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能当多久，但我希望继续当下去，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理性主义。[34]
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6月15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证实他转向青年德意志派，他的落款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青年德意志派”[35]。青年恩格斯第一次提到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是在1839年3月的《伍珀河谷来信》中[36]，但他在1839年6月15日的信中第一次具体地提到施特劳斯的《耶稣传》。[37]恩格斯这个青年德意志派仍陷于宗教和理性之间的两极分裂，但他坚持走向理性的轨迹。他写道：“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38]
青年恩格斯学术信仰的易变性在一个月之后变得明显了。在1839年6月12日至27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评论了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对自己思想的影响：
我尤其尊敬施莱尔马赫。如果你是始终如一的，当然就会谴责他，因为他不是按照你的精神，而是按照青年德意志，泰奥多尔·蒙特和卡尔·谷兹科的精神宣讲基督教。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在目前活着的人当中，具有和他同样的才智、同样的力量和同样的勇气的人，我只知道一个，就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这就是施莱尔马赫的学说，而我仍然赞同这个学说。[39]
1839年6月12日至27日的这封信是有趣的，因为青年恩格斯没有试图区分施特劳斯和施莱尔马赫。他没有描述施莱尔马赫的宗教体系的主体和施特劳斯的理性之间的区别。尽管一时陷入宗教直觉，青年恩格斯在1839～1840年这段批判岁月的思想轨迹仍是趋向于理性的。
青年恩格斯在10月致信威廉·格雷培，称自己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40]，并抛出如下挑战：如果威廉·格雷培证明施特劳斯是错误的，那么恩格斯将成为一个虔诚主义者。
一个月之后，恩格斯宣布自己转变为黑格尔主义者，强调了他此刻的学术立场。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
我能否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41]
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青年恩格斯完成了他趋向于黑格尔主义的行程。1840年1月21日，他将这封短函寄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记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光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没有思想的牧师们的极大反感。……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42]
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主义的接受使他关于宗教的内心困扰就此终结。当青年恩格斯加入黑格尔派时，他开始对宗教冲突感到释然了。当1840年1月20日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时，青年恩格斯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说自己“对继续进行神学辩论没有太大的兴趣”[43]。
1839年4月至1840年1月对恩格斯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他离开了神学而进入哲学领域。在这九个月中，敏感的青年恩格斯至少经历了三个哲学转变：他通过施特劳斯越过施莱尔马赫而抵达黑格尔。在宗教方面，另一个转变也等待着恩格斯：他必须从泛神论者转化为无神论者。他是在1840年开始这个转变的。
2。德国历史
恩格斯在不来梅时对德国历史采取了一种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解释。这位巴门之子在其生命的这段时期主要关注拿破仑征服以来的德国历史，而在这一点上，他对法国皇帝持有一种矛盾的评价。拿破仑一世是解放者和帝国主义者的矛盾体。
这位耶拿的胜利者是一个解放者，因为他给法国带来内部的改革。青年恩格斯称赞作为自由改革者的拿破仑一世，因为拿破仑在法国制定的逐步改革的政策正是青年恩格斯主张用于俄国的计划。拿破仑将国家世俗化，他破坏了封建分权，他解放了犹太人，他确立了经由陪审团的法庭，他编纂了法典，他受到中产阶级欢迎并使之进入国家政府的最高层，他对启蒙的倾向使青年恩格斯希望看到在俄国启动的全面的改革。[44]
与此同时，青年恩格斯反对作为征服者的拿破仑。他是使德国从法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1813年自由战争的倡导者。生于在滑铁卢战役和这位法国皇帝被击败之后的1820年，青年恩格斯没有对这位统治德国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亲身回忆，但反对任何外国霸权统治德国是他热烈的民族主义的根源。即使这位巴门之子反对作为征服者的拿破仑，但他还是称赞作为启蒙的改革者、作为世界精神化身的拿破仑。他写了两首诗赞美这位战败国的皇帝。一首诗是《圣赫勒拿岛》，将这位皇帝比作古希腊的上帝，其中包括这样两行诗：“在这里，他曾对自己铸成的那个时代重新思量，在这里，他忍受普罗米修斯的痛苦，直到死亡。”[45]第二首诗写于拿破仑的遗体被送回法国时，其中一节是：
他的宫室已经倒塌，他的王冠已经落地，
他在梦中憧憬的世界帝国已经化为废墟。
一切都已消逝。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没有后裔，
他独自躺在月桂树下长眠不起。[46]
这位“亚历山大”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1806年的耶拿战役，而这位巴门之子将普鲁士的这次失败看作德国的第二次复兴。普鲁士和德国具有1806年前和1806年后这两种存在方式。其1806年前的存在方式是滑入专制主义和在社会政治上顺从的文化见证。普鲁士的第一次复兴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位期间，青年恩格斯将他设想为一个重要的内部改革者。在这一点上，青年恩格斯赞同科本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47]（参见本书第3章）。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在普鲁士君主政体的贵族停滞中凋谢了。普鲁士的第一次复兴被普鲁士的第一次倒退扑灭了。
然而，这位“亚历山大”在1806年复兴了普鲁士内部改革，开启了施泰因和哈登伯格的时代。1806年后的普鲁士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48]，许多中世纪的残余被连根拔起。
被自由战争释放的德国统一的梦想未能在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上幸存。1815年的决议再次使德国支离破碎为两大君主制国家，即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更小的君主国。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青年恩格斯以这段话表示对德国统一失败的遗憾：
召开了几次会议，这使德国人有时间睡一大觉以消解他们对自由的陶醉，让他们醒来以后重新恢复皇帝陛下和恭顺臣民之间的旧关系。[49]
民族主义愿望在德国的失败标志着内部的改革也被击败了。施泰因—哈登伯格时代结束了，而德国的国内政治普遍遭遇保守主义的反动。这得到了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正统的支持。德国领土的统一没有实现，但祭坛和王位的统一胜利了。这相当于德国自由主义的第二次破灭。
然而，不管怎样，在普鲁士和南德意志燃烧的来自1830年火山的火花仍在德国自由主义中燃烧着。在《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说明他偏爱北德意志自由主义。[50]普鲁士在1813年解放战争中夺取了德国领导者的旗帜。德意志化是德国最重要的需求，而青年恩格斯将普鲁士看作德意志化最可能的孵化器。
德意志化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觉醒。德意志化意味着克服了德国的党派意识，并认识到要以一种单一的民族精神代替分权制的君主专制王国。它意味着一种单一的国家身份的确立，因为普鲁士夺取了1813年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青年恩格斯将霍亨索伦王权看作这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身份的潜在创建者。
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北德意志自由主义，享有继承其哲学遗产的更多优势。普鲁士丰富的哲学传统将这个王国定位为德意志化的先锋队。当谈到哲学作为德意志化的资源时，青年恩格斯想起了黑格尔主义。青年恩格斯写道：“近代的德国哲学”是“德国的心脏”。[51]
德意志化的一个消极方面是，试图排斥法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法国是启蒙、唯物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以及革命政治思想的故乡，而德意志化采取一些措施，建立一种阻挡任何法国文化渗透的国家屏障。德意志化的一个危险的方面是，将文化孤立于欧洲的进一步发展。[52]
南德意志自由主义尽管富有思想，但缺少领土中心。它缺少能将德意志德意志化或能界定一个民族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心。南德意志的世界主义不应该是为某个国家伪造的铁匠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