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38～1841年——恩格斯在不来梅
青年恩格斯生命中的这个时期可以分为如下分支：作为学术业余爱好者的青年恩格斯、德国历史、路德维希·白尔尼、青年德意志派运动，以及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片段。
1。作为学术业余爱好者的青年恩格斯
青年恩格斯接近黑格尔的路径是通过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确立的。1838年，青年恩格斯从巴门来到不来梅，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出口公司继续他的商业教育。在这段日子里，恩格斯使自己沉浸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而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生涯。由于擅长文学，他开始撰写文学评论，他的第一篇文章在1839年发表于青年德意志派运动的成员卡尔·谷兹科主编的《德意志电讯》上。黑格尔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是由自由理念决定的进步运动的主题，对青年德意志运动产生了影响，而通过阅读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品，青年恩格斯开始熟悉黑格尔。
在最初发表的作品《伍珀河谷来信》（1839年3月）中，恩格斯抨击了他出生的城市——位于巴门的伍珀河谷——令人窒息的宗教和政治保守主义。青年恩格斯将伍珀河谷说成是“旧蒙昧主义的断崖”[17]，表达了青年德意志派的理性和社会批判思想。他讽刺自己的家乡在文化、学校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反动的。特别是，青年恩格斯抨击了传教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马赫尔，他将这个人视为黑暗的冠军、原教旨主义的加尔文主义者。克鲁马赫尔在选民、先定学说、拘泥《圣经》的字句方面坚定不移地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教义。[18]青年恩格斯延续了青年德意志派对宗教的抨击，从1839年到1842年，宗教和理性之间的冲突是青年恩格斯生命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从1839年到1842年12月，青年恩格斯以弗里德里希·奥斯维德为笔名撰写他的通讯。虽然恩格斯在通讯中摆出社会反抗者的姿态，但他在私人生活中并不能违背他的父亲——虔信派教徒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直到1842年12月，22岁的时候，青年恩格斯才在著述中署上了本名，结束了自己的秘密生活，并疏远了他的父亲和家庭。
青年恩格斯将自己一分为二：在夜晚雄心勃勃地参与青年德意志派的反抗运动，在白天则是前途有望的企业家。这在他与他的妹妹玛丽亚·恩格斯的通信以及致其他友人——弗里德里希牧师和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可以明显地捕捉到。这些书信跨越了1838～1842年。在本质上，青年恩格斯写了两种不同的书信。一种是他与妹妹的通信。在这里，他应付每天生活的细节，嘲笑资产阶级生活的沉闷，显现出对波希米亚生活的触及。他从未放弃成为恩格斯家族纺织企业的继承者，从未暴露他的秘密生活。而第二条交往的线路则是向格雷培兄弟开放的。在这第二条线路上，就像一个忏悔者，恩格斯打开了他真实的灵魂，明确阐述他的内心困扰，拒绝格雷培拥抱虔信派的恳求。在从1838年到1841年2月22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最后一封信中，他留下了关于自己的精神痛苦和决定的最准确描述。到1840年，恩格斯已是一个无神论者。
从在与玛丽亚·恩格斯通信时流露的那条线路上看，他是一个钟爱家庭的人。青年恩格斯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忠诚的通讯员。显然，从写给玛丽亚的信中可见，他还写信给他的父母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但仅仅给玛丽亚的信在大批信件中幸存下来了。青年恩格斯比玛丽亚大四岁，而他写给妹妹的信极富长者的温暖和关心，是有处世才能的哥哥在指导并保护妹妹接受教育和成长。青年恩格斯不断告诫玛丽亚将信写得更长和更频繁些。这些信也充满了恩格斯对妹妹父亲一般的关爱。当玛丽亚在18岁毕业于寄宿学校，成了一个纯洁、天真、美丽而有魔力的女性时，青年恩格斯写了关于她的诗歌，而这个少女初次了解到男**慕者的存在。[19]
不管兄弟姐妹之间有怎样健康的家庭感情，青年恩格斯都从未与玛丽亚交流过他的文学追求和成就，或他的精神困扰。青年恩格斯对他的妹妹和家庭是不诚实的，而他将自己分开的想法透露给他们的是一个略有波希米亚倾向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一个没什么不寻常或并不令人担忧的18～22岁的青年人的形象。
青年恩格斯隐藏他将自己一分为二的第二个考虑，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他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在他于1839年4月24日前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得到证实。他在这封信里，恳求这位牧师为他是《伍珀河谷来信》的作者一事保密：
哈，哈，哈！你知道《电讯》上的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该文作者就是正在写这封信的人，但是我劝你对此守口如瓶，否则我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要求你们5人发誓不对任何人说我是作者。[20]
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分为两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以及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他的家庭，对于他在不来梅的亨利希·洛伊波尔德公司的同事来说，青年恩格斯表现出上层资产阶级典范的形象。青年恩格斯极力避免事实被泄漏，因为只有这样，他作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半才不会被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商界同人看到。
他在1842年的晚些时候到曼彻斯特，为父亲管理欧门—恩格斯公司。当恩格斯在这些日子里作为一个商业主管和社团领袖起作用的时候，他表现出上层资产阶级典范的形象；而当作为一个宪章主义者从事写作，和作为青年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合作者时，他显露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外貌。他的父亲在1860年逝世，而恩格斯在出售他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份，并迁居伦敦，将自己全部奉献于政治运动之前，仍然将自己一分为二。
在与玛丽亚的通信中，恩格斯将自己描述为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青年恩格斯自豪地向他的妹妹夸耀，谈及他对骑马的热爱和他的骑马经历[21]、击剑经历[22]、跳舞经历[23]，以及他对联谊会的喜爱[24]。而在1839年4月23日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解释了提早做结论并将信送出去的理由：他必须马上去上声乐课了。[25]
