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就仿佛说，如果没有费希特对雅各宾派的支持，没有黑格尔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成果进行思想上的吸收，那么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唯心主义的进步成就就根本不可能一样。”
所以，哈里希的实际倾向旨在为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主义赢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另外，这一倾向也是他（与恩斯特·布洛赫）努力实现符合更高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依据所在。正因如此，这二人才能——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被德国统一社会党所容忍。然而，正当这种对马克思更加深刻的阐释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阵营内部赢得影响，并与具体的政治、经济观点产生联系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那时，对党的领导来说，理论上的这些结论是由思想家本人还是由他们的追随者得出，已然无关紧要了。格奥尔格·卢卡奇担任了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部长，沃尔夫冈·哈里希努力——就我们通过新闻界的相关通告所获知的——在中部德国实现一种“波兰式的十月”。弗里茨·贝伦斯则设想一种接近南斯拉夫样板的经济政治模式。但是，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家却把所有这些构想与这些人背离意识形态的观点联系了起来。这些人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方面不仅在理论上成为宣传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也表现出来，但他们却遭到党的领导的无情打击。[119]
这种防御立场的政治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却毫不含糊地集中在为党的权力地位进行辩护这个问题上。
第一，要克服一切“黑格尔化的影响”，因为党的领导取决于保持统一的、明确的、源于恩格斯列宁传统的马克思阐释的“纯粹性”，以便借此来保证共产主义政党的团结统一。出于这个原因，它不能放弃自己的解释垄断权，并且自认为拥有对所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如恩斯特·布洛赫）的最终裁定权。[120]
第二，但是，黑格尔也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毁谤，因为事实上，苏联意识形态（作为封闭的世界观体系）像苏联国家以及苏联的自由观一样，在这一“民主国家的最高形式”中非常接近黑格尔的模式，苏联实际上成了以黑格尔右派的构想为基础的国家。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当辩证法事实上持续地被用来为苏联所谓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特征辩护时，黑格尔辩证法的辩护性一面就越发遭到尖锐的批判。
第三，青年马克思及其人道主义伦理思想遭到了反对，因为它是对苏联世界不人道、不自由的统治秩序的恒久谴责。出于这一原因，人们试图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扯开一条鸿沟，或者仅仅在“成熟的、发达的形态”中比较这两位思想家（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121]
虽然“怀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乐于把青年马克思所强调的实现想象的、虚幻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追求的目标，但这却不能成为政治中的具体因素（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可以容忍布洛赫与哈里希，但是当他们本人或者追随者开始从他们的构想中推出政治结论时，他们就会遭到批判）。
第四，卢卡奇与科尔施在20世纪20年代同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争论，与最新的反对布洛赫与卢卡奇所写的黑格尔著述的论战一样，都源自处于领导地位的党的官僚主义与（相对自由的）哲学家之间的对立。
维护其统治必然是党的领导的利益所在，因此机械的技术主义阐释的代言人得以达到目的，就绝非偶然了。（相对独立地进行思考的）哲学家的旨趣在于社会主义及其人性的实现，以及譬如对马克思和哲学传统之间的联系进行如实的、尽可能深入的阐释。更尖锐地说，党的领导关心的是统治，因此它就在关于统治的知识范畴内进行思考。哲学家关心的是人性与理解，因此他们（至少其中的一些人）辩证地、历史地思考。
党的领导人把自己视为“权力工程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把自己视为解释历史意义的辩证法家和人文科学家。但历史只能从人道主义（或者神学）的立场出发才能被理解。
如果“西方世界”乐于与像布洛赫和卢卡奇这样的思想家结盟，那该多愚蠢啊。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苏联世界中，个别思想家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目的与批判的辩证法依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