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限的视域来看，经验在人的活动中被分析。一方面，黑格尔描述了一个个体能够或者实际上成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他描述了一个人获得自我意识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精神现象学》中表现为单一发展过程中诸多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都获得某种哲学式的描写。但在另外一个视域当中，整个历史过程不过是绝对在时空中的展开，或者用黑格尔预言家式的语言来加以表述，即实体成了主体。的确，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不停地展现着主体与客体在不同层面上的整合，这一展现带来的核心关系，将经验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
如果经验能够从有限或者无限的视域当中获得分析，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两种视域如何被关联起来。黑格尔的解决方案是赋予康德规范性观念以本体论的内涵，使其内在于历史过程当中。这一点可以通过两种路径来加以领会，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达这两种路径，即相互关联的知识和历史。就认识论而言，在绝对知识的阶段，讨论实际上超越了任何特殊的和有限的路径，以便能够获得一个综合的视域，这一综合的视域将包含所有相关的、有限的视域，并作为无所不包的整体的诸个构成要素而存在。相应地，绝对知识需要一个绝对的或者超限的（transfinite）的视域，它不与任何特殊的个体相关，尽管在这一视域当中存在着的张力事实上是那个叫作黑格尔的人提出的。同样的一点可以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中获得理解。如果说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压倒一切的或者无限的原则，那么有限的人类就不再是历史活动的中心。因为尽管某个人颇有建树，但历史最终依赖于绝对。由此，尽管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记录，但在黑格尔的视域中，人自身不再是行动者，而是一个被误认为的喜剧演员或者小丑，绝对或者历史过程自身掌握着他们背后的那条牵线，它们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黑格尔的重心在于绝对，它与有限的人的主体性对立，由此带来了多个后果，其中有两点值得提及。尽管黑格尔的著作的确包含着对人的富有洞察力的讨论，但黑格尔对绝对知识的诉求不再将人视为经验中最终的阐释性要素。由此，我们可以说，当黑格尔用繁杂的概念之网覆盖了所有经验的形式时，人作为一个活动性的存在成了漏网之鱼。进一步说，黑格尔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笛卡尔的思辨理论的回归，因为最终的执行者是绝对，那么人就不再是行动者。
在黑格尔看来，人在历史过程中仅仅是一个占位符（place-holder），因此他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却并没有什么自主性。但是在后黑格尔的时代，这一原则被广泛地拒斥了。人们付出诸多努力以削弱黑格尔所依赖的存在的无限性的视域。人们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的关注之上。尽管这些思想家彼此的观点并不相同，诸如，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马克思以及尼采等都通过对人的关注而相互关联起来。[61]
尽管这些思想家都反对黑格尔的立场，但他们用以反对黑格尔的方式却并不相同。在这些思想家中，马克思最为准确地把握了黑格尔的思想，从其思想体系的内部进行批判，试图从内部实现突破。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费希特与康德的关系。费希特有意识地试图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来承担康德曾经承担的任务。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建议，当下主要的知性任务是抛弃思辨理论。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立场产生于对黑格尔思想的内在批判，但我们却可以质疑马克思是否真的成功逃离了黑格尔思想的诸多规定。尽管马克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的思想仍然局限在黑格尔思想的樊篱当中。但诸多显著的倾向又表明，马克思甚至通过多种方式回归到前黑格尔主义当中，这一点特别表现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将人视为活动性的存在。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对黑格尔立场有诸多批判。一个惯常的批判主题在于：黑格尔，这个被马克思视为德国官方国家哲学的代表者，忽视了人这个真正的主体。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中，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国家哲学”，即黑格尔所代表的哲学“置现实的人于不顾”[62]。
随后，马克思进一步展开了对自然的分析以及对黑格尔之错误源泉的分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这一错误归结为黑格尔总是诉诸某种无限的阐释原则。在对黑格尔国家观的讨论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理论包含着一个未曾解决的对立视域，“在此，黑格尔设定了一个未能解决的二律背反，即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为内在的目的”[63]。在黑格尔的讨论中，由于他最终诉诸绝对，因此将现实仅仅归结为某种表象。基于此，结果是阐释性的概念成了真实的主体，而真实的主体实际上仅仅成了神秘概念的一个方面。“由此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而真实的主体看起来成了另外某种东西，成了神秘实体的一个要素。”[64]
