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将科学或曰知识列于研究的范畴。[57]研究者介入一个暂时的知识结构中，并提供了一种数据场域（datafield）的独特配置。“介入”这个词意味着打破以往学派的思想，并将一种新的理论注入数据场域。科学的理论都是介入的，它们都是一种新的数据基础公式的产物。
所有的知识都是暂时的。[58]由于知识是介入的结果，因而总是反映暂时的瞬间。每个介入都为暂时的需要和观点所激励，因此知识将与其自身产生的介入同步。
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是根据生产力模式形成的。知识或曰理论必须是被生产的。一个新理论的最初阶段是质疑者的介入，但质疑从各种科学学科——如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物理学等——中带来信息。这些不同的知识库提供的信息将“断裂”强加于一种同步的数据场域，质疑者将这些知识库当作原材料，并从中产生一种新的现实假设。一个质疑者总是占有用于他们研究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是以前的理论，而从这些过去的理论中，质疑者将沉浸在一种“范式转换”的生产过程中。
在《解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将“科学”阐述为“理论实践的历史理论”[59]。他的意思是，由于所有的知识构成都是当代理论的产物，因此知识自身是理论介入的延续。阿尔都塞相信，历史性是知识的根本，但他以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观念使用历史性概念。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性意味着历史显示出一种目的，一种对自由而言的内在运动。但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性并未显示出一种目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仅仅是理论范式的延续。
《资本论》是当代的认识论，或曰“认识论断裂”的同时代性在于将《资本论》的范式运用为当前介入的解释性假说。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他对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揭示，形成了产生当代理论所必需的材料。《资本论》的生产力理论为知识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预设。
基于这种新的科学理论，阿尔都塞有勇气攻击黑格尔主义。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范畴是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因为它消除了精神理念，或曰全部的自我意识主体。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都假定一个积极的主体，以普遍精神（黑格尔）的形式，或以绝对自我（存在主义）的形式，或以人类学的存在（费尔巴哈）的形式。在反对这些异端哲学家的学术争论中，阿尔都塞需要消除主体。
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必须消除作为基本介质的主体。他的科学理论证明，新范式的生产无需一个假定的主体即可展开。研究发展理论无需主体这一点，使阿尔都塞阐述了一种新的因果性观点。阿尔都塞需要一种工具，要用它来解释为什么社会发展过程削减了肯定性的主体。
在《自我批评论文集》中，阿尔都塞阐述了自己的介入意图：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作为起源、本质和原因的“主体”的唯心主义范畴断裂，在其内部为全部外在的“事物”所规定，也就是为内在的“主体”负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没有任何作为一种绝对中心、一种激进起源、一种独特原因的主体。[60]
如果还原为一种起源、一种本质或一种原因（甚至人），这将使其主体……一种主体、一种“存在”或一种“本质”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存在于内在统一的形式中（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责任特征，责任是在所有主题的其他事物中被内在建构的），因而是可以解释的，并能由此计算全部的“历史现象”。[61]
阿尔都塞对无主体的因果性理论的诉求使他趋向于斯宾诺莎。阿尔都塞渴望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以便找到一种无主体的结构因果性。他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找到其极致。
为了列出一个以及同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错误”，甚至是拜物教的错误（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拜物教理论对我而言似乎是意识形态的）……并预示，通过“结构因果性”（斯宾诺莎）这个术语，有些事情事实上是“马克思巨大的理论发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这也能被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因果性”[62]。
我将“知识”定义为“生产”，并将科学形式的内在性确认为“理论的实践”。我使自己基于斯宾诺莎（不是为了提供这个答案，而是为了反击居于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并且经由斯宾诺莎去开启一条唯物主义的可能路径。如果能承担这种风险，我就能在语言之外找到某些东西。[63]
阿尔都塞将“多元决定”这个术语替换为斯宾诺莎主义的“结构因果性”。多元结构是这样的理论，即一种社会结构决定其主体的行为，或具有因果优先性和先在性。据阿尔都塞所见，社会结构由多元化的局部网点组成，每个局部网点都复写了普遍的社会结构，而普遍的和局部结构的汇合是因果性的来源。多元决定以历史理论或发展理论为基础，来自无数社会总体性的结构网点。为了解释社会总体性的发展，唯一有必要的是指出社会实体的内部组织，或产生原因的结构。
多元决定的理论暗示着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替代了黑格尔。阿尔都塞将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确立为斯宾诺莎主义的原理。斯宾诺莎使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主义的问题。与其说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现在不如准确地将之界定为马克思得益于斯宾诺莎。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替代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接着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但他没有在恩格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阿尔都塞接着使用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他以斯宾诺莎主义的视角调整了这些术语。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阿尔都塞指出了马克思的经济体系革命的理论，但这个对历史变化的解释发生在斯宾诺莎主义的术语中。经济体系运动的根据是结构因果性逻辑，或者说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方法。
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阿尔都塞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层面，或者说对知识如何产生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这个方面，他与斯大林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彻底断裂。苏联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为基础，遵循真理的“复写论”。在恩格斯以及斯大林看来，外部世界将事物的“副本”铭刻于意识中，因此主观的思想确认了外部世界的客观图景。
