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模式在两人对历史法学派的评价中得到了证明。青年马克思的这个反应蕴含在他发表于1842年8月9日《莱茵报》上的文章《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163]
从本质上看，青年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抨击重现了甘斯反对萨维尼的斗争。通过将甘斯的传统永久化，青年马克思表明他信奉批判的黑格尔派思想，试图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用作政治进步主义的手段。
青年马克思驳斥了历史法学派的实证性。他拒绝将经验当作合法性的基础；存在的未必是正确的，或者说莱奥的法学未必是正确的。历史法学派是对胡果·格劳秀斯的自然法传统的表述，它也来自启蒙的经验主义。青年马克思拒绝从约翰·洛克的法律实证主义到大卫·休谟的感觉实证主义的所有实证形式。[164]
由于捍卫批判的黑格尔主义，青年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性塑造了现实。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复述了甘斯的思想，即法律的演变是历史的，法律体系的变化不反映实在而是历史的结果。不同的法律体系是历史发展被带进存在的形式。历史性是法律的本质。
尽管青年恩格斯没有直接面对历史法学派自身，但他确实面对了这个理论的领导者之一莱奥。青年恩格斯与莱奥的交战在写于1842年10月却发表在1843年乔治·海尔维格主编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的文章《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中得到了简要的描述。[165]
这篇文章是从一个政治评论家的角度撰写的。它悲叹通过宗教授权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王权合法化的尝试。青年恩格斯认为，这种君主专制的宗教神圣化是中世纪原则的回归。
这篇文章提到了莱奥，却没有提到历史法学派。通过暗示，青年恩格斯表明，法学理论也能成为君主政治的法律工具：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证明意识形态工具、宗教、法律何以作为将独裁理性化的观点而被王权剥夺了。[166]
与青年马克思相反，青年恩格斯没有尝试运用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来抨击普鲁士独裁者、历史法学派或莱奥。更确切地说，他撰写的是一种直接的长篇政论，一种新闻曝光。
青年恩格斯显示了对甘斯抨击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层面的全然无知。与青年马克思不同，青年恩格斯没有任何关于甘斯驳斥历史法学派、萨维尼和莱奥的理论原则的知识。这表明他不了解甘斯的法律历史性概念，不了解社会是随着时代发展的结构整体这种思想，不了解甘斯对财产本身具有历史的认识。青年恩格斯在对莱奥的攻击中没有运用甘斯或黑格尔的任何哲学方法论。青年恩格斯全然避开了甘斯所有关于解放的方法论，这表明他在哲学上是不成熟的。
最后，本章的主题——确认青年恩格斯在哲学领域的缺陷——来自青年恩格斯自己。青年恩格斯的自我评价是诚恳的自我谴责。1842年7月26日，他给卢格写了一封真诚的自我流露的信，在信中他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的学生存在不足之处。
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很清楚，我还年轻，是个哲学自学者。我所学到的知识足以使自己形成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但是要想有效地、有的放矢地为这种信念去工作，这些知识还不够。我当了“兜售”哲学的人，人们就会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我没获得博士文凭，也就无权探讨哲学问题。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此外，现在我不能过分分散我的时间，因为不久以后，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商。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尝试的结果就说明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富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积极参加本世纪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感到满意了；现在我认为我的义务是学习，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学习，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167]
在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关注他过的双重生活。他认识到当自己再次写作时，他必须“署上自己的名字”，同时预料到“我大概又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商”。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是秘密参与德国进步政治活动的，隐藏在他父亲公司的名义下。1842年7月之前，他一直使用笔名，从未公开声明自己的信仰。他暗示自己将很快去往英国曼彻斯特，作为合伙人管理欧门—恩格斯的家族公司。1842年年底，青年恩格斯确实到曼彻斯特管理这家公司，直到1870年，或者说直到他50岁。从17岁直到50岁，恩格斯花费了大量时间倾注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商，而在晚上，他则致力于新闻写作和思想研究。直到50岁时，恩格斯还是一个秘密的革命者。他不能要求他的家庭接受他的所作所为，以此确立自己的身份，因而不得不在午夜的黑暗中隐藏了真实的自己。
青年恩格斯从未接受自己的建议。这段话的开头一句说：“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青年恩格斯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认识到他的哲学知识是肤浅的。但青年恩格斯没有“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因为他于1842年10月再次写作，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发表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11月，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在科隆第一次会面，但这次会面并不成功。其实他最先见到的是赫斯，和赫斯的会面很顺利。在《莱茵报》的这些联络之后，青年恩格斯动身去曼彻斯特。他从未使自己有必需的时间从事认真的哲学研究，从未获得对主体的精深理解，因而毕生在哲学思想上都是幼稚的。
上述这段话是青年恩格斯对自己在哲学领域或普遍的思想方面缺乏能力的个人认识。他高中没毕业，从未进入大学，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而青年恩格斯承认，这些差距使他对哲学或普遍文化研究的把握仅仅是肤浅的。他对黑格尔的洞察是业余的，而他在这个领域的无能，使他在尝试运用黑格尔的哲学以及黑格尔其他领域思想的过程中做出了令人惊讶的错误阐述。
本章致力于深入探究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阶段，即1839年到1842年，以揭示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恩格斯主义——的来源。这两种对黑格尔借用的截然相反的路径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发展的根源。他们对黑格尔所做的有问题的解读是他们的分歧产生的基础。
由于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马克思主义始于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体的转换。黑格尔的主体是区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的思辨哲学，或者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关键。当青年马克思采用了通往哲学的主体路径时，他自觉地打破了思辨哲学的传统。
1839～1842年这段历史也表明，青年马克思尝试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或者说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与主体相融合。青年马克思对批判的规定可以被归结为如下要素：（a）运用诸如本质和现象等黑格尔的范畴；（b）主体意识是运用这些范畴的中介；（c）主体意识将黑格尔的概念用作研究社会的工具。采用这三个要素的批判，认同政治进步主义，青年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并将其转换为批判当时世界的手段。
恩格斯主义的成因在于青年恩格斯没能接受黑格尔的主观性思想。恩格斯仍然是黑格尔右派的囚徒，他从未离开17世纪这种形而上学传统。晚年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规定是他没能离开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学派的直接结果。
青年恩格斯没有尝试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或者说他没能成功地使主体意识哲学化，这显然妨碍了他尝试黑格尔主义方法论。青年恩格斯没能使主体意识和黑格尔主义的逻辑形式——诸如本质和现象——结合起来，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创造出一种主体的社会批判。
[1]Mayer，Gustav，Fridrigels，TheHague，1934。
[2]Hobsbawm，ErigelsandPre-MarxianSocialism，”ioryofMarxism，ed。byEri，Bloomington，1982，vol。1，p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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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edmaheHistoryofMarxism，”ioryofMarxism，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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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evin，ragiarxgles，SantaBarbara，1975。
[10]Carver，Terrell，MarxandEngels，Bloomington，1983，p。157。
[11]Carver，Terrell，MarxandEngels，Bloomington，1983。，p。37。
[12]Kouvelakis，Stathis，Philosophyai。M。Goshgarian，London，2003。
[13]Mayer，Fridrigels，p。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Marx-Eausgabe（MEGA），Berlin，1976。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249～252页。