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年恩格斯认同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解释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结合时，他成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这种新的信念，这种对黑格尔的重读，在他写于1842年7月8日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再次得到表述：
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86]
撇开论及亚历山大·荣克的文章，在青年恩格斯于1841年年末离开柏林之前，他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转变就已经发生了。
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是他思想不一致的另一种表现。当青年恩格斯在1838年来到不来梅的时候，他成了一个青年德意志派，但到了1841年，他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信奉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时间持续了大约一年，大概十二个月之后，他接受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这证明他在学术上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4）阿尔诺德·卢格开创性的作用。
在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过程中，卢格这个人是不能忽略的。除了白尔尼之外，卢格对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卢格最早编辑了《哈雷年鉴》。当这本杂志遭到霍亨索伦王权压制的时候，卢格没有被说服继续编辑这本杂志，而是创办了另一本名为《德国年鉴》的刊物。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中，卢格提出了批判文学以及普鲁士政治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传达的是普鲁士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而卢格将黑格尔视作这个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强硬支持者。
青年恩格斯最早提到卢格的《哈雷年鉴》是在1840年5月的评论《现代的论战》[87]中。此后，《哈雷年鉴》《德国年鉴》以及卢格本人，经常在青年恩格斯的书信和文章中被提及。这两本杂志和卢格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精神在德国仍有活力的证明，而这种反抗的思想之父是黑格尔。
在1840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呼吁停止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之间的争吵：“但愿他们（谷兹科和蒙特）从《哈雷年鉴》那里学习到，论战只能针对往日的遗毒和死者的幽灵。”[88]同样是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宣布自己加入了“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他还写道，仅仅“甘斯，罗生克兰茨，卢格等才配称为”黑格尔真正的学生。[89]四个月之后，青年恩格斯在他发表于《德意志电讯》上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引用《哈雷年鉴》，表明他是卢格这本杂志的热心读者。[90]
1841年1月，青年恩格斯为《德意志电讯》撰写了评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卢格关于实践的论文一定是影响青年恩格斯的最初理论成果，因为恩格斯写道，《哈雷年鉴》“把一篇有关‘政治实践’的评论同……联系在一起”[91]。青年恩格斯意识到，正如施特劳斯用理性去批判神学一样，爱德华·甘斯和卢格主张用政治实践去批判那个时代的反动状况。青年恩格斯意识到，卢格表明黑格尔派哲学必须被用于反对当时政治的批判工作，并写道，仍然是卢格描述了“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的协调一致”[92]，“公开地表述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93]。
青年恩格斯开始使自己与青年德意志派分离，因为这个运动还是太文学化，它沉浸在主观世界中。青年德意志仍然限于美学和自我的领域，从未充分实现它所寻求的社会政治解放的目标。到1841年，青年恩格斯放弃了美学的优先性和波希米亚的首要性，认识到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改变社会政治环境。
青年恩格斯超越青年德意志派转到青年黑格尔主义，是通过白尔尼和卢格的桥梁。这条发展线索是从白尔尼到卢格再到青年黑格尔派，而青年恩格斯完成了这个漫游。
在呼吁理论和实践在卢格意义上的统一时，青年恩格斯显然优先看待实践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作为行动指针的理论需要，而正是这种理论上的需要使青年恩格斯走向黑格尔。
5。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青年恩格斯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列，促使他在1841年9月迁居柏林。他需要服完有利于自己的为期一年的兵役，因为他服役的这支军队（炮兵部队）需要他驻扎在柏林。柏林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中心，而青年恩格斯收获颇丰，因为在晚上——在下午履行了军事义务之后，他开始亲自去了解青年黑格尔派群体中的主角。他继续将自己一分为二。
