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向具有约束力的党的世界观的扩展[51]
如果说，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地、日益明显地退居为世界观的要素，它几乎只为政治的日常问题与工会的权力斗争所需要，而且也逐渐获得了政治责任的份额；那么在俄国，这种演进在原则上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个落后的农业国中，马克思主义首先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扎稳了脚跟，并且在纯粹的意识形态层面得到了讨论。对那些对形而上学和宗教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具有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特征，就连他们的无神论也受到了宗教狂热的浸染。当然，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能立即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大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应运而生，它们尤其在德国的几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通过这些努力，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观上的统一性遭到了威胁，而一时又不存在另外一种思想上的统一性。由于当时的德国哲学被认识论问题所统治，而在这一领域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只是被略微提及（尤其是恩格斯），因此一种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阐述就显得尤为迫切。“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关心的是向上构建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是说，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能够在自然认识领域中把“上半截的唯物主义”与“下半截的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列宁确信，任何这样对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唯物主义的背离，都必定会导致政治方向的迷失，从而导致丧失权力、软弱无能。社会主义者持康德主义立场，这就是一种妥协，因而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战线”的巩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52]
政治斗争——它目前在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定位而奋斗——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列宁的政治天赋就表现在，他从来不把意识形态问题当作目的本身来处理，而是从战略战术的实用观点出发来对待它。
列宁的认识论是朴素的实在论，它的出发点是，“自然界、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而存在。[53]但是在术语上，列宁却坚持唯物主义的称谓，因为“‘实在论’这个词已经被实证论者和其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糊涂人玷污了”[54]。列宁把实在论的现实概念称为“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并把它与依赖于当时研究状况的“物理学上的物质概念”相对照。于是，唯物主义的形式便随着一切“为某一时代所决定的自然史领域的发现”而改变，但唯物主义的本质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如果说在反对杜林与海克尔的论战中，恩格斯非常重视辩证地深化他们的机械论唯物主义观点，那么面对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立场，列宁则首先关注于对唯物主义进行辩护。因此，遭到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当然，列宁在1908年还对这本书一无所知）如此尖锐批判的海克尔受到了列宁毫无保留的赞赏。[55]现在，辩证法致力于为唯物主义进行辩护，而不是致力于深化唯物主义。
与恩格斯一样，列宁也把认识过程的本质理解为“物质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和发展着的物质，而这种物质为不断发展着的人的意识所反映”，在认识中发生了“反映自然界的意识和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之间的符合”[56]。在另一处写道，物质为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57]。由此，关于一切认识的决定性难题都是错误的，并且被纯粹的断言所取代。
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必须要超越感觉，即使这种感觉对物质的现实进行了“摄影”。黑格尔如此信心十足地加以叙述的整个感性确定性的辩证法，似乎同样忘记了康德认识论中认识对象的范畴的形成这一问题。
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所做的摘录笔记（1914年写于伯尔尼，1932年从列宁遗作中发表出来）超越了这一立场。[58]那里写道：“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59]与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认识的辩证深化过程从感性的知觉经过表象达到思维，达到对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认识活动在一定意义上离开了它的对象，认识成了越来越“中介性的”、越来越间接的认识，但与此同时，它又通过这种距离、通过这种“与自发性的决裂”而得到深化，它获得了感性知觉与表象所不可企及的关于各种关系的总览。“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60]显然，从这种接近于黑格尔的表述出发，唯物主义立场会出现许多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断言，列宁对素朴的、实在的反映论的深化就在于他把阶级斗争的政治观点套用到了自然认识上，这将是极富启发性的。
这就是说，正如纯粹的感觉不能把握更深刻、更广泛的现实关系一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其工联主义的日常生活中也不能超出阶级斗争的直接的经济方面。“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治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61]卢卡奇阐释性地写到列宁：“与之相关，同自发性决裂是绝对必要的……只有通过这种决裂，社会有效力量的全体、它的方向、它的规律性、它的可能影响才能……被认识。”[62]站在无产阶级生活之外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同自发性相决裂”而能够通观社会的全部领域，掌控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行动。只有他们能够使党成为“一切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因为他们善于为每一个具体目标培养一切合适的同盟者，以便作为真正的“护民官”来领导政治行动。“政治阶级意识的萌芽”仅仅存在于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中，正如自然认识的萌芽仅仅存在于感觉中一样；为了发展这些萌芽，必须实现一种“决裂”，人们必须“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为了更好地跃进……而后退”[63]。所以，列宁的现实政治认识也反映在他那超越了恩格斯的、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深化之中，那一认识构成了列宁相对于俄罗斯其他所有社会主义者优越之所在。同时，这里再次（至少暂时）使人联想起了青年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那个有关“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合题。