如果人仅仅是一个现象，那么人的问题就失去了紧迫性。在《巴黎手稿》（1844）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将真实的主体仅仅还原为现象的讨论是通过对人与自然之概念的讨论展开的。马克思盛赞了黑格尔对否定性的辩证法的发现，但黑格尔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导致了某种错误，他仅仅从抽象的层面来思考人与自然。现实仅仅成了观念性的，由此人的问题，诸如，异化与再分配，只能在观念层面上得以说明。相反，马克思反对将人的异化仅仅视为观念性的，而倾向于将其归结于某种社会关系的结构。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将人看作抽象的存在绝非偶然，尽管这源于一种根本的误解。在《神圣家族》（1845）中，马克思坚持认为人有很多特性，但黑格尔将人的能力仅仅误认为自我意识，将人仅仅还原为他的某种能力，这实际上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生活在一个真实的、外在的、社会的语境当中，人的自我意识只能从此中诞生出来。[65]
我们已经看到，基于认识论的原因，黑格尔超越了有限的视域，而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核心主旨在于让人仅仅局限为一个经验的主体。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这一努力并不太成功。有诸多讨论证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念未能完成，在其后期的著作中，在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他似乎再次转向了某种超个人（supraindividual）的视域。但显而易见的是，其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引发了他退回到诸如康德和费希特等前黑格尔的立场上，并将人理解为某种经验的主体。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理论属于康德思想传统中的一支。
概言之，这一章的目的是探寻费希特—马克思关系之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费希特在一般意义上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对马克思相关著作的分析，同时在德国哲学传统语境下费希特与马克思的关系。这一讨论表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费希特的立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反叛借助了费希特的思想路径，马克思也由此被引入费希特思想的基本方向上来。马克思自身对黑格尔的批判则退回到了前黑格尔的语境中，并将人视为某种经验的主体，这类观点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可以找到。在此就费希特与马克思思想的平行关系之起源而言，以上三个方面研究的重要性不分伯仲。讨论无论涉及费希特语境中意识的运动，还是涉及费希特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马克思的影响，抑或涉及马克思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内在逻辑，我们对费希特与马克思思想的相似性考察都需要有相当的解释力。我认为所有三个方面对阐发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及马克思与费希特思想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所有这些讨论是否恰当，以及其中一个要素较之另一个要素是否更为重要，我们只能诉诸一个历史性的视域。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论据可以说明两者之间相似性的缘起。
[1]“马克思与费希特相关联的意义不能仅仅从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当中来获得理解。”［英］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ms），《整体的自由》（DietotaleFreibeit，e，WestDeutschesVerlag，1967），53页。
[2]“费希特在《知识学》中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反思和活动的优先性的强调，以及个体在理性整体当中所具有的超验性，都在青年马克思那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法］罗杰·加洛蒂（Raraudy）：《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嬗变》（KarlMarx：TheEvolutionofHisThought），NanAptheker翻译，NewYork，IionalPublishers，1967，p。35。
[3]对此问题的相关论述可参见［英］大卫·麦克莱伦（DavidM）：《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TheYoungHegeliansandKarlMarx，NewYer，1969）。
[4]［德］海因里希·海涅（Heinrie）：《全集》（S?mtilicheWerke），第4卷，E。Elster编辑，LeipzigandVienna，Bibliographisstitut，1887—1890，4：248。
[5]对此问题的描述可参见HansSpeier：《拉萨尔的历史哲学》（DieGeschichetsphilosophieLassalles），《社会哲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ArchivfürSozialphilosophieundSozialpolitik，1929），特别参见118—119页。
[6]“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青年黑格尔派）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与费希特的思想相连。”HorstStuke：《行动的哲学》（PhliosophiederTat，Stuttgart，E。Klett，1963，pp。80-81。
