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阿多诺接受了辩证法概念，但将其完全规定为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黑格尔：三篇研究》中，阿多诺阐述道：
仅仅在矛盾变得绝对的过程中，而不是矛盾在绝对中变得缓和的时候，能够使之瓦解并可能找到必然误导黑格尔的和解的道路，因为其现实的可能性一直是他所不了解的。在所有的特殊性中，黑格尔的哲学拓展出否定性。但是，如果与他的意图相反，它也可能在整体上变成否定，从而认识到事物的否定性。[36]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确实获得了一种瞬间的综合，而个性是和解的关键。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普遍性面对着特殊性，但是这种对立的时刻归于个体的统一。阿多诺放弃了黑格尔的模式，他提出以非同一取代综合。对阿多诺而言，辩证法是否定的，也是不协调的。
阿多诺对黑格尔思想的介入导致了一种非黑格尔的产物。尽管他认识到黑格尔是天才，但他的目的是消解黑格尔的体系。由于转而运用反对黑格尔的否定性批判的武器，阿多诺的黑格尔主义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反黑格尔主义。
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阿多诺反对黑格尔关于历史逐步发展以及历史是通往自由的过程的观点。作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见证者，阿多诺坚持认为这些灾难敲响了历史乌托邦主义的丧钟。阿多诺相信历史乌托邦主义是连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纽带，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但因为否定任何形式的历史末世论，所以他不仅驳斥了黑格尔，也驳斥了马克思主义。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意味着不赞成马克思主义。
阿多诺对黑格尔主义的攻击表达了对大屠杀和古拉格不可思议的感受。奥斯威辛和肃清审判证明，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和启蒙主义宏大叙事的乌托邦视角是不相容的。阿多诺接受了尼采而没有接受孔多塞。
当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时候，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揭示，由于黑格尔是错误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产儿，所以这个父亲的后代继承了他的谬误。
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和黑格尔主义一样的历史目的论。启蒙引发了宏大叙事，而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目的导致了自由的实现。的确，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将马克思看作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表明他完全误解了马克思。[37]
但是阿多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退出自成一格的体系。这意味着他不仅批判解蔽历史最终目的的全部尝试，而且批判所有诸如集团、政党、工会这样的集体单位。阿多诺是个体、个别和非系统的辩护者，他采取尼采的态度，反对在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阿多诺看到趋从的力量对人类的巨大威胁，并且认为对“趋从”这一精神缺失的最强有力的抵御在于独特性、断裂性以及对体系的拒绝。阿多诺谴责了本质概念。
将趋从视为对当代人类最主要的威胁，使阿多诺贬低政治的价值。对他来说，各种各样的集团都是令人厌恶的，都是系统的表述。阿多诺因此怀疑一切政治的或工人阶级的团结形式。服从一个政党以及遵守一个工人阶级组织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失去个性并趋从自动化的例子有很多。阿多诺将政治视为大众控制的另一种模型，认为它如同支持极权主义扩张的工具；而马克思将政治视为民主意志的声音，以及一种推翻资本主义的手段。对马克思而言，政治是解放；对阿多诺而言，政治却是大众被奴役的另一种形式。
当德国政治逐渐证明没有能力制止纳粹主义崛起的时候，阿多诺对政治的态度反映了一名德国知识精英的失败主义态度。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的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在自传《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写道：
工人运动的衰退证实了官方及其追随者们的乐观主义……但进一步的理性预期减少了真正避免社会末日的希望，他们更虔诚地信奉古老的祈祷：大众、团结、政党、阶级斗争。当单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不再被左翼党纲的追随者们信奉，当他们的日报和拙劣的宣传提出超越所有的修正主义但毫无意义，而且明天就将被对立派取代的时候，党的路线的忠诚倾听者就显示出丝毫不尊敬已经放弃理论口号的音乐家的敏感了。[38]
阿多诺不仅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而且批判了德国工人阶级自身。德国的劳动者阶级遭受了与所有鼓吹技术统治论的资本主义社会（teocraticcapitalistsociety）的人们相同的命运：为趋从的弊病、规范化、被动面对官僚合理化所控制。据阿多诺所见，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证明，作为革命骨干的无产阶级已经消失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包含如下的考察：
为什么尽管历史发展到寡头政治的时候，很多观察者能够猜到，但工人们还是越来越意识不到他们的状况呢？从主观上看，阶级成员都变得更具波动性了；而从客观上看，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僵化了。
然而，社会学家在思考这幅恐怖的漫画：无产阶级在哪里呢？[39]
阿多诺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并不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他们可以被同时描述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可以被极好地理解为他实质上承袭自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尽管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被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原理，但他从对韦伯关于社会科层化增长的思想以及尼采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碾碎个性的思想的借鉴中勾勒出了他的反资本主义观点。
阿多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攻击并非源自对政党策略和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他的攻击指向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他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政治学和经济学激进主义斗争以及后现代反资本主义革命的象征。
在“重估文化工业”[40]与“文化和管理”[41]中，阿多诺详述了当代文化生产机构的资产阶级统治与这种流行文化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大众文化假定了资产阶级生活形式的实在性，它没有提供替代资产阶级存在的模式。大众文化产生民众的模仿行为；由于大众对资产阶级生活模式的实质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认为除了模仿这种生活方式之外别无选择。大众文化的意图在于引导人们产生屈从、规范化、被动以及模仿的行为。资产阶级的科层化统治重新界定了文化的本质。18世纪的文化意味着变化的生活模式的呈现，而后现代的文化仅仅是赞同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管理的伪装。
然而，有两个时期，阿多诺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物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术语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阿多诺将资产阶级文化生产视为一种宣传形式，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大众模式永恒存在的造谣污蔑。阿多诺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这两个术语——物化和意识形态——没有掩盖阿多诺试图在基本问题上解构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阿多诺不仅期望他的“否定的辩证法”能够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分解，而且他对批判的定义有不同的来源，具有与马克思对批判的使用不同的目的。
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根植于对阶级结构和社会劳动的决定性作用的深层社会学分析。社会存在来自社会劳动，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旨在揭示这种社会劳动如何从他们的生产者中被剥夺出来。为了澄清这种异化的机制，马克思采取了对社会阶级本质的极端诊断。
阿多诺的反资本主义是哲学的和文化的。尽管阿多诺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疾病的最终原因——不是阶级结构而是理性谱系。
马克思的批判基于的是本质与现象的矛盾。社会构成的本质是社会劳动，但社会构成的现象基于对社会劳动进行剥削的不平等。批判是为了实现社会现象必须与其本质相称的任务，或曰社会结构必然是社会劳动平等的一面镜子。
遵循他对“否定的辩证法”的定义，阿多诺认为，批判不是一种社会的事业，而是一种哲学的事业。阿多诺不相信本质与现象的同一，而相信它们的不同。他认为，当体系被推翻时，批判就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工具理性的本体论取代了总体性而留下了特殊和普遍的永恒矛盾。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的理论，由认为市民将从压迫走向自由的法国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来填充。阿多诺不相信解放，而是相信不和谐。他相信保护遭到大众文化专制主义威胁的个性的最好路径，在于赞同不和谐、不对称、不同步。
阿多诺是后现代激进主义的一个例证。后现代激进主义将消费主义的文化视为个性和自我实现的敌人，而马克思将对社会劳动的剥削视为人类被奴役的源头。后现代激进主义将批判定义为抵制科层化的私人存在，将否定政治的行为看作改变现实的最有效路径，认为文化的反义（antonymic）是当代社会更新的手段；而马克思则将批判假定为政治革命的形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将批判定义为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