当然，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形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从知识分子政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出发，却最终形成了对农民、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着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全部领域的政治领袖与其说是从现有的萌芽中“发展”出了阶级意识，毋宁说是借助于精神与物质的强制而操纵着意识形态。但是，就一个很小的领导集团（最终几乎是由几个人构成）的意识实际上塑造了苏联的现实而言，就需要在意识形态中教授一种唯物主义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必须被视为统治权力的辩护词。在已然建立的苏联世界中，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为党的统治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变成了维护无情的思想“律令”的工具。在抛弃斯大林之后，是否会随之抛弃在斯大林统治下所完成的世界观的教条化，我们仍要拭目以待。
前面的研究应当表明，与马克思的探讨方式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如何把自己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实现哲学诉求的对哲学的扬弃，被实证主义地消解哲学以及赋予广泛的自然（科学）体系以辩证统一性这样的任务所取代。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及其相应的（自我）认识，被进化论（达尔文—马克思）的把自然与历史等量齐观的辩证解释所取代。社会历史实体在现实的历史主客体——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中的“达到自身”，被在糟糕的无限进程中日益深化的、关于和主体相对峙的自然与历史的“客观的、物质的现实”的意识——素朴的实在的认识论——所取代。被马克思视为历史生活节奏的辩证法被败坏为方法工具，因而与其本质相异化，因为这种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毫无区别；——……辩证法是内容本身所固有的，它推动着内容向前发展”（黑格尔语）。马克思所关注的解放行为最终作为“软弱无力的理想”被心照不宣地投向遥不可及的远方。结果是，人类历史之路就像自然科学之路一样，表现为一个无限的过程。
歪曲马克思的探讨方式的个中缘由，并不能在这种阐释的代表人物的不充分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政治的、心理的必然性中寻找。在马克思认识真正的无产阶级之前（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那里，无产阶级及其世界历史使命几乎是被“演绎”出来的），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于其系统的基本特征中。西方的群众性政党组织和俄国革命先锋队的现实任务赋予马克思的理论以一定的功能。如果人们认为，一个理论的现实功能对其内容毫无影响，那么这恰恰与马克思的见解相矛盾。
马克思对有自我意识地行动的、进而变革现实与自身的自由无产阶级的构想，一再被多多少少处于政治行动之外的知识分子当作接纳马克思的重点。1923年，当欧洲的革命变革时期刚好接近尾声时，格奥尔格·卢卡奇与卡尔·科尔施重申了这一点；而在抵抗运动的革命经历之后，莫里斯·梅洛-庞蒂与其他一些人一起，也进行了同样的尝试。但是，卢卡奇后来对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做了自我批评[64]，其他思想家则置身于党的政治斗争之外。革命人道主义仍然是局限在小知识分子集团内的插曲。为反对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诉求进行辩护，是毫无前途的，因为他的幻想显然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尽管他的革命能动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如此的强烈，但是面对政治现实，他根本无力承受。人道主义诉求在朝向全面的现实化的道路中被遗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代表人物只是执行了历史的判决。西欧知识分子对“真正的”马克思革命的渴望是一种幻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僵化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命运的反讽”——或者是“理性的狡狯”[65]。
[1]例如，参见卡尔·莫夫（KarlMorf）对海因里希·庞皮兹所做的批判：《异化的人》，巴塞尔，1953，载《德国哲学杂志》，第3卷，1955年第4期，527—535页（“DereeMensch，”Basel，1953，isZeitschriftf。Philosophie，3。Jg。，1955，Heft4，S。527-535）。其中写道：“对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再发现……并不是偶然成为西方绝非少数的马克思阐释者的主要关注点的。如果……‘真正的马克思’就是写作早期著作时的马克思，那么必然会出现对晚期著作的贬低，并且会依据仍处于‘哲学人类学的’青年时期而对这些著作进行修正。”
[2]Vgl。SiegfriedLaungzu：KarlMarx，DieFrühs，”Stuttgart，1953；LudwigLandgrebe，“HegelundMarx，”inMarxismusstudien，Tübingen，1954；JeanHyppolite，“Delastructureducapitaletdequelquesprésuppositionsphilosophiquesdel’?uvredeMarx，”inétudessurMarxetHegel，Paris，1955。
[3]参见［德］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版，莱比锡，1930。“这一独特的、仅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历史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也特别对其他观点所没能充分辨明的这一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界限进行了辩护，我认为，这一阶段始于1848年六月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繁荣时代——这一时代同时也是一切在先前的历史时代中已然形成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与解放梦想在19世纪50年代破灭的时代，一直持续至世纪之交……”（7页）
[4]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64页，黑体部分是我作的强调）
[5]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艾利希·马蒂阿斯的文章，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辑，图宾根，1957，151—197页（ErichMathias，inMarxismusstudieübingen1957，S。151-197）。