[7]“由此哲学需要从理论的天空下降到实践的大地。实践哲学是——或者最好说是实践［Praxis］的哲学……这是一般的哲学未来的目标。”［波兰］齐日柯夫斯基（AugstvonCieszkowski）：《历史智慧导论》（ProlegomenazurHistoriosohie，1838；reprigeber，1908），125—126页。
[8]“自我是真正伟大的运动原则，近来它被提出来。……自我必须是具体的，它首先产生于行动的过程。”［波兰］齐日柯夫斯基：《历史智慧导论》，125—126页。
[9]“当下观念哲学的任务是要成为活动哲学……在这一方面，费希特较之近来的哲学走得更远，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矛盾，青年黑格尔仍然驻足于理论意识当中。”［德］莫泽斯·赫斯（MosesHess）：《哲学与社会学文萃》（PhilosophisdsozialistischeS），A?nke编辑，Berlin，AkademieVerlag，1961，219页。
[10]“在活动的哲学当中，每一个外在的限制都被移除了。”［德］赫斯：《哲学与社会学文萃》，241页。
[11]“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过是某种观念论的目标，它没有从旧有的故纸堆中汲取任何东西，它来自活动。”［德］赫斯：《哲学和社会学文萃》，219页。
[12]参见《给贝特·劳拉的信》（1835年11月），收录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信、遗著以及他的哲学特性》（LudwigFeuerbaemBriefwedNachlasssowieinseinerphlosophisCharakterentwig，Heidelberg，terVerlag，1874）中，260页。
[14]具体细节，参见SimonRowidwicz：《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起源及其命运》（LudwigFeuerbachsPhilundSchicksal，BerliherandReichard，1931），特别是“费尔巴哈对费希特的态度”。
[15]SimonRowidwicz：《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起源及其命运》，272页。
[16]“我们即将表明费尔巴哈核心的和基础的主题直接对抗观念论，特别对抗费希特超验的、批判的、主观的观念论。”JohannMader：《费希特、费尔巴哈与马克思：身体、对话与社会》（Fichte，FeuerbachMarx：Leib，Dialog，Gesellsna：Herder，1968），94页。
[17]“在与黑格尔思想对抗的语境中产生的对哲学的拒斥带来了某种新的、非形而上学、非观念论的人类学。”JohannMader：《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朝向哲学的现实化》（ZwisHegelundMarx：ZurVerwirkligderPhilosophie，Munib，1975），54页。
[18]关于费尔巴哈思想的早期演进以及费希特对其思想的影响可参见《基督教及其文学贡献》（KappuerarisLeistungen，1839），《论哲学的开端》（überdenAnfangderPhilosophie，1841），《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Vol?ufigeThesenzurReformderPhilosophie，1842），《未来哲学原理》（Grunds?tzederPhilosophiederZukunft，1843）——所有以上文献都出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LudiwigFeuerbach：S?mtlicheWerke，WilhelmBolin与FriedrichJodl编辑，共10卷，1903—1911；Stuttgart与BadLannstatt编辑重印，Frommann，1959），第2卷。
[19]“从理想转变为现实只能发生在实践哲学当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2：231。
[20]“我们应该用谓词来替代主词，同时将主词作为对象和原则……因为在这种颠倒中，我们揭示了思辨哲学纯粹而简单的真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2：224。
[21]“哲学的起点既非上帝，也非绝对，也非作为绝对或者观念的存在——哲学的起点是有限的、受制约的、批判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2：230。
[22]“与黑格尔哲学完全相反的哲学基础不过是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的所有能量以及最为完美的形式都在费希特思想中得以实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2：147。
[23]“确切地说，我们也能够……将自我转变为某个普遍的推演原则，但其可能的条件在于一般情况下我们没能发现或者证明在自我当中与一个非我，有某些差异，［以及］矛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2：214。
[25]参见［德］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类旨趣》，特别是第二章，40页。
[26]“在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在付出巨大代价，从而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进行对比性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在其愿望的现实化（Realizieru）的语境下与黑格尔哲学进行对抗，从而转向了费希特的欲望与活动的哲学。”ThomasMeyer（托马斯·梅叶尔）：《马克思解放理论当中的矛盾：对无产阶级主体之演进的研究》（DerZwiesplatinderMarx'szipatioudiezurRolledesproletarisSubjekts，Kr，Script，1973），12页。
[27]参见《卢卡奇全集》第14卷，Darmstadtaerhan，1964—1973，2：165。
[28]参见Augustu（奥古斯丁·克鲁）：《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KarlMarxetFriedrigels）第2卷，Paris，PressesUairesdeFrance，1955—1970，2：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