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38～1841年——恩格斯在不来梅02
4。青年德意志运动
青年恩格斯与弗里德里希和威廉·格雷培的通信，表明了他的思想的易变性以及他对黑格尔的最初接受。但他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论述提供了他在1839～1841年对黑格尔的更深入的洞察。在下面的段落中，我将简要地描述青年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评价，重点放在青年德意志运动如何对青年恩格斯最初接受黑格尔产生影响上。我将写到黑格尔在青年德意志运动中的地位，以便确定他在青年恩格斯心目中的地位。
恩格斯在第一篇发表的作品《伍珀河谷来信》和1839年4月的一封信中提到青年德意志运动，他将加尔文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与海因里希·海涅、卡尔·谷兹科和西奥多·蒙特的进步主义进行比较。[67]青年恩格斯把青年德意志派当作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而不是哲学家。此外，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文学评论家，为报纸撰写文章，评价诗歌、戏剧以及青年德意志艺术家的小说。
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关系分为以下时期：作为青年德意志派政论家的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青年黑格尔派，阿尔诺德·卢格开创性的作用。
（1）作为青年德意志派政论家的青年恩格斯。
从1838年来不来梅到1840年年末，这是青年恩格斯忠诚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日子。最能充分地捕捉到他献身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是他1840年的文本《现代文学生活》。[68]在那里，青年恩格斯将谷兹科赞美为文学天才。有必要回忆他1839年6月15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在那时，青年恩格斯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青年德意志派”了。
谷兹科对这个巴门之子具有构成性的影响。这位发表了青年恩格斯写于1839年3月至1841年4月的20篇文章的《德意志电讯》编辑[69]，是青年恩格斯文学生涯的催化剂。这位《德意志电讯》编辑采纳了这个巴门之子投来的新闻稿，为他提供了最初的鼓励，因此推动了他的文学生涯。青年恩格斯对谷兹科著作的积极评价有一部分就是他对这位《德意志电讯》编辑的感言。此外，谷兹科介绍青年恩格斯了解白尔尼。谷兹科将白尔尼称作“现代摩西”，还撰写了白尔尼的传记。[70]
在另一系列为《德意志电讯》撰写的文章中，青年恩格斯也说明了为什么谷兹科是那些请他注意黑格尔的人之一。在这些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引用了谷兹科的著作《论历史哲学》。在那里，谷兹科解释了黑格尔本人的历史哲学。[71]为了证明青年德意志派在何种程度上吸引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注意，他做出了如下考察：
如果是那样，当然就得改变观点，我们也就可以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渗透，——所谓青年德意志的一部分人早已为我们所期待的相互渗透做了前期工作。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这条路与前面两条相比，确实有些可笑，也就是说，这条道路假定黑格尔对美文学的影响毫无意义。不过，我认为，只有少数人能下决心选择这条道路。[72]
然而，谷兹科对青年恩格斯发展的帮助并未防止他们的关系因争论而被损害。在皮特·德梅茨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与诗人》中，他近乎指责青年恩格斯剽窃。德梅茨指出，青年恩格斯的早期文学评论基本上是对谷兹科当时主张的重述。[73]在他们分道扬镳之后，谷兹科曾以颇带贬意的口气将青年恩格斯说成是“青年德意志的公司办事员”[74]。而在1842年12月6日的一封信中，他感到遗憾的是，“引导奥斯瓦尔德了解文学的可悲的荣誉不幸属于我”[75]。谷兹科的其他评论也贬低了青年恩格斯的贡献。
帮助青年恩格斯关注黑格尔的另一位青年德意志成员是卡尔·蒙特。《时代的倒退征兆》这篇文章，提请人们注意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动政策，并将青年德意志运动视为抵制这种蒙昧主义的反对党。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和蒙特置于这支反对党的军队中，将蒙特赞美为“第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黑格尔范畴引进文学的人”[76]。蒙特超出了黑格尔派对哲学的影响而使之进入文学。
在青年恩格斯1840年5月写的另一组文学评论《现代的论战》中，他描述了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内部斗争。这个描述了谷兹科和蒙特之间敌对的新闻片段预示着青年德意志派的解散。蒙特被描述为一个黑格尔派的倡导者，但对青年恩格斯来说，“蒙特却躲在黑格尔体系这棵大树所投下的安全的阴影里”[77]。蒙特也是“受过黑格尔的影响，经历过柏林社会生活”[78]的可靠的向导。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12月至1840年1月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段他接受黑格尔的时期，我们可以从蒙特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
有必要在这里提到1842年夏天，青年恩格斯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转变了他对蒙特的肯定态度，并批评他为合理的哲学思想的阻碍者。
还有一位提醒青年恩格斯关注黑格尔思想的青年德意志运动成员是弗里德里希·奎纳。青年恩格斯对奎纳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些改变。1840年2月27日，青年恩格斯指出，奎纳试图将黑格尔和现代文学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他模仿的是蒙特。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中，青年恩格斯评论奎纳“在第一卷[79]的很多地方试图把黑格尔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语”[80]。四个月之后，1840年5月26日，在《现代文学生活》中，青年恩格斯改变了他对奎纳的评价，看到他“正在黑格尔体系的迷宫中寻找出路”[81]。
然而，在1839年至1840年年末的这段时间里，青年恩格斯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黑格尔与艺术有关的思想。青年恩格斯试图在美学领域确认黑格尔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将表明他在1839～1840年的这个趋向于黑格尔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此外，让青年恩格斯认识到黑格尔重要性的，是青年德意志运动还为这位巴门之子介绍了社会抗议的例子。将文学用于他们的宣传，谷兹科、蒙特和奎纳是抵制1830年后的德国自相矛盾的加尔文主义和虔诚主义的模范。他们是不遵照传统生活的人，而且都受到圣西门和皮尔·安凡丹的信条所宣告的性解放的神旨的影响。[82]这个神旨引起了青年恩格斯波希米亚风格的共鸣。作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不遵照传统生活的人，青年德意志运动起到了鼓励青年恩格斯进行反抗的作用。
在对青年德意志派的辩护中，青年恩格斯再次表明自己是一个政论家。1839年至1840年年末，青年恩格斯扮演了青年德意志派的辩护士的角色。他是这个运动的主角，为报纸填补了对他们文学作品的解释和赞扬。
（2）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
正如我此前所论述的，1840年1月，青年恩格斯宣布自己是一个黑格尔派了。一个月后，1840年2月8日，他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写了如下几句话：
此外，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他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承认黑格尔关于任何上帝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原则。[83]
青年恩格斯迅速转向黑格尔派阵营是他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的动力。青年恩格斯附属青年德意志派的丧钟在他1842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敲响，在这里，他确信“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84]。
与青年德意志派的破裂，使青年恩格斯从文学转入社会政治批判。由于认识到艺术不能改变世界，青年恩格斯从美学拓展到政治和历史，用社会批判取代了艺术批判。
（3）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青年黑格尔派。
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费尔巴哈和鲍威尔是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活生生的例子，即参与政治活动具有比文学更大的变革力量。
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这在他写于1841年1月的文章《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得到了证明。在这组评论中，他并未将黑格尔解释为普鲁士专制政治的捍卫者，而是将他解释为政治社会变革的公民权利保护者。从青年黑格尔派借鉴来的这种对黑格尔的解释，为青年恩格斯将自己融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提供了合理性说明。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这篇文章中，这位巴门之子写道：
同白尔尼并驾齐驱而又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一个思想家，他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体系献给了国家。当局没有下工夫去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以及晦涩的文风。当局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竟敢从理论的风平浪静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