然而，有时候，这个资本主义财产的继承者超越了上层资产阶级的行为准则，跨入波希米亚的行列。他喜欢红酒、雪茄和咖啡，并经常沉迷于其中，缺乏节制。在1840年7月7日至9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描述了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办公室的一天。
我们的商行里现在成了一个完备的啤酒储藏室：桌下、炉边、橱旁，到处都是啤酒瓶。老头儿（亨利希·洛伊波尔德）酒瘾一来，就向我们要一瓶，然后又让人把酒瓶灌满。此事现在已经完全公开了。杯子整天放在桌上，旁边就是酒瓶。右边的墙角放着空瓶，左边是盛满酒的瓶子，旁边放着我的雪茄烟。这的确是真的，玛丽亚，青年人像汉契克博士所说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坏了。二三十年前有谁能想到这么吃惊的恶劣行为——在商行里大喝啤酒呢？[26]
青年恩格斯喜欢概述，而他写给玛丽亚和格雷培兄弟的信大多涉及自己的工作。他在1840年8月20日至25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包含着对在办公室多次饮酒之后的概述：青年恩格斯倚在一张吊**，左手夹着一支雪茄，看起来打算打个盹。[27]
青年恩格斯的波希米亚作风伴随着一种前卫性。他是一个娇贵的上层资产阶级成员，然而嘲笑同类阶层的乏味。作为一个巴门—不来梅资产阶级的波希米亚式的背叛者，青年恩格斯讽刺了这个群体的顺从和沉闷。他讽刺地模仿了这些庸人，而这正是他的《伍珀河谷来信》的批判对象。
在寄给玛丽亚的这些概述中，他将这些人视为应当被讽刺的庸人：他们缺乏个性，服从阶级的愿望。为了表示蔑视，青年恩格斯蓄了胡子。青年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反抗行为。他骄傲地宣称，这使他看起来像个意大利人。[28]在迁居柏林之前，青年恩格斯将他的波希米亚作风视为一种反抗庸俗的工具。他的波希米亚作风成为他对个人自由的一种表述，胡子是抗议顺从的武器。他在给玛丽亚的信中倡导这种策略：
上个星期天我们在小酒馆里举行过一次小胡子宴会。事情是这样的：我发了一个通知给全体能够蓄小胡子的年轻人说，消除这一切庸人偏见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一致蓄胡子。谁有足够的勇气来蔑视偏见并且蓄胡子，谁就签名。[29]
服装和个人修饰成为青年恩格斯这个波希米亚者的反抗工具，而这种姿态是他对服兵役态度的例证。在反思1841年服兵役的可能性时，青年恩格斯采取的是作为特权阶级成员的不屑一顾的、骄傲的态度：“不过，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要到柏林去履行我的公民义务，也就是说，尽可能服完兵役，然后回到巴门。可以预料事情将如何进展。”[30]甚至在被征召到炮兵部队以履行自己的军事义务之后，青年恩格斯仍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将军事生活本身视为俗不可耐的事。青年恩格斯在寄给玛丽亚的一封信中简述了他的穿着违反了军事条例的事情：
你在信里可以看到我穿着制服的样子。我披上军大衣，有一副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然而很不符合条例规定。如果我就这样走在街上，那我随时都有被关禁闭的危险，这可不是愉快的事情。[31]
1842年在柏林，当他第一次沉浸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时，这个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继续以军事上的波希米亚作风反对军事上的庸俗习气。“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是反抗的符号。这个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将“派头”视为一种政治手段。青年恩格斯没有超越他对巴门的反抗。
在同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赋予“派头”新的意义。他确实暗示玛丽亚，除了饮红酒和抽雪茄之外，他在柏林是有责任的。在第一次与玛丽亚的通信中，他提到自己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他的任务是保卫黑格尔，反对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哲学复古。在1842年4月14日至16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承认他倾听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演讲。他写道：“多么好啊！看，阳光变得更加灿烂，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饭后我到底可以去散步了，而且今天晚上谢林不讲课，因此我整个晚上都有空，于是我可以非常努力和非常安静地进行工作了。”[32]青年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另一面得到承认，见到阳光。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能永远被隐瞒。
在通信的第二条线路上，将他与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牧师联系起来的纽带是，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展示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允许自己把一分为二的另一面展现在写给男性朋友的信中。
1838～1842年，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困扰的核心是理性和宗教之间的冲突。青年德意志派是理性优越的倡导者，而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倾向于他们的立场。鉴于双重存在的声音，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839年4月24日前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描述了他在不来梅和柏林这些年遇到的这一核心难题：
可是在可爱的巴门，没有人跟你讲这种事，那里完全按照另外一套原则进行讲授。那么，旧的正统思想以什么为依据呢？无非是陈规旧套。《圣经》在什么地方要求按字面相信它的教义、它的故事？有哪一个使徒在哪里说过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接受到圣灵的启示？正统派所讲的一切并不是要理性听从基督，不是的，他们是要扼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而代之以僵死的词句。因此，我直到现在仍和从前一样，是一个地道的超自然主义者，不过我抛弃了正统思想。所以，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相信一个诚信尽力做善事的理性主义者会永远堕入地狱。这同《圣经》本身也是矛盾的，因为那上面写着，任何人都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本人的罪恶而被处罚堕入地狱；如果有人全力抵抗原罪并且做了他所能做的事，那么，它的真正的罪恶只不过是原罪的必然后果，因此，这并不能处罚他堕入地狱。[33]
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承认他得益于青年德意志派运动。1839年4月8日至9日，他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前，望着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