[7]［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阶级革命小丛书，第9卷，柏林，1923。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所做的批判：［苏］A。德波林：《卢卡奇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载《工人文学》，维也纳，1924年第10期，615—616页（A。Deborin，“LukádseiikdesMarxismus，”iur，Wien1924，Nr。10，S。615f。），以及季诺维也夫的文章，载《国际新闻通讯》，第4卷，1924（SiernationalePressekorrespondenz，4。Jg。，1924）。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出发对卢卡奇所做的批判：卡尔·考茨基的文章，载《社会》，第1卷，1924年6月，（KarlKautsky，i，Bd。1，Juni1924），以及西格弗里德·马克的《辩证法的新批判观与新黑格尔观》，载《社会》第1卷，1924，573页及以下（SiegfriedMareukritiseuhegelscheAuffassuik，”i，Band1，1924，S。573ff。）。马克充分发挥了麦克斯·阿德勒和阿尔伯·克拉诺尔特（Alb。Kranold）的新康德主义立场来反对卢卡奇的“不加批判的”黑格尔主义。这一研究与他的著作《现代思想中的辩证法》（图宾根，1929，第1半卷，119—135页）（DieDialektikimDenkeübingen，1929，1。Halbband，S。119-135）相联系，得到了更广泛的阐述。关于卢卡奇这一青年时期著作的最新讨论，也可参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巴黎，1955（MauriceMerleau-Pouresdeladialectique，Paris，1955），以及共产党人方面对这本书的正统批判：［法］加劳迪·考涅奥及其他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幸遭遇：梅洛-庞蒂的烦恼》，巴黎，1956（Garaudy，ésavei-Marxisme，lesmalheursdeM。Merleau-Ponty，Paris，1956）。那里也摘录了格奥尔格·卢卡奇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明确地表明不赞成自己的著作：“……当时的我依然处于从黑格尔哲学向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时期。而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宗派性的思想，它担负着维系卢森堡学说的使命。我那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回复一些关于辩证法的最重要的问题，思考对反思理论的部分否定，反对辩证自然观等。因此，作为过渡时期的产物，此书具有思想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例如内部矛盾、混乱以及折衷等”（158页及下页）卢卡奇的学生卢西安·哥德曼（Luann）写道：“今天的卢卡奇已经从他自称为的‘启示录式’的极端理想主义中走了出来。”［《社会科学和哲学》，巴黎，1952（Sesetphilosophie，Paris，1952）］
也可参见卢卡奇在《通向马克思之路》（derWegzuMarx，1933）中的自传式描述，刊登在其70岁生日的纪念文集（柏林，1955）之中。
[8]第一次发表于MEGA1第一部分第3卷，柏林，1932：《国民经济学批判。最后一章关于黑格尔哲学》（ZurKritikderNational?koeinemSchluβkapitalüberdieHegelschePhilosophie）。同时刊载于：［德］朗兹胡特-迈耶尔：《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克勒纳出版社，1932（Landshut-Mayer，KarlMarx，DerHist。Materialismus，Kr?ner-Verlag，1932）。单行本：［德］艾里希·梯尔：《国民经济学与哲学》，科隆，1950（Eriational?konomieundPhilosophie，K?ln，1950）。
最近［除了刊登在《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神圣家族〉及其他早期哲学著作》（K。MarxundF。Engels，DieHeiligeFamilieundAnderePhilos。Frühs，Berlin，1953）一书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刊载于：马克思、恩格斯：《短篇经济学著作》，柏林，1955（Marx-Engels，Kleine?koen，Berlin，1955）。最后提到的这一版本对MEGA1中的文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因而是目前最可靠的版本。
[9]参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1版之俄文本出版者的批判性导言，Gr。巴莫尔，莫斯科，1924（Gr。Bammel，Moskau，1924），以及卡尔·考茨基的在所有重要方面表述完全相同的批判，载《社会》第1卷，1924年6月3日，306页及以下。
[10]参见当时的共产党人亚瑟·罗森伯格（ArthurR）的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从马克思到当代》（GeschichtedesBolschewismus；vonMarxbiszurGegenwart，Berlin，1932）。
[11]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更多考虑的是他所处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而不是黑格尔的哲学。
[1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8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7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同样的思想也在《资本论》第3卷中得到表达：“最后……工人实际上把他的劳动的社会性质……看成一种对他来说是异己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与社会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93—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异化思想以及物化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普遍统治的思想随处可见，我只想引用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两处：“最后……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大部分黑体内容是我作的强调）
[13]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例如：“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黑体部分是我作的强调）人的“类本质”在于，他必须通过把自身“对象化”才能获得它的本质。这种对象化是在社会化的人类（及其各自的文化领域）的劳动中形成的集体文化成就。只有当人能够全面地占有这个对象化的世界，能够拥有它的时候，人类才达到了自身。只有通过这个过程，“自然”才成为“为人的”，只有在历史的人化过程中，人类才获得了人的“意义”，这些意义使得人的占有成为可能。这一关系首次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而变得清晰通透，因为现在，异化的掩盖物已经被揭去，全部现实（历史的、人的世界的全体）被理解为自己的“本原行动”，而且被有意识地实现。由于人的独特性在于，他的（人的）行为是以意识为中介的，因此，只有在无产阶级中，人类才完全达到了自身，而迄今为止，人类只是“不真实”地生存着。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共同体”，作为懂得与共同体一致的“本质”，实现了绝对自主的自由，从而实现了马克思默默地从哲学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