阿尔都塞的知识论，或曰生产理论，是一种对斯大林主义认识论意识形态的全然拒绝。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的介入理论，而非一种“复写论”，并将知识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抵制是他对赫鲁晓夫1956年《斯大林的罪过》这一报告所做反应的附加方面。正如阿尔都塞所赞同的，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斯大林主义政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他将斯大林主义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误用，因而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用以避免克里姆林宫辩证唯物主义的破坏作用。
阿尔都塞与恩格斯的关系是扭曲而令人困惑的。一方面，他抵制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仍然将恩格斯视为马克思忠实的解释者。阿尔都塞从未证明谴责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何以可能，他所断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失真，而与此同时，他又断言恩格斯是马克思准确的解释者。
阿尔都塞试图避免在马克思—恩格斯分离的辩证认识中产生误解的全部可能性。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人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脱节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或者说通过恩格斯来审视马克思，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断接成为一个焦点。阿尔都塞担忧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脱节将在政治上危害列宁主义运动。在哲学上，阿尔都塞试图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幽灵。他不同意黑格尔主义的侵入，因此他的反黑格尔主义遮蔽了他掩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需要。对阿尔都塞来说，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就是屈从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但阿尔都塞确实将列宁和斯大林区别开来了。摆脱斯大林主义之后，列宁主义成为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列宁主义是1956年后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复兴的核心。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正因为这样，它对知识而言是一种生产工具。
列宁主义将知识理解为来自阶级立场的范式构造。列宁是对这个思想的具体化，即知识演进使介入成为现实，而这种介入是阶级斗争的表述。
阿尔都塞对列宁主义的贡献在于，他证实列宁主义坚持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阿尔都塞而言，他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现实，而为了改变现实，就有必要使政治进入理论的灵魂。或者说，政治的终结必然指向研究方法。革命行为是理论的目的，因此阿尔都塞接受了列宁，他也以同样的思路接受了毛泽东。
阿尔都塞体认的理论—实践方式是另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例子。换句话说，阿尔都塞对理论—实践范畴的列宁主义定义是这种范畴的黑格尔主义形式的颠倒。当黑格尔谈及理论—实践的联系时，他假定理论是基础。或者说，一种恰当的理论上的理解是进一步理解实践的根基。黑格尔不会打断思考的循环。然而，黑格尔左派这样做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鉴于鲍威尔和马克思开始将理论作为基础，理论的最后结果就是改变现实的行为。黑格尔、布鲁诺以及马克思都主张理论是先行的。但鉴于黑格尔相信理论的目的是进一步的思考，是对人类的再教育，鲍威尔和马克思改变了理论的目的并使现实的改变成为其终点：不是对人类的持续教育，而是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实际改变。
阿尔都塞颠倒了黑格尔—鲍威尔—马克思的编纂学。阿尔都塞试图使政治而不是理论变成主要的。而对阿尔都塞来说，目的变成了主要的。鉴于黑格尔认为终点是理论的结果，阿尔都塞认为，理论是政治的结果。政治变成了根基，而理论成了手段，这也就相当于否定了黑格尔派—鲍威尔—马克思的规则。列宁主义是对黑格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驳。
在他的思想中期，阿尔都塞“通过揭示社会存在的所有层面都是独特的实践结果”，建立了“政治的首要性”。[64]而知识的建构是“一种关于不同的人类实践（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科学实践）的具体层面的理论”[65]。
生产过程是三大普遍性的综合体。普遍性之一，或组成理论实践的原材料的思想，或提供理论生产的基础材料的巨大思想链条。普遍性之二，即当前概念的机制，来自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科学的方面。它们对这些存在的基石起作用。普遍性之三，是这种理论实践的生产。阿尔都塞的这个模式仿效的是《资本论》的生产过程。在那里，普遍性之一仿效由自然提供给人的原材料，普遍性之二正如学术研究致力于描绘的劳动过程，而普遍性之三是诞生于这个过程的使用价值。阿尔都塞的模式模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剥削、劳动过程、对象化的范式。阿尔都塞理论建构的普遍性则模仿了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之间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思想。
一种知识，一种理论建构，绝不会完全地复写客体。只是它不构成主体的结果，而通常是结构决定论的表述。阿尔都塞在思想后期，改变了他在思想中期所持的立场。他在思想中期强调哲学生产中全球结构的决定论，而他在思想后期则强调去中心的结构和政治。在1971年的《列宁和哲学》中，阿尔都塞认为，政治实践是哲学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列宁和哲学》包含这样两个命题：其一，哲学是以理论形式实现政治介入的实践；其二，所有哲学都表述了一种阶级立场，一种在全部哲学史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大辩论的“党派”，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辩论。[66]
在通往其学术生涯终点的途中，阿尔都塞相信政治介入将确立阶级活动的目的，而哲学必须提供实现这些目的的策略。由于政治介入反映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意旨，意味着现实必须被改变，因而理论生产的任务是提供使现实通过阶级斗争而被改变的理论工具。
由于阿尔都塞的“政治介入”呼吁他成为法国共产党忠诚的党员，又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由黑格尔主义保持政治中立，所以阿尔都塞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黑格尔。阿尔都塞的“阶级立场”要求他推测一种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认识论断裂”，以其作为拯救法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路径。
阿尔都塞的不幸在于，他将自己的哲学定义为对政治的质疑。因为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中，他被导向对客观文本根据的歪曲，即马克思1945年之后的著作是黑格尔在场的无可辩驳的文献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