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成因的手段分化了。利润能通过降低必要劳动的时间量、增加剩余劳动的时间量来获得，而这能通过延长全部劳动时间量来实现。这被称为绝对价值。反之，利润能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而获得，因此全部劳动时间仍然是同样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因为技术的突破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贪婪、利润的无限获得，将因为将剩余价值分化为绝对程序或相对剩余价值而引起饥饿。
我所使用的三种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证明矛盾的逻辑范畴是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中心。《资本论》的发展，或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总体，取决于两极化的概念。上述段落所描述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证明，它最终将导致彻底的矛盾，即以牟取利润为基本动力的社会将在“利润率趋向下降”[95]中绝对性地产生自己的最终否定。
（3）范畴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解释意味着描述范畴何以展开。解释存在于概念中，而非存在于经验中，或者说经验活动仅仅是范畴发展的结果。
范畴抽象覆盖了经验数据。“研究方法”为研究者提供各种范畴，而“叙述方法”需要范畴在他们自身中展开并将经验纳入他们自身的功能。
它不仅是每个总体的两极，而且是范畴的构成。在这一点上，我的结论是，仅仅有必要考虑两个因素——本质和矛盾，但每个总体都是由多数范畴构成的。[96]
（4）自我决定。
据马克思所见，范畴的发展是固有的和内在的。这意味着范畴的演化是必要的，而范畴的运动取决于其本质，本质的展开也是必要的。
范畴和总体都是自我决定的。
范畴和总体的自我发展意味着经验是由它们决定的。经验的仍然是经验的，但经验运转的功能完全是由范畴和总体决定的。
（5）《资本论》。
马克思的巨作实现了他的叙述方法：《资本论》是马克思提出的作为所有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叙述方法的范例。
在《资本论》中，叙述方法可以被理解为由矛盾的力量推动的范畴的一种上升的标尺。正如我们所见，范畴等级的第一个阶段是本质—矛盾的层面，或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本质中被分化。第一个阶段不是最终的，是自我发展到范畴—矛盾的更高阶段，而这个上升的阶段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对立。第二个阶段也立即上升并导向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范畴—矛盾的第三个阶段。没有必要描述范畴矛盾演化的每个阶段，但将《资本论》理解为范畴—矛盾的一个等级是有必要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而他相信这是对社会结构如何运作的最真实写照。
《资本论》可以被解读成对《逻辑学》的一种批判：它是揭示《逻辑学》范畴何以被借用为社会科学的解释理论的尝试。
（6）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产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革命。马克思是第一个将《逻辑学》借用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人。
马克思开启了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补充”（materialist），或者说马克思借鉴了很多黑格尔主义的逻辑形式，并为其填充了唯物主义的内容。黑格尔主义的矛盾形式围绕着唯物主义的内容，被借用为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相互否定。
对马克思方法的这种解释此前从未作为一种哲学确证被提出来，在这里提出来是为了确证马克思的确做过这样一种尝试。
马克思的尝试是彻底的革新。他是第一个将辩证逻辑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的人，他也开启了科学哲学的新领域。
然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和他的历史理论之间存在一个裂缝，因为历史的推移是历时的，而他的社会科学的辩证哲学是共时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仅仅关注总体的内部及其配置，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他解释社会科学的辩证理论和事件的年代学的历史趋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历时的历史的层面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历史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推进的。但他没有解释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实际上，这里似乎有两个方案：第一种方案关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事件的历时的年代学的趋势中具有因果的特权，而这正是历史理论；第二种方案关注“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致力于社会总体的共时研究，而这正是关于整体的解释理论。
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
在他的《历史与结构》中，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写了如下评论：
相反，在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然至少在《大纲》中，我们要思考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二次借用。这部著作对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从《精神现象学》中借鉴的劳动范畴对他19世纪40年代的“自我理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97]
之所以挑出这一段，是因为我承认自己得益于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1971年版中，他是第一个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两个时期做出区分的人：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基于《精神现象学》，而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基于《逻辑学》。我的研究接受了施密特的这种提法。
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需要黑格尔的《现象学》，因为他处于通过作为预言来源的人的劳动理论展开研究的开创阶段。卢卡奇，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列宁那样，代表了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对立面，并假定《现象学》体现了马克思全部生活跨度的特色。
在第二个阶段，马克思转向了《逻辑学》，因为他需要借鉴一种科学理论以写作《资本论》。《逻辑学》提供了很多方法论的形式，马克思需要据此勾勒他对资本主义解释的图景。
5。马克思与科学的哲学
马克思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同成为一种政治革命一样，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将解释理论革命化了。
马克思的经济学视角没能通过经验程序得以表述。他对李嘉图的左翼批判没能在经验程序中得以持续，因此在1857～1858年转向了《逻辑学》，以获得能够解释其视角的方法论。
我不愿在这里列举马克思借用黑格尔主义逻辑的全部范畴，因为这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以及本套书的其他两卷中展开。在这一点上，我限定自己仅仅评论马克思解释理论的革命，即马克思为了解释他自己，不得不创造一种辩证的语言，以适应一种辩证的理论。
马克思的新语言将自身分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从整体来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为他的理论革命提供了很好的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