我对青年恩格斯哲学成长经历的讨论，解释的是青年恩格斯趋向于黑格尔仅仅是在他1841年9月到柏林之后。青年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写于1842～1843年的论述弗里德里希·谢林的三个小册子。然而，为了描绘他理解黑格尔的完整图景，标出他在1841年和撰写关于谢林的小册子之间理解黑格尔的发展轨迹是很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揣摩黑格尔的什么概念被青年恩格斯带到了柏林，以及他参加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哪些课程。
他第一次提到黑格尔的著作是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在信中，他评论了《历史哲学》。[94]大约三个月后，在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再次提到《历史哲学》。[95]青年恩格斯在1841年1月阅读了《哲学全书》，因为他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提请人们注意该书。[96]我还认为青年恩格斯读过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暮年的私人日记中，老年恩格斯保存了《法哲学原理》的复写本。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第四部分第32卷的文本。[97]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被标记的这本书是恩格斯在1841年时拥有的，因此我认为他在那个时期读过这个文本。
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都是爱德华·甘斯（黑格尔的学生和同事）著作的受益者。黑格尔逝世后，甘斯组建了一个黑格尔爱好者的团体，取名为“永恒之友”。这个团体在1831年和1835年出版了他们的老师在他们所在时代的全集。青年恩格斯知道甘斯编的全集，因为他在1842年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中提到过它。[98]我据此认为，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已经接触了他能够得到的黑格尔的大多数文本。
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表述，我们可以在他1841年9月由政治和哲学两个维度组成的著述中找到。从政治方面看，青年恩格斯意识到黑格尔本人不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本人是一个保守派，而青年黑格尔派是政治上的改革者。从政治忠诚的观点看，一个巨大的鸿沟将黑格尔本人与青年黑格尔派区分开来。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本人激进化，或曰他们将黑格尔理性的自我意识思想解释为一种政治批判的工具。从政治的视角看，青年恩格斯拥护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反对黑格尔本人的政治学。
信奉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学并不意味着摒弃黑格尔本人的哲学。青年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和右翼黑格尔派哲学的混合体。
在哲学方面，青年恩格斯采纳了黑格尔本人思想的右翼的观点。青年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和老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综合者。
在诉诸老年黑格尔派哲学时，青年恩格斯也主张客观实在，即黑格尔本人思想抽象方面的存在。青年恩格斯否认主观意识的重要性。
接受黑格尔本人是一个理性泛神论的表述者这个信念后，青年恩格斯强调客观实在的作用，强调抽象的力量。他认为客观实在的、实际的情况是合乎理性的，或者说现实取决于理性。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同意黑格尔关于上帝和人同一的原则。[99]理性是神圣的，而神圣的东西使自己在人类世界中成为现实。因此，客观实在性、理性凌驾于个人之上。
当青年恩格斯将历史书写成可以在其上绘制自己思想的画布时，他提出了历史必然性概念。理性泛神论使他相信，概念的展开是历史中的支配性主题。这个主张的另一方面是确信，根据概念来发展对历史而言是必要的，或者说必要性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原则。
同样是在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捍卫黑格尔本人的立场，即总体高于个别。在做出这一主张时，这位巴门之子暗示个人是局部性的。个人不能在他自身中完成，抽象高于主体。青年恩格斯削弱了主体的作用，使它附属于普遍和抽象。[100]
概念是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101]在同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描述了黑格尔的概念和神的关系。他写道：“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恩格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发现，理性主义是理性和宗教统一的基础。理性行使了与宗教相同的功能：它提供了对于历史存在的一般说明。1839年10月29日，青年恩格斯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指出黑格尔派的教义取决于“世界灵魂”是否存在，而他赞同黑格尔派的这个预设。[102]
主观意识的作用没有被青年恩格斯彻底掌握。当接受黑格尔的泛神论观念时，青年恩格斯认为普遍观念是历史决定性的推动力。他完全忽视了黑格尔——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的主观意识的重要性。主观意识是否定性的首要力量，历史意识的激励力量。由于授权个人，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主观意识是改变社会状况的否定性力量。青年恩格斯未能成功地领会主观意识的重要作用，因为他继续相信“世界灵魂”的思辨概念，或者说他继续相信“概念的发展”。
此外，青年恩格斯没有揣摩批判的手段。他赞赏卢格。卢格确实批判了普鲁士国家，但恩格斯没有掌握运用批判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