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一部分中得出的契约形式的纯粹性中，人们也许会认为：所得到的交换比率并不存在物质规定性，价值建立在行动者自己的自由选择基础上，而这些选择不受诸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并且也不遵守经济合理性的指令。但是显然，黑格尔并不持有这种观点，因为它在强调契约的自由属性的同时，也在有关需要体系的讨论中多次回到反对个人的客观体系对个人所施加的强制性上，而这导致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福利有所贡献。（第184、186、199节）事实上存在互补性错误：（a）被交换的自我奠基形式所迷惑，走向了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一信念；（b）将形式简化为决定性内容的自然表现，这完全否定社会机构的作用。黑格尔避免了这两者。
然而奇怪的是，黑格尔从未对政治经济学做出明确批判（这种批判随后被马克思发展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处理价值形式的问题，其结果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倾向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m）。这可能是因为黑格尔已将社会形式理论化了，在这种社会形式中，需要与劳动体系的动力是沿着政治经济学所勾勒的路线发展的。通过哲学论证建构这些假定形式的本质与必然性后，黑格尔乐于称赞政治经济学中与体系内容有关的科学发现。斯密倾向于自然化（naturalise）价值形式并主观化（subjectivise）其内容。黑格尔在斯密那里发现的那种劳动价值论建立在避免“辛苦和麻烦”的假定性普遍主观偏好基础之上，因而通过劳动分工而与可能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并最终通过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的运作而以社会的方式满足需要。这在形式规定性层面上没有给黑格尔提供任何另外的选择，相反，它假定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社会客观性。因此，黑格尔不会认为斯密的解释对他自己的解释是竞争性的，与黑格尔会认为一种马克思式的推演对其解释有竞争性恰恰相反。
青年黑格尔不仅运用了斯密的成果，而且超越了斯密，因为他追问劳动产品为什么采取价值形式并开始探索这种形式的辩证法及其涉及的物化与拜物教。但在黑格尔后期著作中，就社会形式主要是以伦理学—法学术语来阐释而不是像斯密那样通过经济范畴阐释这一点而言，他落后于斯密。与此同时，考虑到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未能分析价值形式的批评，黑格尔的讨论又具有很高的价值。
最后不得不说黑格尔的意图明显是诡辩式的。虽然黑格尔在早期著作中给予市场活动以“死物的自我推进式生活”[57]的恐怖图景，但在《法哲学原理》中市场又被作为基础性理性结构——尽管它有着在自身中无法解决的矛盾。虽然他意识到私有财产体系所导致的这些严重问题，但他依然将它的形式视作自由理念实现的诸要素。与此一致的是，当他说价值是劳动产品所取得的社会形式时，他断言这种形式本身要成为事物的“本质现实”因而迷恋这种价值形式。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页。
[3]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2页。——译者注
[4]S。Lukes，“MethodologidividualismResidered”，1977。
[5]J。Elster，AnIntroduarx，1986，p。23。该句根据英文版进行翻译，相关内容可见［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译者注
[6]G。W。F。Hegel，Hegel'sLogic，1975，p。166。［德］黑格尔：《小逻辑》，§114说明，248页。
[7]J。Habermas，TheoryandPractice，1974，pp。150-151。
[8]G。W。F。Hegel，Hegel'sLogic，1975，p。146。［德］黑格尔：《小逻辑》，§99附释，219页。
[9]它们分别是：“SystemderSittlichkeit”（180218menteausVsmanuskriptezurPhilosophiederNaturues”（180318smanuskriptzurRealphilosophie”（18051806）。第一部手稿参见《黑格尔文集》（1923年），拉森（G。Lasson）为主编，另外两部手稿均参见GesammelteWerke，前者见BaementwürfeⅠ，后者见BaementwürfeⅢ。在文中，我较自由地将这三部手稿统称为“耶拿体系”（theJenaSystem），且引述它们时没有具体说明。在下面的注释中，这三篇手稿分别简记为SS、JS1、JS3。所使用的英文翻译（但有时有变化）如下。前两个文本：H。S。HarrisandT。M。KemofEthicalLifeandFirstPhilosophyofSpirit，1979。最后一个文本：LeelandtheHumanSpirit，1983。在注释中，先给出德文本页数（“xx”），再给出英文本页数（“yy”），因而，“xx=yy”。
[10]JS1，323=248；JS3，224=121。可以看出，黑格尔引用的是由巴塞（Basle）编辑并出版于1791年的《国富论》英译本而非德译本。他在其图书馆中做了拷贝，据推测他当时在伯尔尼（Berne）做家庭教师。heinofHegel'sknowledgeofEnglish”，1983。然而，我们不能像卢卡奇那样精确地推知，当时的黑格尔在经济学上只是斯密的门徒：他对自由公司体制采取了更审慎的态度，并且他评论政府有对斯图亚特的影响进行干预的需要。关于斯图亚特，黑格尔曾写过一个早期手稿，现已遗失。
[11]G。Lukács，TheYoungHegel，1975，PartⅢ，Chapter5（题为“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经济思想”）。J。Habermas，TheoryandPractice，1974，Chapter4（题为“劳动和相互作用：评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
[12]应当指出，马克思没有看到黑格尔前现象学的耶拿体系，因而也就谈不上受其影响。本哈比（S。Benhabib）不准确地引用了这个材料，以证明马克思“在现代交换诸关系的结构上受黑格尔思想的恩惠”。S。Benhabib，“Obligation，tradExge”，1984，p。300（butcf。p。176）。
[13]G。Lukács，TheYoungHegel，1975，p。322。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406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斯密混淆这两者的思想的影响。C。J。Arthur，“MarxaheGermanIdeology”，1986。
[15]JS1，320和300=246和231。
[16]JS3，205和224=103和120。
[17]G。Lukács，TheYoungHegel，1975，p。325。
[18]JS3，207=104。
[19]JS1，321=247。
[20]JS3，224～225=121；也见JS1，321～322=247；SS，433～434=117～118。
[21]JS1，323=248。
[22]JS3，243～244=138～139。
[23]JS1，322～323=247～248。
[24]JS1，324=249。
[25]SS，474=154。
[26]SS，44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